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手持红玫瑰，上海送别“中国之莺”周小燕

3月10日上午，中国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吕其明、郭淑珍、汤沐海、张建一、高曼华、魏松、廖昌永、杨燕迪、黄英、李秀英、殷桂兰、方琼、沈洋等一批中国音乐界人士到场送别周小燕。1949年，周小燕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第一任系主任；1979年，周小燕受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生前，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

追悼会开始前，现场一直循环播放着周小燕生前演唱的《长城谣》。

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和挽联，一路从会场内排到了会场外。

会场外早早就排了数百名自发前来送别周小燕的群众，因为追悼会会场只能容纳600人左右，他们只能分批进入现场。

据上海音乐学院统计，今天上午约有1500人来送别周小燕。

68岁的彭阿姨今早7：30就从上海彭浦新村赶到了龙华。热爱唱歌的她早在2004年就去过周小燕家，与她聊音乐，两人还合拍过三张照片，“她一点架子也没有，亲自拿水果，亲自倒茶给我喝。”来追悼会时，彭阿姨还把这三张照片随身带着。

昨天专程从山东烟台赶来上海的于阿姨，是代表女儿来送周小燕的。于阿姨介绍，她的女儿2010年曾跟随周小燕学美声，“女儿唱女高音，今天正好在德国有演出，我就代她来了。”

上午10:30，周小燕追悼会正式开始。

身披党旗、眼戴眼镜的周小燕躺在会场中央，一脸安详。

每人手持一支红玫瑰向周小燕道别，现场响起哭泣声。

曾受教于周小燕的女高音歌唱家李秀英、女高音歌唱家殷桂兰、女中音歌唱家杨光，在送别老师遗体后，抱头痛哭。

殷桂兰昨天从江苏南京赶来上海送老师。1989年-1994年，她是“周小燕歌剧中心”的演员，她向澎湃新闻回忆，歌剧中心1989年排演首部歌剧《弄臣》时，她就是这部戏的女主角。排戏期间，周小燕不小心摔断了腿，她曾24小时陪护在老师身边，处理老师的吃住行事宜，“后来老师就把我从江苏要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一直跟在她身边。”殷桂兰哽咽着说，在上海的五年期间，她和周小燕及其家人情深日笃，“我过年过节都不回去，就在这伺候老师。到了上海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但我再也没有家了。”

今天上午，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因排练无法赶到追悼现场，排练前，他提议全体上交人员静默一分钟，以寄哀思。他追忆说，“周小燕先生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年代涌现出了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等一批值得我们敬仰的音乐大家。这些为中国音乐倾注心力的前辈们，点亮了我们的音乐生活，也为上海，这座中国音乐的发源地、引领亚洲音乐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希望。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一代，我们要交接好前辈留下的事业，为后辈，更为中国的古典音乐，继续焕发文艺光辉。”

“她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人”

周小燕为中国声乐界培养了几代骨干力量，近百岁高龄依然没有离开教学岗位第一线。追悼会前，周小燕的两位学生也向我们追忆了周先生的往事。

原本正在广西南宁准备音乐会的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副教授李秀英，赶回上海参加了周小燕的追悼会。

1993年，李秀英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做了一名青年教师。她向澎湃新闻回忆，当时她最遗憾的是还没圆过舞台梦，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988年，为了给学生演出舞台，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1994年，歌剧中心面向全国招生，招的人不多，竞争倒是很激烈。李秀英一路经历了山东当地海选，再来上海参加了面试。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来上海。

歌剧中心那年只招了5名学员，李秀英就是其中之一。

李秀英说，考入周小燕歌剧中心毫无疑问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因这一学习过程，她后来才有了去国外深造并成为歌剧演员的机会，“这是我演唱生涯的一个桥梁。”

五年时间里，周小燕对李秀英言传身教，最重要的是大大拓宽了李秀英的曲目量。此前，李秀英少有机会接触法国、德国艺术歌曲，以及不同国家的咏叹调，周小燕还亲自教她法语和意大利语，“那时我才懂得，歌剧演员首先要有语言能力，就像先生说的，光有好嗓子是不够的，要全面发展。”

把李秀英招进来时，周小燕已经77岁了，“那时的她和年轻人一样，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有能量。我们还经常喊累，但我从来没听到先生说过一个累字。她永远都不觉得自己老，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人，永远都与时俱进。七十多岁的她站在我们中间，我们从来都觉得她是同龄人。”

周小燕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她常说，和学生在一起，她浑身的劲都使不完，永远都处于年轻状态。

2014年，上音排演的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大戏在上海大剧院首演，李秀英扮演女主角素芬，97岁高龄的周小燕正是这部剧的艺术总监。

