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唯有把自己当成“他者”，不同生活方式才能共存

【编者按】2月29日，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上发表文章，名为《我们对难民恐惧事关欧洲什么》（What our fear of refugees says about Europe）。他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难民是欧洲的威胁吗”，而是“这种纠结于难民危机的心态反映了欧洲有哪些问题”。澎湃新闻特对此进行编译。

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曾以一位指控老婆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丈夫为例，他表示即使有夫之妇真有了婚外恋，这位丈夫的嫉妒仍然是病态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有充分理由去嫉妒”，而在于“他为什么需要‘嫉妒’来维护他的自我认同”。

同理，即使纳粹对犹太人的多数指控（比如犹太人利用德国人、引诱德国女孩）是真的，纳粹的反犹主义仍然是病态的。因为它压制了纳粹反犹的真正原因——维护纳粹的意识形态。

这不正和人们对难民、移民与日俱增的恐惧一样吗？往极端去想：即使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偏见都是对的——比如他们是伪装起来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们如此偏执地谈论移民威胁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病态。它所反映的更多问题在于我们，在于欧洲，而非那些移民。真正的问题不是“难民是欧洲的威胁吗”，而是“这种纠结于难民危机的心态反映了欧洲有哪些问题”。

这里有两方面问题需要分开讨论。一是恐惧的、竭力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氛围与环境，这其实非常可笑。人们把这些逃离恐怖主义的难民等同于他们恰恰要躲开的恐怖分子。难民中有恐怖分子、强奸犯、罪犯等，这是事实，但绝大多数难民是那些绝望的、想要追寻更好生活的人。

同样地，偏执狂会说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里也隐藏着斯塔西（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在他们的说法里，移民以绝望难民的姿态（或假装成那个样子）出现，而事实上他们是潜入欧洲的新伊斯兰势力先锋队。

总之，通常情况下，内因造成的全球资本主义问题总被归咎于外部因素。怀疑如影随形：所谓“证据”无处不在，但总有一半很快就被证实是假的。

另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者的理想化。一些人坚持要与移民的生活方式不同，实则是向新法西斯主义妥协。欧洲人据称是背叛了人性——残忍的欧洲人任由成千上万浮尸漂流在其国境线。这种无止境的自我负罪化的悲喜剧景观，是一个自我服务的景观，不带有任何一种解放性的潜能。任何有关他者“不好”的说法都被弃置，或者作为我们（西方种族主义）对他者的投射而弃置，或者作为我们(西方帝国主义)通过殖民暴力等对他者施虐的结果而弃置。在我们自己这个封闭圈子（我们把自己那些“被压抑”的邪恶面投射到对方身上）之外，那个我们所相信的当我们打开心扉时会遇到的“本真的”他者，那个善良的、无辜的他者，亦是我们意识形态幻想罢了。

现在人们没法达成共识，也没处商议（好吧，那些反难民的偏执狂确实夸张，但难民中也确实有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反难民的种族主义者最错漏百出的的主张也不能证明其偏执。但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者彻底一面自我陶醉，却对移民邻居充满敌意。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不向种族主义妥协，并公开谈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

那些自我陶醉的人道主义者不会向邻居打开心扉，也不会了解他或她特别的生活方式。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曾提到，当他还年轻时，“他者”的礼仪和信仰似乎荒唐又古怪，直到他自问自己的礼仪和信仰对别人来说是不是也一样（荒唐又古怪）。这种互换的结果不是广义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更激进和有趣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会审视自己，看到自身习俗的离奇与排他性。

而“生活方式”并不仅仅由抽象的东西构成——比如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比如所谓的“价值观”，它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吃喝玩乐、与当局打交道。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第二天性，这就是为什么直接的“教化”不能改变它。要改变它，需要一些激进得多的东西，比如通过一种被称为布莱希特式“超脱自省”（Brechtian“extraneation”）的存在性体验，即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习俗和宗教礼仪是多么愚蠢、无意义且专制的存在——我们如何拥抱和亲吻，如何沐浴，如何吃饭，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关键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他者”中，而是把自己当成“他者”——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都是一群奇怪的疯子，就有了让不同生活方式共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