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与复旦：曾和于右任并列的人物，为何被校史遗忘

1935年复旦大学三十周年校庆之际，在《中央日报》就职的校友王德亮特意撰写了一篇《对于母校三十周年纪念之感谢》，提到复旦“三十年中，所造就之人才，数逾三千以上，俊彦辈出”，并列举了数十名知名校友，认为他们就如同孔门“升堂之士，列于七十子之选矣”。其中和于右任、邵力子、竺可桢、俞大维、罗家伦、梅光迪等人并列的，就有瞿宣颖。

瞿宣颖是1919年复旦首届七名本科毕业生之一，但在进入复旦之前，他却已在享有盛誉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就读五年之久。1917年6月，他还在圣约翰第二十一次毕业典礼上获国文科大学毕业证书，并获得“国文最优”等多种奖章。按照圣约翰学制，他本将继续学业，不久即可顺利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关于瞿宣颖为何突然转学复旦，早年与其有过接触的许德珩、李玉阶等人认为他是因为参加“五四”学潮而被圣约翰开除。而根据1918年4月20日出版的圣约翰校刊《约翰声》，瞿氏此前已经“因事他往”，许、李等人的判断，显系误记。笔者曾闻诸瞿氏后人，实则瞿宣颖是因为不满圣约翰某位教师的教学方式而愤然退学的。

瞿宣颖在复旦的时间并不长。据1918年6月《复旦大学同学录》，他是在当年上半年才转入复旦，次年6月毕业留校，1920年夏即北上谋职。但短短两年时间里，瞿宣颖却在复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正如1919年《复旦年刊》的英文介绍所言，从瞿宣颖在校刊里频繁出现的照片，就可看出他是怎样一位杰出的多才之士。我们只需稍为翻阅一下至今仍藏于复旦档案馆的各类档案及报刊，就会感叹这一赞美洵非虚誉。

瞿氏早岁从著名文学家王闿运问学，稍长又入北京译学馆学习，中英文笔俱佳。在圣约翰就读期间，即长期与林语堂、刘麟生等人一道担任校刊《约翰声》编辑，并有不少篇什见诸报端。进入复旦之后，他又担任了校刊《复旦》杂志的中文主编。据1919年《复旦年刊》介绍，《复旦》杂志“为本校学生发表言论之机关，每（学）期出版一次”，中文约占四分之三，英文约占四分之一。瞿宣颖担任《复旦》主编之后，杂志的编辑周期明显缩短，第八、第九两期甚至间隔四个月即连续出刊。仅据目前所查核到的七、八、九三期，他本人在《复旦》就先后发表了十三篇文章，包括英语文章四篇。其中既有旧体诗，也有他对道德问题、时局热点、公共卫生、经济学等领域的论述或译文，不难窥见其早年学术视野之宽广。

将瞿宣颖与复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重要刊物是《复旦年刊》。1919年6月，即将毕业的瞿宣颖发起创办了《复旦年刊》，这是一份中英文对照刊物，主要内容是纪述校中师资、学生、建筑、社团及各类活动情状。瞿宣颖在《发刊词》中揭橥了《年刊》“励爱校之忱、促观摩之效、收乐群之益”的三大宗旨，并期望将来“与复旦有一日之雅者，展玩之余，神游斯地，其必油然而生其敬恭亲爱之心，而传之后来，亦将使以往之风流，穆然如见”。自此以后，除了抗战中等少数年份以外，每届复旦毕业生都编辑了一份图文并茂、印制精美的《年刊》，其影响也逐渐传至校外。1923年首席校董孙中山先生为复旦题词“努力向前”，即首发于当年《年刊》之中。《复旦年刊》接连出版了数十年，传承不坠，成为凝聚历届校友情谊的一座桥梁。

