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为什么要废除春节?

张光润

2016-02-10 11: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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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二月晦日,是传统春节的除夕。这一天也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也在当晚一家团圆中开席。按照传统,当天的祀先,也有将祖先请回来团圆的意思。团团圆圆中的历史和家庭伦理,以及人们在节日中许下的美好愿望,让春节的意义历久弥新。
但百余年前,春节却在被查禁之列。事情要从民初说起,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
当时,清室倾覆,民国草创。新政府“改历改元”,原是延续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内中有追求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的意思。改用阳历(又作国历、新历),也就废除了农历(又作旧历、废历、夏历、古历),按农历计算的春节便在取缔之列。
相安无事的官、民过年
虽然明文废止了农历,但千年相沿的民众生活,都是遵照农历的岁时节令度日,早已颠沛造次无违于是。农人安排农事、商店清理账目、民间婚丧嫁娶、缔结财产契据,乃至集镇墟市和庙会赛会,无一不是遵照农历。林耀华1940年代的《金翼》亲切解释了此中缘由: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十五天便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阴历的一个月中有两个周期。商人和水手便是按阴历系统过日子,这方面他们和农民一样。农民就靠阴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自己的农事。这反映出潮水涨落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习惯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来决定装货、卸货的时间及运输安排、航行速度和交易的快慢。
因而,真要在朝夕之间,下一纸令文,移掉农历,只能浩叹民众难于更始。农历不能遽废,春节也就照过。
袁氏当国,无暇推广新历,反倒每逢春节,让政府“向例放假三日,以资休息”。黎元洪上台后,要洗刷一番,说“春节日,府中各机关在职人员,仍照常办公,亦不得藉词请假”。但也只是恩及官厅,功不至于百姓。
官厅和民间各自过年,社会上就出现了过完阳历年又过阴历年,“一年两元旦之奇观”。若阴历元旦在阳历1月,便是一月过两次年。1925年1月1日,颜惠庆去了一趟陆军部大楼,然后在正觉寺玩了一天。24日大年初一,颜又到段祺瑞、王正廷等“府上投刺致意”。阳历年的热闹,除了官厅悬挂国旗、具文道贺外,常熟的徐兆玮说“(1934年)阳历元旦日,寂无举动,惟小学校放假,稍为点缀耳”。阴历年则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1921年,王卓然对厂甸的春节庙会作了调查,翌年撰成《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他说:“北京厂甸的春节会,每年由夏历一月一日起,到十五止,天天车如流水,马如游龙,逛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摩肩接股,热闹极了。”
据王氏的调查,春节会上的商家有六十八种,七百二十户。游人熙熙攘攘,纷集往来,玩风车、吃糖葫芦,抽签、玩转盘撞赌运,参观陈列所,以及围在高校师生义卖摊位凑热闹,每天都在三万五千人次以上,整个春节则有六十万人次的客流量。调查意在改造社会,王氏也曾比着洋博士的论著,指摘个中的不良现象,但承认春节会的好处。譬如,提倡国货,可免“利权外溢”;调和金融;增加“平民主义精神”。高师附中的售物助赈,更能发扬牺牲和服务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线曙光”。
通观这份《调查与研究》,无一字计较春节庙会在按农历计算。就是主管厂甸的内务部市政公所和右外一区巡警所,在王氏去申请售书助赈执照时,也只是就事论事,说义卖收益和治安问题,此外别无半字。其实,官厅参与厂甸春节会,比民间还积极。内务部市政公所主持的海王村公园陈列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天天开业,而王氏的售书助赈,只营业两天。
北京政府时期的春节,虽于有乖于改历法令,但政府听之任之,或与民同乐。官、民也能相安无事各自过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厅自认孙中山的衣钵传人,不能坐视民间过旧历年,不奉民国正朔。