周小燕常说，真正的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回国。这个观点，甚至影响到李秀英2005年放弃了很多外国演出合同，从国际歌剧舞台回来在上音当了一名老师，“我总觉得一定要在先生周围，跟她学习怎么去做一个老师。很幸运回国这十年，我在教学上得到了很多恩师的指点。”

“她像老师，像奶奶，又像闺蜜”

同样被周小燕改变了人生轨迹的，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方琼。

方琼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读书时，并不是周小燕门下学生，但毕业后，她借周小燕的名组建了“小燕少年合唱团”。合唱团设在上音里，周小燕、马革顺、廖昌永、黄英等人都给孩子们上过课，方琼也因此和周小燕有了进一步接触。

方琼还记得周先生问她，“你大学唱歌不错，为什么不好好唱了，来抓孩子的事了？”方琼解释，在她前面已有宋祖英、张也等一批资深前辈，都唱得很好，她走不出自己的路。周先生就说，“我教你吧，再继续唱吧。”

就这样，方琼开始跟着周小燕学唱歌。方琼是民族声乐出身，学西洋唱法出身的周小燕给她唱了很多美声曲目，说要搞个创新，研究一下民族声乐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一条既符合她又代表上海的民族声乐路。

“当时，美声的发声方法和技术，比民族声乐更有历史、更系统化，周小燕希望把西洋技术加入中国的民歌演唱里，在继续保持民歌传统和风格的基础上，拓宽民歌曲目。”方琼说。

1996年跟着周小燕学了八个月后，方琼参加了“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一举拿下民族唱法金奖。此前，上海还没人在民族声乐上拿过奖。周小燕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我教那么多美声的学生都拿奖了，但教民族的学生拿奖，唱中国歌，为中国人唱，洋为中用，我更高兴，比任何一个奖都高兴。”

方琼向澎湃新闻回忆了比赛过程。当时，除了必唱的民歌和歌剧，她还准备了一首新曲《春江花月夜》。周小燕把作曲家写的一段“啊”的连音，用美声唱法里常用的花腔改造，因为作品和唱法都独树一帜，方琼很快在一众参赛者里脱颖而出。

这次比赛，在方琼之后的艺术道路上尤为关键，“我从此以后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了，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和作曲家合作，约他们写曲，不一定要去唱《走进新时代》那种时代曲了，因为已经有歌手在做这些事了。”

这么多年交往下来，方琼眼里的周先生是对任何事都充满了童心，对生活尤为热爱的一个人。

因为崇拜周小燕，方琼甚至在周小燕搬家到复兴中路时，把房子卖了，跟着搬到了她家楼上。

一直到生病住院之前，周小燕还常把方琼叫到自己家里上课。“因为我也当老师了，周先生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她就会说廖昌永都到我家上课了，谁谁谁又来了，我就赶紧说，我也要上课！她就特别高兴。”

有一次听说方琼唱了首古曲，周小燕迫不及待就给方琼打电话，“听说你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能不能现在就到我家来唱？”

除了演唱，周小燕还会为方琼提着装上的建议。方琼擅唱上海老歌，常穿旗袍，周小燕有次看了剧照说，“你这不是唱上海老歌的旗袍，我那才是。”说完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了几件自己的旗袍送给她。周小燕还细心教方琼穿旗袍的坐姿，走路是怎么样的，旗袍开叉的高低又有什么区别，她说，“你穿旗袍唱上海老歌还是个现代人，你还要学1930年代老上海人的优雅姿态，要研究他们的生活。”

说起两人之间这段忘年交，方琼很感慨，“有时候我们像师生关系，有时她又像我奶奶，有时谈起一些家常问题，她又像我的闺蜜。”

周小燕非常享受教学的状态。寒暑假学生都放假了，有次，方琼去周先生家问她在干什么，周先生满身惆怅，“我失业了”。

有时天气暖了，方琼建议带她出去旅游，她也会一口回绝，“我不能旅游，一出去玩就生病。我一教学生，身体全好了。”

“她特别想为中国的声乐事业做些事儿。”万琼总结，歌唱、音乐、教学，是周小燕毕生唯一的爱好，“如果要享受，她可以跟着儿女去美国享受天伦之乐，但如果真去了，真正受损失的是国家的声乐事业。她的伟大在于可以舍小家顾大家。久而久之，就成了她生命的主题。”

自1949年受聘在上音声乐系教学，某种程度上，周小燕就像上音的“精神支柱”。

周先生走的这一周，方琼明显感觉到学校师生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们声乐系的教学楼在11层，顿时每天都觉得空荡荡的，每个老师都怅然所失，觉得少了点什么。平时，她也不在这上班，都在家工作，但你总归觉得精神上有个寄托在那。她抽身而去了，我们好像就没底了。”方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