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湾“中研院”第25届历史研习营经历

尹敏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6-02-20 16: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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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到台湾后,由于西伯利亚超强寒潮的波及,南港几乎每天都笼罩在阴雨绵绵中,见到我们,台湾“中研院”的老师直叹气:“你们太不走运了,遇到了一年中台北最差的天气……”不过可能是因为从北京过来,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住在四分溪泮的活动中心,每天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会议室上课,可以看到堂堂溪水从山间流出,偶尔有白鹭在水中伫立捕食。胡适纪念馆、傅斯年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这些原本只在书上读到过的地方,都在雨后凝翠的山脚下铺展开。
四分溪
某天早上在哲思轩,和几个大陆同学围坐在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旁边,边吃边聊。吃到一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推开门进来,黎教授立即放下叉子,和老者打招呼,待其慢慢踱过后,才对我们说:“这位是袁同礼的公子袁清,现在做明清史。”
今年“中研院”史语主办的第25届历史研习营主题是“‘物’的历史”。研习营由前所长杜正胜创办于1990年,原称“国史研习营”,只招收台湾地区高校的研究生,讲学切磋,反响非常好。几年后,北大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访问“中研院”,得知有此研习营,建议也应该开放大陆学生参加,翌年遂有4名北大学生入选,后来在大陆招生范围扩充到清华、南大、人大等校。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社会,任何官方活动都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历史研习营也不例外。人民群众最大的质疑就是,研习营怎么只招名校学生,是否太重视brand name?为此,有人向“中研院院长”投诉,还有人甚至直接告到“立法院”,抗议研习营招生不公。
我浏览了一下今年的学员名单,总共有大约50名台湾学生,20名大陆学生,另有三位马来西亚华侨及一位日本学生。大陆学生的来源集中于7所高校,台湾学生的来源则非常多元化,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最年轻者是大三本科生,最年长者头发已花白。在课后闲聊中我了解到,大陆学生都是由各个高校内部推荐,台湾学生则不论出身,统一向主办方提交申请,根据申请书的质量择优录取。在为期9天的台湾之行里,这可以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文化冲击”。
杜正胜的读书卡片
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正是研习营的创办者杜正胜院士,题目为《漫谈“物”的心态史研究》。其内容是通过对“物”的考证,来还原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即葛兆光所说的“一般思想史”。老实说,由于仔细阅读过课前资料,我感觉杜先生讲的内容基本不出其范围,而且我也不做这一段。但正如黄兴涛院士所说:“这次研习营老师讲的题目,不一定是你所关心的内容,对你写硕士博士论文也不一定有帮助,所以重要的是学习他们找材料、串联材料,连缀成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的方法。”
杜先生度与人的金针,就蕴含在他讲课时用的ppt上——几十年间积累的读书卡片。余生也晚,虽然听不少老师在上课时提过这种前辈学者的传统治学方法,但“卡片”究竟长什么样,从来就没见过。在电脑时代之前,抄卡片对于厘清一个学术问题非常有用,一些老派海外汉学家亦偷师此法,比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时,据传就积累了“5000多张卡片”。没想到这次来台湾,终于在投影幕布上看到了。
杜正胜院士的“卡片”
杜先生试图从“物”切入,研究秦汉时期中国普通人的观念。我们一般所谈的“思想史”都是言说的思想史,多属于精英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源和条件,将其言说留传下来。至于底层百姓、愚夫愚妇们怎么看待周遭的世界,只能从笔记小说、史书的只言片语里点滴拼凑,辛苦勾稽。很明显,由于材料限制,这非常困难。
杜先生从《左传》、《周礼》等典籍中摘出相关内容于卡片上,重新解读,指出“物”原本是指那些造型可怕、难以名状的鬼物。它们最初被绘在旗帜上,后来被铸造于鼎等重器之上。这些图案既是氏族图腾,也是国家的象征。当时人们相信,谁只要控制了“物”,就能掌握政权。这也能解释,为何先秦青铜祭祀礼器上,会出现那么多造型可怖的图像。春秋之后,以“物”代表国家的观念渐渐式微,鬼怪转而渗入中国文化底层,成为底层民众观念的一部分,在后世以不同形式出现。
一个半小时听下来,我感觉杜先生对于先秦时期“物”之原意的阐发非常有新意,但对于鬼怪从上到下的渗透过程,却似乎并没有过多证明,有突兀之感。课后讨论时,小组导师许博士亦说,如果把卡片上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说成从下到上渗透,其实也能说得通。对此我深为认同,感觉“物”可能只是一种荣格(C. G. Jung)式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某种上下相互耦合而成的文化基层而已,很难严格地说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
邢义田与王明珂谈“物”的历史
第二天早上邢义田院士所讲的“物”,则是有触觉的。在名为《汉简的体积与重量》的演讲中,邢先生先讨论纸张出现之前,可以用作书写的材料。一边讲,他一边从随身带来的大袋子里,依次拿出莎草纸、红柳、竹片、胡杨枝、松板等书写材料,向下传阅。
来台湾之前,我便已读过邢先生那本《立体的历史》,知道中西比较、图像考证,乃其两大绝技。当天的演讲也使用大量图片,通过对竹简重量的计量,重新证明章学诚、余嘉锡等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即古代的典籍,如《庄子》《礼记》等,由于受限于书写载体的重量,一开始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在轻便的纸张出现之前,这些单篇从来没有以一部完整的“书”流传过。了解到这一点,便知道像胡适那样通过子书中个别篇目出现时间早晚辨伪,是没有意义的。从简牍到纸张的变革,是一场“物”的革命,其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我们不能以后世的“著者”,抑或现代的“版权”观念,投射回先秦、两汉。
