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新歌大谈“远方”，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情怀买账

高晓松的新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在3月18日零点高调发布，这或许是他终于为长萦心怀的字句找到了合适的声音。当多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变成每周五准时与您见面并定时用自拍制造恐慌的脱口秀红人，当曾经血气烂漫的“蓝莲花”在幡响梵呗中经历了多年沉淀，这个组合的亮相无论其作品为何，在民谣界都是值得期待的“传奇回归”。

热泪盈眶的民谣乐迷听到的，不仅是翻来覆去的副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更是交织其间的十二年前“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许巍《曾经的你》），和二十二年前“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高晓松词曲，老狼演唱《流浪歌手的情人》）的回响。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听众都对情怀买账。这个早已成为文艺青年slogan的金句，一旦煞有介事地定调谱曲，一唱三叹，在网络上收获到的抵触甚至不屑恐怕令高晓松感到错愕。这首歌本身不能算上乘的作品，恰如歌手周云蓬所说，“心灵鸡汤压上韵，主语换上少年青年老年，就可以唱三段了”，使人不适的不仅是伴随缺乏起伏的单调旋律足足重复了六遍的副歌，还有“苟且”浓厚的贬义色彩和被反复召唤的对象——“你”。“你”如何来到人间、“你”为什么不顾一切，民谣中通常由“我”标记的抒情主人公被置换为说教的主人公。在三段歌词中，说教者从妈妈、分手的恋人，最后落在了“我”，一个重叠了作者和歌者的声音的“过来人”身上。

凭着这首歌，高晓松和许巍挥别了各自清澈短暂、痛苦漫长的青春，以过来人的身份试图指引青年人的道路。而被指引者的普遍反应则可用知名学生撰稿人@庄牧羊的话概括：“每个人都有选择过自己日子的权利，并且可以清醒地定义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而人之患又偏偏在好为人师”。

说教自然总是不受年轻人的欢迎，何况“教你叛逆”的姿态本身就充满吊诡。而听者和说者的话不投机还不止在“说教”，更在“谁”在对“什么”说教。靠《奇葩说》、《晓松奇谈》等一系列节目名利双收、志得意满的“高晓松老师”，早已掩盖了那个从清华退学，一把吉他走上流浪歌手之路的男孩子的痕迹，而他被扒出的由一系列知识界光彩夺目的名字组成的家谱，也使他曾经为了远方的诗放弃眼前苟且的言传身教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

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晓松的窘境来自一种错位：他将自己置于启蒙者的位子，带着人文主义的普世想象，去讲述一个带着母爱光辉的、诗意浪漫的生活格言；而启蒙的对象一方面拒绝应答这种想象，另一方面则用启蒙者在生活中的现实位置取消了他对于生活的发言权。这种“鸡同鸭讲”的错位并不真的意味着青年网友拒不承认人性的超越，或是高晓松真的不识民生疾苦，而是集中折射出时代心态和境遇上的偏差。

孕育第一次校园民谣浪潮、也成就了高晓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总是被追忆者描述为一个广阔愿景，一个人们普遍向往远方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乡镇企业的一名制衣女工，都在接触全新的事物，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并在被市场缩小了的世界中追随来自远方的召唤。随着中国进入“城市化主导”的新兴增长阶段，勃兴中城市的巨大机遇吸引年轻人纷纷涌人。

先是东南沿海开放带来的“孔雀东南飞”热潮，再是长江流域大开发——在那个时代，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去远方”的豪情壮志甚至鼓舞一部分人踏着《Go West》劲爆的鼓点直接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伴随着地理空间流动性的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种种体制限制和阶级成分论阴影消退，催生了“跳槽”这一时髦概念，也造就了蔚然可观的下海大军。

乐观、自我确信、向往闯荡与历练的典型的人文主义情绪在社会弥漫，必然地影响着校园青年的文化生产。大地唱片公司的《校园民谣1》让高晓松这样青涩的艺术青年在1994年的春寒中暴得大名，经历过时代震动的民谣上承着八十年代小范围流行，如今只能在《星期天》、《长铗》中一听余韵的疼痛的青春张力，彼时被前方展开的无穷可能性注入了充满现代性进取豪情的任性和好奇。人们相互坦陈“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相互告诫“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高枫《美人》）；“青春无悔”指向遥远的未知前程，也指向其中朦胧的“所有的爱恋”（高晓松《青春无悔》）；每个勉强能用吉他拨和弦的年轻人都会用沈庆那种低沉的嗓音“带着点流浪的喜悦就这样一去不回”，期待“在那遥远的春色里遇到盛开的她”（沈庆《青春》）。正如流浪不仅是文学修辞，也是高晓松、老狼在人生某个阶段的身体力行，那时的“远方”也不仅是今天装点在线装牛皮笔记本和旅游公司弹窗广告上作为现实所对应的拟像，而是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理想层面都有真切所指、值得付诸行动或为眼前所谓“苟且”赋予意义的充实价值所在。

