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压制下的战争记忆：为什么菲律宾能原谅日本？

1986年11月，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阿基诺夫人访问日本，并受到昭和天皇的接见。会见时，昭和天皇不断为二战期间日本在菲律宾的暴行道歉，而阿基诺夫人却“大度”地劝昭和，让他“忘了这一切”。

30年后，类似的一幕又发生在阿基诺三世与明仁天皇之间。在阿基诺三世访问日本的晚宴上，明仁发表致辞，称二战时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导致了菲律宾人的伤亡，这是“我们日本人必须以深刻的痛悔感长期铭记的事。”

但在此后的演讲中，阿基诺三世却宽慰起日本人，称赞日本“远不止”履行了“修复历史创伤”的责任，他甚至感谢日本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无私帮助，我们会被进一步遗弃”。

二战中菲律宾版的“南京大屠杀”

对于每个旁观的中国人而言，阿基诺母子对历史问题的表态简直是匪夷所思，让人无法理解。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给菲律宾带来的创伤不可谓不惨烈。在偷袭珍珠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日本就开始了对菲律宾的轰炸。

占领期间，日本对菲律宾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强迫菲律宾农民种植日军急需的棉花，这造成了菲律宾粮食产量的下降和空前的饥荒，菲平民的每日粮食定量一度只有60克。

有数据显示，二战前菲律宾人口约1600万，而目前大多数统计则认为战争造成了110万平民的死亡。

就在马尼拉被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还有数千名平民被溃败的日军杀害，此后的马尼拉之战几乎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10万居民丧生，有人将之比喻为菲律宾的“南京大屠杀”。

菲律宾对日外交的“友好传统”

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漠视，显然不只是阿基诺家族的政治传统。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访东南亚五国，遭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但在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田中角荣却第一次感受到了东南亚式的热情，并饶有兴致地打了一场高尔夫。

十年后，当中曾根康弘抵达菲律宾的时候，马科斯组织了大量由普通市民组成的欢迎人群，这让中曾根康弘深受感动，他甚至亲自操刀修改了原本准备好的晚餐致辞，并直言“对于过去战争为你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麻烦，我的国家深表遗憾和忏悔。你们对我们越友好和宽容，我们越应该忏悔和批判自己。”

有分析认为，那次发言是中曾根康弘第一次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做出如此清晰的道歉。

在历史问题上，菲律宾和日本的互动模式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于中、韩等国而言，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近一步、退三步”已经成为影响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对于菲律宾而言，无论是日本右翼政治家否定战争罪行的言论，还是日本历届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或是日本在教科书修订上的不断试探，都不能对双边关系造成任何明显影响。

慰安妇问题上的“道歉”与“接受道歉”

在日本菲律宾两国政府的互动中，频繁上演着这样的戏码：日本政府言辞含糊地表示道歉，而菲律宾方面则痛快地迅速接受。

在这一点上，慰安妇问题是个再好不过的例证。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并引起菲律宾公众的注意。

1993年，菲律宾外长罗伯特•罗慕洛访问日本，当时的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表示，他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向“所谓的”慰安妇道歉。罗慕洛立即回应说，菲律宾政府愿意接受“任何一个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道歉。

1995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倡议成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向二战期间日军占领地区的慰安妇支付赔偿金。

尽管如此，该基金会的赔偿条款却规定，接受赔偿的慰安妇必须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这种苛刻的规定遭到很多慰安妇的强烈抗议和抵制。

2002年时韩国政府认定的207名前慰安妇中，只有60人领取了基金会提供的补偿金，台湾地区认定的36人中仅有12人领取了补偿金。

中国和韩国的舆论与政府也对基金进行了猛烈批评，舆论普遍认为日本通过私有基金会的形式回避了国家赔偿的问题。

而反观菲律宾，其对基金会的回应与中、韩两国形成了鲜明反差，基金会刚一成立，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就迅速发表声明，称菲律宾政府欢迎这一举措，认为这是“日本忏悔的切实表现”。

截至2007年基金会解散，共285名慰安妇接受了赔偿，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菲律宾。而在定额的赔偿之外，每位菲律宾慰安妇收到的医疗与福利支持价值不到台湾地区、韩国慰安妇的一半。

这种“道歉”与“接受道歉”的配合在日菲两国之间不断上演。

2016年1月，明仁天皇夫妇访问菲律宾，适值两国建交六十周年，除了增进两国关系以外，明仁出访的主要目的是追悼二战期间在菲律宾战场上逝去的生命。

尽管对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忏悔，但慰安妇问题却成为了一个禁忌，明仁对此闭口不谈，而菲律宾方面也并没有任何难为明仁的意愿。

