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我们如何面对道德与制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慈善法草案。3月9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向大会作了关于该法草案的说明。慈善法草案此次“过会”，显示出政府及公众的重视和期待，审议通过后将成为我国未来慈善工作的基本依据，并将开启一个依法治“善”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人民日报》3月10日的署名文章《期待慈善法催生“大慈善”》中认为，现代的慈善法，必然是规范公共伦理的基本法之一。对于依法推进公共伦理建设，中国社会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曾经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家庭承担的社会功能过大，只能更着重于私德建设，甚至在许多方面以私德代替公德。客观上，公德与私德既有密切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一个发达的社会往往是公德不断发展的社会。慈善法草案对于积德行善的每个基本环节进行规范，必将对我国的公共道德建设产生重大的促进，对我国的治理体系建设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王院长的时评文章，直面了制度与道德的敏感话题。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以下是新书《制度的笼子》中的“道德与制度”一章，探讨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理想的，制度是现实的；道德是扬善的，制度是抑恶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属于制度的范畴。本文讨论的与道德对等的制度，主要指正式制度。

无证救人案：道德与制度的审判

这是1935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故事。

古特和两位同样来自德国的朋友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他们合租了纽约州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房东是一个身材肥胖的爱尔兰人莫菲。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养育5个孩子，吉米是最小的一个。

有一天，吉米突然病了。因为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医生执照考试，古特虽然是柏林有名的儿科医生，却不能替吉米治病。白天，莫菲请来一个医生——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大利人，给吉米看病、开药。

午夜一过，吉米的体温不断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过了一会儿，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医生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而愤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有付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里挤满了邻居：臃肿的意大利妇人、白胡子的犹太人和波兰的传教士，大家窃窃私语并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叹息。

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对古特吼道：“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此刻心情十分矛盾。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崭新的生活。站在制度和法律这边，他可以看到的是灿烂的未来；站在道德的一边，他将违反制度和法律，可能会被捕并丧失居留权。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楚中瑟缩。强烈的同情感和责任心，促使古特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十天十夜，几乎未曾合眼，面容变得憔悴。总算度过了危险期，吉米捡回了一条命。不过，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吉米下床的那一天，警察逮捕了古特，是那个意大利裔的老医生告的密。这在邻居街坊中引起了骚动，一张张历经沧桑的面孔因愤怒而涨红。

第二天，这批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上班，大伙儿全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古特被传讯时，这些人蜂拥而上，法官惊讶地望着这群奇怪而沉默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有罪还是无罪？”法官问道。

在古特还没来得及开口前，一百多个邻居街坊齐声喊道：“无罪！”

“肃静！”法官呵斥道，指着站在古特背后的莫菲说：“你说说看。”

莫菲开始叙述。法官专心听着，并环视着一张张老迈的脸孔。莫菲在庭审结束时说：“我们已经凑足了钱，如果他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拯救一个小孩的生命——而被判罚金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68美元了。”

法官面带微笑地站起来，举起木槌敲向桌面，庄严宣判：

古特先生，您违反了法律和制度，原因是为了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和制度——道德。因此我判您——无罪！

这个判决揭示了道德与制度、法律的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那就是：既遵循制度，又尊崇道德。

道德与制度的抉择

靠制度还是靠道德，一直是令人揪心的话题。2014年河南高考替考事件折射出来的制度与道德的拷问，令人深思：

在河南高考替考事件中，那些替考的大学生，在区区数万元酬金的诱惑下以身试法；那些替考组织者，对监考老师们的劝说显得如此理直气壮。这表明，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种境地。

面对河南高考替考事件，人们纷纷呼吁，堵住高考制度的漏洞。比如，入考场前要验指纹，进场后要核对身份证。但事实却是：即使替考者将精心制作的指纹膜套错了手指，仪器发出警告声，监考老师仍将他放行；查身份证知道不是本人，也当作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监考的人统统被收买了，连主监考老师也是“咱们的人”。

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孰轻孰重？

河南高考替考事件体现了道德和制度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道德和制度总在冲突中彰显价值，在碰撞中拷问灵魂。

以前看到过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商人想要王子的马而不可得，于是假装生病躺在路上。王子扶他上马，商人上马就跑。王子边追边喊，马可以给你，但千万别说怎么得到的，不然以后没有人敢救助路上的病人了。商人汗颜还马。

我们不能奢求所有的人都有王子的远见和商人的从善如流，但是如何面对道德自觉与制度规则的抉择，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面临的困境。

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同等重要

道德和制度并不相悖。把社会发展比作一辆马车，道德和制度就是马车的两轮。我们需要建立起对制度的信仰，但也离不开对道德的坚守。

曾经引发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得奖原因是他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事务，以及他所成立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

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但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中国记者就对索罗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

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制度办事，我遵守制度，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是因为存在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索罗斯如此，其他富豪亦然，这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富人的仁，不仅是道德促成的，更是制度的必然。

2015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立德立规并重，既树立了道德“高线”，又画出了制度“底线”，必将有助于自律和他律的完美结合。

道德和制度是个永恒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是：制度如何内化为道德，塑造人的善性；道德如何固化为制度，规范人的言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制度的笼子》，徐贻军 何德平/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