《校园民谣1》的22年后，高晓松的新作尽管笔力平平，延续的仍是这个用远方代表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鼓舞年轻人大胆尝试新生活的脉络。高晓松本人或许也已经意识到了多年之后远方的吸引力正逐渐褪色，因此新歌虽然选择了比起老狼的惆怅含蓄更有召唤力的许巍的嗓音来表现，但一面用不同主语发出的声音叠加成远方的呼唤，一面却对远方呼唤着人们的究竟是什么语焉不详。

这决不意味着人们不再想象远方。实际的情形是，在非比喻的意义上，这首歌想要启蒙和鼓舞的对象中的大多数，已经身处于他们各自地理意义上的远方。高校十年扩招，毫无疑问让大量青年以求学为契机开启了他乡的生活。超级大城市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提供了动机，世界加速一体化进程下交通的发展和交流的便利提供了可能，更多人离开家乡加入到已成为平凡的社会景观的大流动中。无论是怀揣名校毕业证想要立身扬名的知识精英，还是凑够了500元路费对城里人生活满怀向往的打工妹，都在肉体层面上到达了远方，并或多或少地试图靠近精神上的远方：某种生活、某种价值、某种希望和愿景。这一点上，他们和九十年代的前辈没有差别，空间流动的规模化和制度化甚至使他们不必再冒流浪这类诗意的风险。

然而，随着社会的形态逐渐从狂热中凝固、定型，随着大城市趋于饱和，流动的成本也越来越大：迁移人口的户口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房产困难，是横在年轻的闯荡者和充满诗意可能的远方之间颇具讽刺意味却真实存在的障碍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二线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越来越多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的年轻人知难而退，用一张返乡的火车票结束了抓不住的远方梦；而更多的人仍在各自的远方坚持，在巨大的学业和工作压力下，在渺茫的就业机会前，在狭小的个人空间里，以及日益被有限的资源和激烈的竞争凸显的权力、财富分化中如鱼饮水，艰难挣扎。这种境况下催生的焦虑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那么多人对于“拼爹”有如此大的愤怒和近于苛刻的敏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出身论论调在漫长的历史上乃至现代化转型中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旦魔咒破除，一个摆脱出身的、应许的“远方”带来的充满浪漫想象的情绪冲动是难以估量的，同样，当人们意识到在这个远方仍然有无数有形和无形的限制、难以避免的桎梏，期待落空产生的心理落差也是巨大的。

尚未抵达的远方本就是诗，“生活在别处”是最为诗意的白日梦，然而“别处”的多彩幻梦一旦被拉近到眼前，又变得和此处一样黯淡无光。能够恰当描述这种心境的，必然不是无知无畏的“为那片海不顾一切”，而是年轻人唱起来略显故作深沉的“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李宗盛《山丘》）。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乘音乐选秀之风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的新一轮民谣热，主打的就是“究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马頔《南山南》）的都市感伤，以及以《南方姑娘》、《北方女王》、《北方》、《南山南》、《北上的列车》这一系列南南北北为代表的用词暗昧不明，却因此紧扣每个个体心中欲说还休的惆怅的怀乡调。对此，不必痛心民谣中“苟且”对于“远方”的遮蔽。比起高晓松勇不减当年的流浪上路的魄力，这些思索、追忆的声音并不因为姿态的低回就被归入凡品。一代人的困境在碰撞和反复中必将找到出口，孵化梦想与信念的功能也同样会有其他音乐或者其他艺术形式承担，但再次回到历史舞台的民谣向身在远方奔波飘荡的游子提供的温情抚慰，却是其他种类的音乐难以替代的。

此刻在城市的一窗灯火前抱起吉他的人哼出的远方，不是高晓松那个在出发点上天真地想象、呼唤的远方，而是刘明汉的“我会迎着风，一直往北奔跑，路过每一座有关回忆的城市，似曾相识的地点，尘封的画面，在一点一点被霜雕刻容颜”（刘明汉《远方》）；是身在远方对遥远故土的深情回望；是漫长的羁旅中穿越实在界荒漠的渡船；是成长、老去，跌跌撞撞片刻不息的来路上脱落的，值得珍藏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