邢义田院士
后面几天,主讲老师王明珂、黄铭崇、林美香、林志宏、李贞德、刘益昌、赵金勇、戴丽娟等,内容也非常精彩,但这篇小文篇幅有限,只能忍痛略过。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珂的《物、社会与历史:以玉器与青铜器为中心的探讨》。王先生以研究羌族知名,最有趣的一个例子也是关于羌民与荞麦的。
在北川地区,荞麦原来被认为是“蛮子”的食物,口味不佳,制作出的面也偏黑,颜色和常年在地里的体力劳动者的肤色相似,所以北川乡民能不吃就不吃。但建国后,由于大陆的民族政策,尤其1980年代后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很多北川居民开始以“羌族”自居,虽然他们在此之前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荞麦的象征作用此时发生改变,被当成民族的象征,原来不吃荞麦的人,忽然都开始吃荞麦。王先生借此阐明,物的意义表征(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的改变不是凭空而来,它反映的往往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黄进兴谈治学经验
周五那天早上,主办方忽然通知我们,今天中午,黄进兴所长要与我们二十多位大陆及外国学员便餐座谈。这原本不在主办方安排的日程内,于是我们就拿着各自的台式便当,去史语所三楼的会议室与先生见面。
黄先生是余英时的学生,他在哈佛读博期间,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研究生刚入学,所以对于两岸学术都有透彻理解。在他看来,今天大陆的著名学者,如葛兆光、陈平原、陈来等人,年轻时被“大跃进”、“文革”耽误过,个人体验深刻,所以做的都是生命的学问。再加上他们的老师都是民国时的老先生,还能接上传统的治学套路和学者风骨。1949年时,大部分优秀学者都留在了大陆,来台湾的比较少,所以相较而言,台湾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更大,就像一个浅盘子,欧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反应。
黄院长言自己就经历了好多波海外思潮,随之浮沉,后来自己总结出了规律,就是欧美大概15年左右就会出一个学术圣人,然后就形成学派,轮回一次,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等。台湾每次都跟风,但做得都不怎么样,而且很快就过时了。大陆改革开放后,有些步台湾的后尘,但那种炒外国人冷饭的做法其实是要不得的。
这一时期,将西方社会科学应用到中国研究做得比较好的,一是何炳棣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用统计方法研究帝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二是余英时,他先跟钱穆学,后来又负笈美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所以才能在很多方面超过老师。有时候跟一个大师读书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大师往往有一个很强的思维模式(mode of thinking),学生很容易被它框住。比如康德、黑格尔、韦伯,哪个有特别出色的学生?在这个情况下要超过老师,除非自己绝顶聪明,或者像余英时那样转益多师。
但是,黄先生忽然话头一转,西方社会科学1980年代以前偏思辨,历史学色彩较弱;但后来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兴起后,西方社科开始有了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对我们治中国史帮助就会比较大。所以你们这代学者做中国史研究,还是一方面得看西方史学史,从中寻找灵感;另一方面也得懂中国传统学问,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彝尊《经义考》这样的书,应该常备床头。这样两边作战,虽然分外辛苦,但民国大家就是这么来的。狭间直树曾指出,梁启超学问中有大量日本的痕迹;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史学界正在研究北方蛮族入侵下的罗马帝国,陈受此启发才写出那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傅斯年的藏书中,外文书也极多,虽然反映在著作中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现在还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中国研究的中心已经回到了中国。黄院长说自己那一辈都是被西方强势文化打压的,在当时的台湾学界,即使做中国研究,也得发表过几篇英文论文才能站得住,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至于日本,年轻学者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汉学功底,以后恐怕难以超过前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最近红火的“新清史”,起源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基本问题都已经被田村实造等人研究过,只是被美国汉学重新包装了而已。所以做中国史,日语也应该要懂。
傅斯年图书馆
参观傅斯年图书馆
听完黄先生提及傅斯年的大量外文藏书,当天就有机会到傅斯年图书馆入库参观。入藏品最珍贵的顶层书库时,除了恒温恒湿、禁止拍照、不能手触图书外,进门前我们还得在门口有强粘性的塑料膜上踩踏一番——为了保护图书,连灰尘也是不允许的。傅图里最珍贵的,当然是其档案、拓本、善本书,但由于研习营里有不少大陆学生,馆员还特地向我们展示了“解严”之前入藏的大陆书籍,每本都印着“匪伪书刊,不得借阅”的蓝印,并且介绍到,在“白色恐怖”时期,来“中研院”看大陆书籍,是要受到情治部门严密监视的。
作为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我最关注的当然是善本古籍。傅图的善本书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南京邓邦述之“群碧楼”,二是原日本北平东方研究所之藏书,三是傅增湘之“藏园”,四是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的旧藏。很多海内外孤本今天都已经数位化,只要凭学生证、护照等证件便可浏览。由于研习营结束后我们只能多停留三天,所以我后来只抽时间看了《南京户部志》一种,至于其他的藏书,就只能等下次来“中研院”时再说了。
研习营合影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史研习营,史语所,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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