沈宏非:过年是道绝对命令,无人敢违抗春节

澎湃新闻记者 张博

2016-02-07 11: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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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匮乏的年代,因为突然丰盛起来的饮食,使春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年夜饭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饭。在精心置办年货后,除夕夜全家团聚,吃着丰盛的菜肴,一起守岁。放鞭炮、贴大红春联是为了驱赶“年”这个怪兽,吃年糕是为了讨“年年高”的口彩。
过年的一系列仪式营造了节日气氛,物质匮乏的衬托下年味儿更浓。
除夕之夜,澎湃新闻邀请沈宏非先生与读者分享他儿时记忆中的年夜饭。
匮乏年代备年饭:遍地英雄下夕烟,磨刀霍霍向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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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家里现在吃年夜饭,是自己做还是去饭店吃呢?如果在家里会吃什么呢?
沈宏非:本来去饭店吃很方便的,但是除夕夜一来车不好打,二来天气冷,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还是在家里吃吃就好了。我家已经吃了好几年广东盆菜了,买饭店里预先做好的那种,连锅带汁一块儿送到家里。菜都码放好了,汤汁是另外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吃之前先把汁浇下去,再把盆菜架到瓦斯炉上边热边吃。内容很丰富,有鲍鱼、带子、烧鹅等一堆好料,足够一家人围炉。盆菜吃完,再上一道饺子,皆大欢喜了!
原来上海只有几家粤菜店做外卖盆菜年夜饭,今年几乎家家都在做,直接订或者买礼券都可以,这就说明有市场。因为一来,现在过年大家其实吃不下太多的,准备很多菜意义不大;二来保姆阿姨也都回家了,没人做饭、洗盘子。但过年总要有点儿样子,那么盆菜就能满足各种要求,既有气氛,又能省事。
澎湃新闻:上海本地传统的年夜饭,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沈宏非:“上海”的所指太复杂,我只能说说我小时候自己家里和邻居的情况。1960、1970年代那个时候,准备年夜饭是很浩大的工程,有点“遍地英雄下夕烟”和“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意思了。从领取各种票证和买菜开始。平时的菜场里,没什么可买的,有些东西是真的要到过年了才能凭票去买,那才真的叫“年货”。那些票据,是根据你家有几个户口来发的。按户口人数的多少分为大户、小户。
比如上海人很爱吃的小核桃,作为一种年货,是凭票证供应的,虽然在黑市上票证有价,但是去南货店凭票购买时,钱还是要付。前几年,我问过杭州人李庆西:为什么你们杭州人这么恨上海人?按理说,上海人经常跑去杭州消费花钱,应该爱才是啊。他答道:“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吧,‘文革’时候,虽然作为产区,杭州人过年其实是很难吃到山核桃的,问父母,父母就会跟小孩讲,‘都给上海人吃掉了喏!’”
凭票供应的年货,除了山核桃,还有大鱼大肉和蜜饯等等。户口多的“大户”还可以凭票买个猪头,从小菜场里买回来的猪头,一个个都挂在公用的走廊里,很壮观,馋死人。
置办好年货以后,年三十的下午就要开始做年夜饭了。年三十那顿最重要,那时候厨房都在走廊上,早期还用煤球炉,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忙着煎蛋饺,肉香逼人。
从前的年夜饭:比平时饭菜“豪华”十倍,家里需备好消化药
蛋饺制作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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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那顿重要在哪里呢?
沈宏非:第一,是因为这一顿真的很丰富。能吃到很多平时买不到的食材,论“豪华”程度,大概堪比平时饭菜的十倍;第二,因为食材罕有,所以烧起来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时下重料。当时做年夜饭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写个菜单的。不过没有电视看,也没什么春晚,吃完饭也就洗洗睡了。因此那顿饭吃得会比较长,一边吃还要一边做嘛。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会专门备好消化药,因为真材实料的大鱼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撑不消化。
印象中,年夜饭必备的有蛋饺、年糕,全鸡全鸭或整蹄膀,还有酒酿、甜羹等。那时的甜羹,也就是把罐头水果拿出来煮个羹。
至于现在过年会吃的熏鱼、春卷、龙虾片之类⋯⋯告诉你一个规律:凡是需要起大油锅、需要用很多油去炸的,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里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很费油,油也要凭票的。小时候经过淮海路,看到食品店门口支了一口大油锅在那里炸龙虾片,心里会想:我的天!太奢侈了!居然有那么大一锅油!到底是公家的!平常百姓,谁家舍得用这么多油来炸东西吃啊。
澎湃新闻:除了上海,您对其他地方的年夜饭必备菜品有了解吗?