除了以出众的文学才能主持、创办校刊外，瞿宣颖在校期间还参加了一系列社团活动，社会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也得以展露。当时复旦虽然尚在草创阶段，但各种学生社团却不在少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公民服务会”，该会原名社会服务团，下设教育、演讲、慈善及游艺四部，由哲学及政治学教授戴维斯担任会长，瞿宣颖任副会长。1919年春天，他参加了该会演讲部组织的旅行演讲团，先后赴苏州、扬州等地演讲，“期以略尽服务社会之天职”。此行他先后发表了“道德及其与当今世界之关系”及公共卫生等数场专题演讲，这无疑是当时一些比较新颖的论题。瞿宣颖的另一个主要社团职务是“进德会”会长，其宗旨主要是通过邀请“中外名人莅校演讲德育问题”，以“砥砺同学之德行，免为社会恶潮流所卷”，在瞿宣颖的主持下，进德会先后邀请了蒋梦麟等学者到校演讲。此外，他还担任了湖南同乡会会长。

1918年秋，瞿宣颖与何葆仁、程学愉（即程天放）等发起成立了戊午阅书社，并担任书记一职。他曾对此有过详细记述：“戊午阅书社者，将以促起同学对于图书检阅及图书管理之兴趣。成立以后，同学及校外友人之以金钱或书籍相输助者，突过所期，于是新旧中西书籍，暨流行之杂志、日报、小册，寖寖然具备，而来社阅书者亦日益众。” 戊午阅书社极大扩充了复旦原有馆藏，为1922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的复旦图书馆已发展为藏书数百万册的大型综合性高校图书馆，追溯馆史之际，便往往要提到瞿宣颖和同学当年所创办的这个戊午阅书社。

瞿宣颖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广为人知，而在复旦就学期间，他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兴趣。除了在报章发表社会史研究文章外，他还亲自到学校附近的法华镇进行田野调查。多年以后，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瞿宣颖仍然用饱含感情的笔触回忆起当时情景：“复旦的校址在上海附近的法华镇，别人闲暇的时候，都从徐家汇上租界的电车。而我与二三同好，却离开租界的方向，而到那个比较隐僻的村镇里，去凭吊那古朴而黯淡的低建筑，与那仿佛染着明代倭人战血的铁墙门（这是法华镇最光荣的史迹），深深的感着与租界相距咫尺而绝不相同的印象。”此次调查之后，瞿宣颖写就了一份资料翔实而视角新颖的英文调查报告《A general survey of  Fah-Hwa Village 》（《法华镇调查》），发表于《复旦》杂志第八期。

瞿宣颖最值得载入复旦校史的角色，还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上海学生运动领袖。由于在校期间表现出众，瞿宣颖很快在上海学界崭露头角，并和北京学界建立了密切联系。1918年暑假，北京“学生救国会”派出许德珩、易克嶷到上海联络学界代表，瞿宣颖与狄侃、程学瑜、何葆仁等人一起作为复旦代表，与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等人一起在龙华体育场组织了一场几千人的欢迎大会，气氛甚为热烈。当年10月，北京“学生救国会”创办了《国民》杂志，瞿宣颖应邀担任了社员兼京外经理，负责上海地区的“一切社务”。许德珩晚年在《回忆国民杂志》一文中仍然记得这位前清重臣之子给予过的帮助：“他同情我们，他在上海有房子，学生运动时给我们不少方便。”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消息传至上海，各校学生代表五十余人集会讨论时局，推定瞿宣颖为大会主席，决议以罢课等方式声援北京被拘学生，并建议设立全国学生联合会。次日，四十四校代表九十六人齐集复旦，召开上海学生联合会筹备会议，会后发表了由瞿宣颖起草的《学生联合会宣言》，并立即通电全国，声明要“联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据亲历此事的朱仲华等人回忆，数十年后仍然对文中“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义无反顾”等慷慨激昂、诚挚悲痛的话语记忆犹新。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复旦学生何葆仁任会长，瞿宣颖任文牍，并负责起草《学生联合会第二次宣言书》。5月26日，他参加了上海学联特别大会，决议举行总罢课，并通告全国。为了加强与各地学界联络，采取一致行动，上海学联旋即召开紧要会议，决定创办学联日刊，由瞿宣颖所在的文牍部负责筹备，后来他又被选为学联日报总编辑。6月15日，宣颖还以英文投书英国《诚报》，详述“五四”学生运动之真相，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次日，此信译为中文发表于《民国日报》等国内报刊。