查禁中的春节
北伐尚未告成,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总政治部对民初以来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局面,深以为耻,“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要求政府督促民间厉行阳历,开口即说春节:
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1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废除旧历。这条消息也是很晚才传到上海,“(汉口)政府决定废除旧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
这一年,不在国民政府辖区的常熟,尽管市面萧条,除夕仍是新年景象。当地人徐兆玮在日记(2月1日)中说,“今日除夕,廛市萧条,闻典当中人极拥挤,夜犹未绝,可想见闾阎之困。”民间最重春节,赤贫人家,到除夕当天,即便到当铺质当,也会略备年货。当铺在除夕夜的拥挤,虽是哀民生之多艰,但也是颇有年味。不在广州国民政府辖区的北京,也是照过阴历年。北京大学放寒假二十一天,从1月31日起,至2月20日,即腊月廿八到正月十九。而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福建,也有过阴历年的。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除夕夜有“振玉邀吃年饭”,席间宾主九人,杯盏几巡,“回思旧事,甚起怅惘”。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1928年的两个新年。阳历元旦,蒋早起,自思责任重大,乃效曾国藩诵“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袁了凡语)立志。时,蒋已决定再度出山,“决然誓之曰: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民生凋敝,党国分崩,余岂可坐视其再误乎?毋求一家之幸福,勉进革命之责任,守此誓言,始终勿渝”。1月22日,“今夕为除夕”,蒋“以夫人来归,乃第一次度岁”,“邀友好与戚眷属,皆来聚坐守岁”。蒋介石在1928年过两个新年,虽有碍政府法令,却在情理之中,也是阴历新年于法理当废、于民情当存的生动写照。
1928年,南京国政府饬令移花接木式查禁春节。11月8日,行政院饬令内政部办理“废除旧历,普用新历”,并请中央党部协同提倡(《行政院秘书处函笺第五四号》)。饬令原是对内政部5月初提案的批复。原案认为,阳、阴历并行,抵牾国体、不利革命、影响国际观瞻,拟具了八条推行新历办法。对春节的意见是移花接木式“指导改良”,把“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饬令批复照办。中央党部也深表赞同,答应“令各级党部从事宣传”,保留“条陈办法,以供参考”的权利。
“废用旧历,普用新历”只是一纸空文。1929年2月9日,“今日为农历岁除,京中显要多赴沪度岁”。蒋介石留在南京度岁,自言:“京中如有变故,几无人负责,故不赴沪,以尽吾责职,家事惟有听之而已。又口占数语自遣曰: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何时得终息。思家兼思亲,我心为母心。感此罔顾极,遥夜独悲吟。”蒋的母亲王彩玉早在十余年前谢世。王氏一生苦难,十九岁丧父,婚后又丧子,还俗再嫁后,膝下才有儿子志清(蒋介石),待儿子事业有成,自己却墓木已拱。蒋氏母子情深,蒋后来游峨眉,有句“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思亲和祀先,本是传统春节题中固有之义。蒋在除夕望念母恩,既是思慕母亲的真情流露,也是春节于情当存的生动说明。
1930年4月1日,蒋介石签署《国民政府训令字第一九五号》,将其余阴历节庆移花接木到阳历庆贺,意在“酌存旧俗”中推行新历。政府认为,废止旧历后,剩下的法定节日,差不多只有“举国追志哀思”纪念日和尚需各方宣传的革命庆典,仅存的阳历新年不足以“调节民众终岁之劳苦”。于是将农历端阳、中秋、重阳、腊八等移至阳历庆贺。对春节而言,这项移花接木的训令,只是重申旧章,再次强调而已。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行国历办法六条”,再次重申旧章,“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
翌年阳历元旦,也就是政府反复重申旧章后的第一个阳历元旦。国民政府如仪举行了盛大庆典,以示表率。这一天,蒋介石的活动满满当当,给孙中山墓致祭、发表元旦讲话、到政府团拜、到党部团拜、授勋、答谢外国使节贺年。同一天,顾颉刚在杭州也看到“商店及人家受省政府之命令,满贴春联,关闭店门,爆竹与闹元宵声不绝”。此前,上海市社会局也再次辟谣,重申春节禁止休假。
但移风易俗,并没有立竿见影。2月17日大年初一,常熟大雪,徐兆玮写道:“或以为瑞”,又调侃说“然旧历新年之娱乐皆埋没于雪中矣”。春节的热闹不废于国府,而埋于大雪。也是这一年,陈垣在批答家书中,将来信“废历年时”,批为“废”作“旧”。第二年,又批答原信“夏历十月十日”,说“夏”作“旧”,“夏历二字实不通,普通用之,皆不通也,不可再用此二字”。大抵也是说无非新旧之争,所谓废历,是废而未废。
几年后,蒋介石仍不免从俗过旧历年。1935年2月4日,“今日为旧历元旦,天朗气清”,蒋“在牯岭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云云”。
民间自然照过春节。在贵州遵义,1941年1月27日,竺可桢虽仍旧到校上班,却在日记中说“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在延安,1943年2月4日除夕,谢觉哉在日记中说,“从今日起放假一周”,并兴起赋诗一律,有句“新年过后又新年,日暖人欢景象千”。次日,“爆竹、年画爆竹、年画、红灯笼比去年热闹”,又说“党政机关人员互相拜年、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人约会,自然地相互道贺”。在昆明,1946年2月1日除夕,梅贻琦带着“除夕人家多不出门”的心情去翠湖赴宴,未散席即辞出,回到家“客人大小廿七八人”。晚间,玩游戏、吃元宵、谈天,“至到六点半天已明,始上床睡觉”。就是到了和战不定的1949年,竺可桢在杭州,仍说“今日(1月28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不禁想到宋人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国民政府对阴历春节的最终态度,大概可以在陈果夫《中华国民生活历》中揣摩。是书耗时十余年,中经政府播迁西南、著者颠沛流离、“只身赍稿”千余里,至1945年始克告成。《生活历》最初为官方组织礼俗专门委员会计划出版品之一。出版时间虽比预定要晚,却也是“供全国采入历书”。书内将一年中的大小节日,按月排比,逐一“斟酌损益,务使能迎合时代”,旨在“整理旧俗,厘定新俗”。照科学的解释,祀先礼神等节日活动中的木主、照片、塑像,实与普通装饰品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它们能够直观提示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想象。而节日可以成为传统,传统可以构建秩序。陈氏“整理旧俗,厘定新俗”,也就是要重新阐释岁时节令背后的传统,构建其意中的社会秩序。
书内对节日的计算方法,虽仍为移花接木式“原则上采用国历”,但承认“其不可移者,则仍其旧”(第3页)。除夕正是按农历寻朔计望,“十二月晦日为除夕”,并列举了二十三项礼俗,有保留的旧俗祀先、接灶、守岁,也有增设的新俗百岁钱、年终总检讨、新年预算。陈氏的意见,含蓄地道出了春节于情当存、于理也当存的事实。

余论
当日舆论对一年中两个新年的现象,有批评政府的,有反思社会的。胡适认为,“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时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黄郛则认为社会上有“二重思想”作祟。鲁迅接着黄氏的话头,认为社会“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物换星移,人事代谢。今人何尝不是欢欢喜喜新年过后又新年,大概也少有怀疑自己是“彷徨的人种”,有挥之不去鬼祟的“二重思想”。这也并不是说今人一定比前人高明。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环境的作用,一人之身如此,国家社会也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患逼迫,国贫民弱,“居”和“养”都在一种汲汲皇皇的失范状态中。国民政府既在失范状态中生存,也力图在废除旧历、查禁春节中造就一种新的“居”和“养”。只是新环境没有告成之前,很难守住心宽体胖的平常心。“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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