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学生的1919：少年如何定义五四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月）新版近日出版。该书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通过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的分析，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五四”历史图景。

我们注意到，1919年活跃的学生，如傅斯年（1896—1950）、段锡朋（1896—1948）、罗家伦（1897—1969）、周恩来（1898—1976）都不超过23岁，放在今天，都是“90后”。那一代的“90”后又是怎样的气质？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学生的特性和组织》章节相关内容。

在详述中国学生对凡尔赛危机的反应之前，首先关注一般学生，特别是在北京的学生的特性和气质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自从20世纪初期，中国学生就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具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这种特性可以由很多因素来说明。

最重要的，许多历史和社会现实，使青年知识分子感到惊恐，例如中国屡次被从前视为蛮夷和低下的外国人打败，腐败和分裂的政府，长期的内战和落后崩溃的经济等。因为老师时常教导青年们，将来他们要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希望，所以无论任何有损国家和文化自尊心的事，都会使中国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加敏感。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有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具有悠久传统；并且由于学生们作为能读能写极难掌握的语言文字的少数人，所以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特殊地位，于是救中国的使命落在他们肩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外，中国学生对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心理上都早有了准备。1905年，中国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这使知识青年毕业后的远景变得模糊不清。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之下，读书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入仕为官。科举废除后，这种个人的挫折，便只好用有机会做群众领袖来弥补了。正如罗素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实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家，而不像西方的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愤世嫉俗之流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青年学生们看见渐进的改良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通过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进行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新世界和现代思潮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增强了。

关于这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对手在年龄和教育上显著的差异。当时大学生领袖都是20岁才出头，并且他们很多同学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人。1919年活跃的学生，如傅斯年（1896—1950）、段锡朋（1896—1948）、罗家伦（1897—1969）、周恩来（1898—1976）都不超过23岁，甚至是许德珩，他被认为比普通学生年龄大，是被派到上海、南京的少数北京学生代表之一，后来又成为鼓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在当地罢工的重要角色，当时也只有24岁。供给他们新思想的教授们也多是二三十岁。相反地，多数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旧学者往往已超过了60岁；军阀们的首领都是中年人，甚至更老。保守派和政府里大多数的官员都受过清朝政权下的旧式教育，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悬殊远远超过通常前后连续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教育和观念的不同，使青年学生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看法和行动无法接受。

此外，还有几种因素使中国学生更便于参加群众运动。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里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的生活里普遍流行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的、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比较理想化的青年中更是尤为盛行，他们都集中在几个都市中心，使他们在习惯和思想上与各自的父母远离；而多数学生的家长是住在乡下的绅士或地主。群众运动的方式，如示威、罢工和联合抵制外货，若不是由归国留学生介绍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和西方出版物中学来的。这些行动方式向他们提供了合适的途径以表达那些没有机会透露的积怨或愤慨。新式知识分子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工读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有力地把他们和西方蒸蒸日上的劳工运动拉得更近。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对于学生干政，从来就没有强烈的反对。

虽然上述分析适用于五四运动当时和以后的普通中国学生身上，但是关于“五四”事件前夕的北京学生，还有其他的特点需要关注。北京一向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了那些只热衷经济的人，多数活跃的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都聚集在首都里。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地主、官僚和其他富裕家庭。传统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官僚维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身为纨绔子弟，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入仕，与官僚分享权力，而极少费心关注外交政策、社会问题和新思潮。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尤其是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改革以后，学生的气质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五四”事件前夕，在北京的大学生根据他们的特性，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纨绔子弟的残余，多少仍然过着颇为奢靡的生活；其次是用功的学生，对学问研究比对时事更加关注；第三种则是最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这类学生的人数大概只占了全体学生的20%，但却是最活跃的群体。这些学生密切关注国内外的事件，而深深地对社会、文化和知识上的问题感兴趣。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思想，而且阅读了更多的西方文学——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克鲁泡特金、萧伯纳。使命感和怀疑的精神在这群学生中间流行，他们后来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

其实当时北京学生群体的思想和活动都很复杂。所有过去东西方推崇过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挤压激荡。他们对于这些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深刻研究，但对于所信仰的却具有无比的热忱，就像一个人从一间永夜的房间走到阳光之下，发现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

如上所述，1918年5月的请愿以后，学生们相继组织了很多公开的或秘密的、自由的或激进的小团体，数量在20个以上。在所有的团体之中，最有影响的是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当时秘密组织在民众、政客、商人和军人中都很流行。）虽然大多数学生组织是非政治性的组织，可是有很多人对政治感兴趣。

早在1919年，在北京的活跃学生中，无政府主义已经十分流行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蔡元培就是一个热忱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者；其他许多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也有类似的经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信念，多半只保留了它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方面，而不包括其恐怖主义方面。在残忍的军阀统治之下，青年中发展出激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如《自由录》《伏虎集》《民声》《进化》，在学生中秘密传阅。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开始受到追捧，克氏的名著，如《一个反抗者的话》（又译为《告少年》，To the Young，1884）、《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1888）、《田园、工厂、手工场》（Fields，Factories and Workshops，1898）、《互助论》（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等，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清朝军队屠城的旧民族主义著作，如《扬州十日记》，都仍然为许多青年阅读和推崇。康、谭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色彩。

当时学生团体颇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和校友秘密地创办了激进的工学会。该社团提倡一种工学主义，反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而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即劳心的人也要劳力，劳力的人也要劳心。工学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理想，以服务于劳工阶级的利益，并且以“工学”单位为基础来建立国家。同时，他们也接受杜威“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思想。虽然工学会的成员都极富于偶像破坏性和反叛性，但是他们仍然献身于他们的信念，坚信社会改革应该依靠一点一滴的实行。所以他们的会员除了求学之外，都要工作，特别是木刻、印刷等工作，当时在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就读的湖南学生匡互生便是工学会的会员。以下我们所要描述的学生活动有许多便是由工学会在幕后策动的，而且有时该社团也发挥着把学生活动转向积极和激进方向的枢纽作用。其他组织，如同言社和共学会都较为温和，但是在学生圈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