沈宏非:各地的年俗太不一样了,不过也总会有一些讨口彩的菜。有很多地方年夜饭一定要有鱼。我第一次在年夜饭吃到鱼,是1983年,春节我没回上海,留在广州,被一位广州的同班同学请到家里去吃了年夜饭。他们家几代都是广州人。印象最深的是,吃到快结束时,上来一条鱼,在那条真鱼旁边,还有一条木头做的鱼,意思是:你把那一条鱼吃完了,还会余下一条鱼,年年有余。鱼之外,蚝豉、发菜、猪手并称“好事发财就手”,以及煎堆什么的,也都是广州年夜饭必吃的。
澎湃新闻:广州一带是不是对年俗特别讲究?
沈宏非:可能因为平时就吃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吃年夜饭倒不是特别讲究,更在意的是逛花市,粤语叫“行花街”。过年前后好几天,整几条街都是卖花和各种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儿。而且买家和卖家会博弈,因为过了年三十,卖家就会大减价,就看哪一方摒得牢了。
你去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里面写花市写得很详细,不过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的花市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卖的东西和城隍庙差不太多。
澎湃新闻:上海以前大年初一不能开灶,是什么讲究?
沈宏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吧,据说是因为腊月二十四晚上要把灶王爷送到天上述职。不过我小时候上海貌似并没有这种习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灶王爷”这路神仙。说难听点,连个像样的灶都没有,还什么灶神?起码在我们黄浦区是闻所未闻。
饺子是一种难得的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澎湃新闻:除了年夜饭,您小时候过年还期待什么呢?
沈宏非:对小朋友来说,无非就是换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顿年夜饭什么的。也没什么压岁钱,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给你个硬币意思一下。红包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是没见过的,店里也没有这个卖。当时平均月收入才三十块钱左右。而且,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你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些年俗,很多都是近三十年来才有或者才恢复的。六七十年代,春节没有放这么长的假,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移风易俗”的时尚之中,春节及其习俗是被压制的(乡下可能还好)。春节被恢复成今天这样的“公序良俗”,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
因此,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期待,都是吃吃吃。这个意思,其实夏丏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达过了:“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澎湃新闻:现在过年大家就发发微信,以前过年亲戚会来串门吧?
沈宏非:以前家里都没电话的,就算有公用的传呼电话,也不大有人习惯来之前先打个电话预约。所以有人来登门拜年,你会很期待(尤其是小孩子):过一会儿拎着大包小包来敲门的会是谁?也不知道他会来几个人,来了是不是要吃饭。那年头,所有来拜年的,都是“不速之客”。
我小时候很喜欢家里来客人的,因为过年那几天,家里大人的脾气会特别好,对小孩的容忍度会比平时高很多。家里整个儿好像换了一个场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除了吃,当时过年没什么娱兴节目。我记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开始偷偷打麻将,还要把毯子铺好,把窗户都关得很严很严。现在“春晚”年年被骂,但还是要看啊。种子就是当年种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还有一个原因,过春节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拟了这个守岁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着电视过零点,无惊无险,难忘今宵。
澎湃新闻:元宵节吃汤团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风俗,还是仅限江南一带?
沈宏非:汤团是吃的,但我小时候貌似没有专门过元宵节这一说的,起码黄浦区是不过的,可能陆家嘴、程家桥一带会过吧。
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过了年初三,日子就会一天天惶恐起来,真的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了”的绝望,大人的脸也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寒假也快到尾声了。
把春节一路不停地过到正月十五(中央电视台好像还专门有一场元宵晚会),是很后来才恢复的吧。不过,按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里的考据,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内部的活动,正月十五开始,春节才成为街头运动,开始有各种公共活动出来,然后一路要持续到清明。
澎湃新闻:您对现在网络上南方人逢年过节就要调侃北方人“又要吃饺子了”的现象有何评论?
沈宏非:节庆的特殊饮食,南方的确比北方丰富。比如三伏,北方的习俗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杭州劳动人民的习俗却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要吃金银蹄”,虽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
饺子尽管是个很北方的食品,难得的是调侃归调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动手包的话,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饺子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过年是种绝对命令,没人敢违抗春节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好像压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
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
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就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
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
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
我们对过年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
澎湃新闻:您现在看待过年一般是怎样的心态?
沈宏非:比较矛盾,比较拧巴。过年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农业社会遗风,也不妨视之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对它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从今年禁止到来年容许、不断变来变去的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各种规定,到尽管已经感觉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着头皮从头到底吃完的年夜饭;从“团聚”的温暖,到道途的艰难;从供应过剩的商品,到必须“置办”的“年货”;从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习俗和现实,就是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
总之,全社会一旦进入“过年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甚真实甚至不无魔幻的穿越感。
在六七十年代,春节作为一种“旧俗”是受到主流压制的,主流的态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而我个人对“过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响,《白毛女》第一幕就是过年,大年夜。好的(红头绳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饺子)和坏的(死家长 / 被绑架),团聚和分离,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间转换。这种久远的间接体验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如何看待“春节”这件事情上,童年的经验正在不断显现出它势大无穷的后劲。
(感谢盛韵对此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博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沈宏非,年夜饭,上海,情人节,蛋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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