早在明仁抵达菲律宾的几周前，阿基诺三世就明确表示不会把慰安妇问题提上日程。

像在讲述一个传说中的故事一样，阿基诺告诉记者，“当我还是一个议员的时候，外长多明戈•夏松就告诉过我，在他被任命为外长以前，我们和日本政府就有过一个战后赔偿的协议，这个协议应该涵盖所有问题，包括慰安妇问题。”

阿基诺口中这个“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战后赔偿协议达成于1956年，早在1976年日本对菲律宾的所有赔偿就已经执行完毕，而直到十几年后，慰安妇的存在才被世人知晓。

在历史问题上，菲律宾一贯流畅的接球，让日本政府倍感信任，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菲律宾才成为明仁即位近30年来出访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

日菲配合默契的背后是利益结合

两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默契配合，折射出的是双方利益的高度结合。

冷战之初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日安保条约》早已将菲律宾和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而长久以来两国与中国之间均存在的领土纠纷，又给双边安全合作添加了更丰富的内容。

对日本而言，菲律宾是距日本最近的东南亚邻国，扼守海上运输要道，历史上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原料产地。

面对菲律宾这个间接盟友，无论是相对诚恳的道歉、还是丰厚的战争赔款、或是慷慨的经济援助，都在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同时，满足了美国对日本提出的承担更多地区责任的要求。

对菲律宾而言，它在美国联盟体系内相对次要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经济实力，都决定了这个国家很难再纠结于日本“道歉”的措辞和方式是否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根据1956年签订的战争赔偿协议，日本在此后的20年内向菲律宾提供了价值5.5亿美金的商品及服务，这成为菲律宾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不仅如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

从直观的数据看，阿基诺三世“如果没有日本‘无私’的帮助，菲律宾‘会被进一步遗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无论是赔款还是援助，日本与“无私”的形容都并不相称。

事实上，来自日本的援助往往与购买日本产品相挂钩，日本通过赔款、援助巧妙且成功地打开了菲律宾市场。

有数据显示，在1970年至1995年间，菲律宾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15倍，而出口仅增加了6倍，这造成了菲律宾对日本的严重贸易逆差。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其整个贸易逆差的40%。但面对高累的外债、缓慢的经济增长，燃眉之急下，菲律宾政治家并没有太多精力去考虑援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在赔偿和援助项目中看到了中饱私囊的机会，一些项目存在的过高报价、低效率等问题也就此被忽略掉了。

政治利益决定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由政治利益圈定的框架下，菲律宾人逐渐找到了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战争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当中、韩两国政府和社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强烈抗议时，菲律宾人却早已习惯了在菲律宾本土为阵亡日本士兵举行追悼仪式。

明仁夫妇此次出访菲律宾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悼念在菲律宾战死的日本士兵。他们乘坐日本海岸卫队的直升机，从马尼拉飞到了内湖省的一座小岛上，那里有日本政府出资为阵亡日本士兵修建的纪念公园，明仁夫妇向公园里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一百多名日本老兵和阵亡士兵的家属参加了追悼仪式，并收到了来自天皇夫妇的慰问。

类似的纪念活动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从那时开始，就不断有日本使团到菲律宾各地寻找阵亡日本士兵的遗骨。

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日本使团获准在菲律宾当地为本国士兵举行追悼仪式，但协议要求，如有菲律宾人参加，追悼仪式必须采取“共同纪念”的方式，比如必须包括符合菲律宾习俗的天主教仪式等。

尽管如此，一位日本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所谓的“共同纪念”并非“共同”，菲律宾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日方的惯例是诵读早已准备好的悼词，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思，但却极少谈到菲律宾人的感受，也极少对菲律宾人表示歉意。

的确，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铭记历史的方式。有菲律宾人相信， “共同纪念”可以抚平交战双方的战争创伤。

也有菲律宾人会说，菲律宾人的宗教信仰、菲律宾的文化让他们更加“宽容”，更加“容易原谅”。

然而，无论是“道歉”与“接受道歉”的往来，还是领导人友好的外交姿态，掩盖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共同纪念”将日本士兵与菲律宾士兵乃至平民置于同样的位置上——大家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并无责任之说。战争成了交战双方各自的痛苦回忆，施暴者就这样从话语体系中消失了。

（作者查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