6月16日，来自二十一个地区的学生代表六十余人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通过章程，宣告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将会址设于上海。瞿宣颖与复旦同学何葆仁等作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全国学联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誓死拒绝巴黎和约，还电告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或违背民意。.....当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同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

全国学联成立后不久，瞿宣颖即从复旦毕业，留校担任英文及外国历史教师，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学界活动，先后参与了暑期演讲会、国民教育促进会、义务教育团等学联工作。特别是作为义务教育团委员和教员会主席，瞿宣颖先后主持或参加了义务教育团近十次会议，就义务教育团顾问人选、义务学校教员、教学方针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他还数次参加上海学联全体职员大会，针对时局变化，负责着手修改学联章程事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运动领袖或渐次出国，或意兴阑珊，上海学生运动渐入低潮。

年轮很快转到了1920。这年春天，瞿宣颖接替张贻志，担任了《民心周报》总编，接着又成为了由上海各中小企业主组织的“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名誉董事，他所翻译的小说《隅屋》，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看起来似乎他在复旦、在上海的生活十分顺遂。但正如他给1920年《复旦年刊》所撰贺词中所言，“凡人之在学校，有求声之乐，而无入世之累，故为人生最得意时期，一出校门，则世事茫茫，前途志业，殊有不能自期者。”毕业以后的瞿宣颖开始承担养家重任，面临着人生的多种选择。就在这年夏天，因为种种原因，他辞去复旦教职，携眷赴京，进入北洋政府任职。

尽管离开了复旦，但是他仍然与母校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后数年的《复旦大学同学录》均详细记载了瞿宣颖在北京的职务及住址。1933年复旦校长李登辉六十寿辰之际，瞿宣颖还曾特意撰诗为贺。这里特别要表出的，是瞿宣颖为母校获得正式立案登记一事而做出的贡献。复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正式登记，这主要是由于原有校舍在辛亥后被地方军队侵占，不得已只能暂借徐家汇李公祠为办学场所，殊为逼仄。为了得到官方认可，复旦一方面积极筹划，在江湾陆续购地七十余亩，兴建校舍，另一方面发动各地校友不断向教育部进行呼吁。1926年9月22日《复旦周刊》第一期季英伯《本校立案始末记》一文，对此有过详述：“同时并由北京同学瞿宣颖、章锡禾等，请本校校董聂其杰等具名，呈请教育部正式立案。十年八月十二日，奉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批：呈及附件均悉，所请由部认可一节，应俟派员视察后，再行核夺。十一年四月，部派冯承勋、葛敏中二员莅校视察。”可见，正是由于时任国务院秘书瞿宣颖及其内兄聂其杰等人的努力，才促使教育部派员到校考察。此后直到1925年8月，复旦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准予立案，得到了官方正式承认，而此时的教育总长，恰恰是与瞿宣颖关系密切的同乡好友章士钊。在复旦获得正式登记这一重大事件上，瞿宣颖积极奔走，发挥了不少作用。

瞿宣颖曾在《一士类稿》序言中说过：“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淹没无传。”当我们今天参观复旦校史馆的时候，会发现陈寅恪、竺可桢等人的学业成绩表被放置在醒目位置，而复旦首届本科生、曾被誉为复旦“七十子”之一的瞿宣颖，在整个展览陈列中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未曾享受校史表彰的殊荣。作为一名有过人生污点的“失败者”，瞿宣颖的这种遭际或许是历史的必然，而作为一名曾经在复旦早期发展史留下过浓墨重彩一笔的历史人物，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