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精神错乱的美国民主？

近日，著名公知伊恩·布鲁玛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了《精神错乱的美国民主》一文。

在他看来，今天的美国政坛景象似乎让人们质疑当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观察，或者说，许多志在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的言论与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所见所闻南辕北辙。

民粹主义的意义在民主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自由精英要为我们的所有问题和焦虑负责，不管是欧洲难民危机还是全球经济不平等性，不管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激进伊斯兰教的崛起。民粹主义正在敲响警钟，因为主流政客越来越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方式阻止它的崛起。有人喜欢假设民粹主义是民主本身的威胁。不信任精英导致不信任制度，而期盼伟大领袖让我们摆脱职业政客的自私将导致新形式的暴政。

但在布鲁玛看来，事实上陷入重围的其实并不是民主。从某种角度讲，许多社会比从简更加民主了。唐纳德·特朗普现象所表现的正是旧政党格局可以被当红外部人士颠覆。社交媒体也让绕过传统权威滤网（如严肃的报刊或杂志）成为可能，直接发布任何观点。

私人财富左右公共观点的力量也在干扰传统秩序，特别是在美国。反精英主义可以通过巨大的个人财富煽动，因为精英主义更大程度上由教育而非财力定义。

被民粹主义信念激怒的人民对自由派教授、聪明的银行家或怀疑派记者的愤怒要大于他们对亿万富翁的愤怒。（总统奥巴马的精英教育和他的肤色——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愤怒。）

与此同时，人民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力量选举渴望权力的恶棍。和充斥互联网的野蛮观点一样，这些人物也不再被传统政党精英压制。

布鲁玛认为，稳步消退的不是民主，而是托克维尔认为是自由政治起作用的关键的约束。民粹主义领导人越来越把多数人选择了他们作为碾压一切政治和文化异见的通行证。

托克维尔的噩梦还没有在美国的现实中出现，但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也许还有波兰）的情况已经与此不远。

很难说传统精英如何继续保留任何权威。但布鲁玛同意托克维尔，没有编辑，就不会有严肃的新闻；没有由经验丰富的政客领导的政党，娱乐和政治的界线就会消失；不对大多数人的偏好和偏见加以限制，就会让党同伐异成为规则。

他认为，全球化、移民和世界主义符合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群体的利益，但有时会牺牲没有特权的人的利益。但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问题在今天的意义比以往更大。自由民主决不能退化为民粹主义竞争。对多数人统治的约束是保护少数群体的必要条件，不管是种族少数群体、宗教少数群体还是知识少数群体。当这一保护消失时，最终将失去作为民主应有之义的自由。

阿德里安娜·拉弗朗斯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探讨脸书和新殖民主义。

事情起因于风险资本家、脸书董事会的高调成员马克·安德烈森关于免费网被禁的一句话：“几十年来，反殖民主义对印度人民来说一直是经济灾难，为什么现在停止？”使互联网炸了锅。

安德烈森删除这条推文，道了歉，并强调他“百分之百反对殖民主义”，“百分之百支持独立和自由”。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随后在脸书发帖，称安德烈森的评论让他“深感不安”，“完全”不能代表他的思维方式。这场乱子使安德烈森遭到狂风暴雨般的批评，但他所做的联系———脸书的全球扩张与殖民主义———却并不新鲜。

专攻后殖民研究的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迪皮卡·巴赫里说：“我讨厌夹带殖民主义这种字眼，但很难忽视那种一脉相承的相似性以及可以辨认的DNA。”他在一封邮件中总结了脸书与殖民主义的相似之处。

包括：像救世主一样驾临；掩盖长远的利润动机；找借口说部分传播总比没有传播好；与当地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合作；指责批评者忘恩负义。

作者认为，在数字环境下，殖民主义的表现始终存在。但是，网络上的殖民主义并非抽象概念。塑造新型帝国主义的网上力量不仅体现在脸书网站。

以主要聚焦英语文献的数字项目为例。如果网络要成为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人类所有知识的活仓库，那么，这就是个问题。绝大多数的维基百科页面是关于地球上相对较小的部分，这也是问题。比如，牛津互联网研究院2014年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全世界有14%的人口生活在非洲，但只有3%的维基百科文章源于非洲。

作者援引这篇报告：“这种不平衡的知识分布给生活在维基焦点地区的人带来空间唯我论者的风险。此外，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地区也明显代表不足。在今天数字知识经济的全球背景下，这些数字缺失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和后果。”

近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文，评论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美国增长的起落》。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未来主义”思潮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兴盛，许多书籍文章都试图预测未来的社会变化。其中最著名，也绝对是最详尽的一本书，是1967年出版的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安东尼·维纳(Anthony J. Wiener)的《2000年》(The Year 2000)。在这本书里,卡恩和维纳系统化地列出了一份他们认为“在20世纪最后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最有可能发生的科技创新”清单。

信息科技革命主要元素所带来的一切发展变革，包括智能手机和互联网，都在他们的预见之中。然而，他们预测的绝大多数创新（例如“私人飞行平台”）都落空了，不但未能在2000年实现，即使在15年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未见踪影。

如果跳出那些铺天盖地的最新产品报道，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实：自1970年以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以及我们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远逊于我们所有人的预期。

长期以来，科技乐观主义渗透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人们一直认为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时代。任教于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一个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始终对这种科技乐观主义持反对态度。从互联网最繁荣时期开始，他一再警示世人保持冷静。他指出，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根本不能与过去的成就相提并论。他认为：电力、城市卫生、化学与制药、内燃机和现代通讯这“五大发明”推动了从1870到1970这100年间的经济发展，而信息科技革命与其中任何一项发明都无法比拟。

在《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这本书中，戈登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论点，宣称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它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一次性事件，不会如我们所愿一直持续下去。首先，几乎所有“五大发明”都发生在19世纪后期；接着是对这些发明进行提炼和开发的漫长过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920到1970年期间达到顶峰；那以后的一切都不过是之前这个伟大变革的微弱余波而已。戈登认为我们不会再次看到历史的重演。

然而，这会不会是因为戈登那代人头脑已经老化，无法充分体会最新科技之神奇呢？克鲁格曼认为戈登可能是对的，这本书将深刻的科技发展史、过去六代人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以及细致的经济分析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且有两点十分切中科技乐观主义者观点的要害。

首先，真正的重大革新往往会根本改变商业行为，为企业工作场所及其职能带来巨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10年中，这方面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那之后，就再没有什么改变了。这正印证了戈登的断言：信息科技革命的主要影响已经过去了。

其次，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官方数据低估了进步的真实程度，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真正的新产品所带来的益处。戈登承认这一点，但指出，这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在战前的大变革时期，这种低估很有可能要比今天更甚。

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果下一代工薪阶层收入继续停滞或下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克鲁格曼称，当然戈登也有可能错了。也许现在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夕，这种变革是人工智能或者在生物学上的根本性进展（当然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应的风险）。但是戈登的确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也许，未来和过去的确不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