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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美国城市贫困群体一穷再穷的命运

编译/斯扬
2016-03-25 11: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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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沃基的冬日午后,一个其貌不扬的男孩引起了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注意———他把积雪捏成了雪球,用力地扔向那些过往的车辆。这样的恶作剧司空见惯,但有一个司机还是忍无可忍,停下车,追了过来。男孩撒腿便跑,躲进了自家的屋子,见此情形,母亲和弟弟不明所以,只听到外面有人愤怒地踹着门。比责骂、挨打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一家很快收到了房东的逐客令……

德斯蒙德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他的新书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驱逐: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于3月1日出版,通过大量引人入胜的叙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并行的悲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美国人将绝大多数的工资用于支付房租和水电煤———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特殊群体如今迎来了人口的剧增。

前文那个男孩的母亲叫阿琳,每月需要承担550美金的房租,这大概是她现金收入的九成。因为不能按时付钱给房东,气氛欢乐的圣诞节前,母子三人遭到了无情的驱逐。新来的租客是一个热心肠,允许他们再住一段时间,直到有了新的住所。和陌生人在一起生活难免会产生摩擦,为了尽快寻找安身之处,阿琳不厌其烦地拨打租房电话,但未来的困难程度比预想的更加严峻。当96%的社会救济都要被用来支付房租时,仅有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福利院把两个孩子接走。

诸如此类让人内心不安的故事是《驱逐》一书最具说服力的部分,“前一秒是你的屋子,后一秒就不是了”。在作者看来,不断增长的低收入人口承受着来自房子的巨大压力。租金/工资之比从50%、60%升高到70%,甚至是更大的数字,以至于基本的生活开销捉襟见肘。在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这个贫困群体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峰值。驱逐不仅是贫困之果,亦是贫困之因。孩子们被迫转学、大人们频频失业,这些绝望的家庭早已忘记了社区为何物,他们从一间条件很差的房子搬到了各方面看起来更差的房子。在这场节节败退的抗争中,情感的伤疤恐怕很难愈合。

低收入群体对于房子的极度渴望并非新的社会现象,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是在左派的学者和官员中间。有一个体面的、负担得起的住所是最原始的人类需求,然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一系列棘手的后果,包括贫困人口没有房子住。住房问题的不利现状同时也凸显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就业、犯罪等。不仅如此,曾经只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支付能力危机,现在悄悄地威胁到下层中产阶级。

德斯蒙德。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政府通过按揭利息扣除、税收减免等政策,让相对富裕的社会阶层拿到了住房补贴,而大多数的贫困人口仍旧一无所获,只有1/4的低收入家庭才具有申请的资格。德斯蒙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给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补助住房消费的抵用券,以此来保证住房的权利,但没有多少人赞成这种做法。不过去年夏天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补助的抵用券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积极改变儿童摆脱贫困的意愿和希望。

德斯蒙德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研究始于2008年,他从威斯康辛大学硕士毕业后,搬到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活动住房停车场,近距离观察那些被驱逐阴影所笼罩的弱势群体。市政议员不满当地的犯罪问题与违规行为,扬言要关闭停车场。未经处理的污水在拖车底部冒着难闻的气泡,尽管德斯蒙德是作为研究者的身份而来,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喝到热水。房东托宾•查尼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关闭停车场意味着住在这里的人们将变成无家可归者,他的一番同情言论为大家争取到了“缓刑”的机会,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够走运,没多久便遭到了驱逐。

贴着“白人学者”的身份标签,德斯蒙德搬到了黑人社区,女房东谢瑞娜•塔沃对低收入的租客充满抱怨。德斯蒙德持续观察了密尔沃基最贫困地区的8个家庭,针对1100名租客以及被房屋法庭传唤的250人进行了两次调查。从中透露的信息是,相比以前的认知,如今的驱逐更为常见。在密尔沃基,逾1/8的租客在三年中面临一次强行的搬离。而政府的数据压根经不起推敲,因为有大量的非正式驱逐发生在法庭之外。

可怕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低收入群体所背负的压力。政府的说法是,只要房租和水电煤的费用不超过全家收入的30%,这样的开销于正常家庭而言完全负担得起。但德斯蒙德在对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需要拿出50%的收入来支付租金。更有甚者,房租与收入的比例超过了70%,这样的家庭数量超过了1/4。不管是出售救济券来套现,还是在电表上做手脚以节省开支,最后都难逃因拖欠租金被驱逐出门的命运。

驱逐是残忍的,租客与房屋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有时会闹出人命。驱逐让社区关系变得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来了又走,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更糟糕的是个体,前文那个扔雪球的男孩乔瑞在七、八年级换了5所学校。住址频繁变动,使得人们容易错过公司聘用的信件,以及社会救济的信息。一旦遭遇驱逐,租客的信用记录上就会留下污点,这大大降低了申请住房补助、租借私人公寓的成功率。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贫困群体深陷租房的囹圄从来都是常态。其实不然。上世纪70年代,尽管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不怎么样,但总的来说,他们用不着节衣缩食。当时美国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比贫困户的数量要多,好景不长,20年后的贫困户越来越多,曾经张开怀抱的廉租房已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住房条件大大改善,租金也跟着疯涨。除了大环境,房租的沉重负担还与个人品行与生活习惯有关:有人沉迷于吸食毒品、有人受到了精神伤害,并且相当一部分人没能完成高中学业。

2007年底出现经济衰退的美国可谓祸不单行。抵押品赎回权的取消将无数的房主变成了租客,租金上涨,工资下调。据哈佛大学住宅研究联合中心的计算,从2001年到2014年,房产租金上涨了7%,而租客的收入跌掉了9%。大约有2130万的美国家庭(全国人口的1/6)用于住房的开销超过了收入的30%。对于那些最贫困的家庭,找一间租得起的房子,概率几乎为零。如果一个地方的房子很便宜,那么当地人的工资也低得可怜。比如德克萨斯的麦卡伦就是这种情况,这座贫困之城与居民高收入、高支出的纽约一同被视为住房负担最大的两个例子。

城市房租为何高居不下?德斯蒙德的看法是,房东的逐利本性在理论上决定了他们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房租价格的涨幅取决于整个市场的承受能力。不管地产开放商贪婪与否,其建造房屋的高昂成本足以让数百万的美国人望而却步。对于年收入不足3.2万美金的家庭,即便是非盈利的开发商也没办法提供与其支付能力相匹配的住所,而这样的家庭约占美国全国的1/3。

房屋补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缩小了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花费30%的月收入就能搬进一间不好不坏的房子,政府替他交纳租金的余下部分,但这项福利仅针对少部分极度贫困的家庭,其他的多数人只能在申请名单上排队,而漫长的等待过后,也许是一个毫无惊喜可言的结果。德斯蒙德呼吁政府扩大这项政策的覆盖面,用切实可靠的权利来取代彩票性质的补贴,“住房消费抵用券的普及,可以改变这个国家贫困的一面。”在他心中,有一个“理想国”———驱逐变成小概率事件,街上难觅无家可归者;正常收入的家庭逐渐积累了财富,购买食物时不再有任何顾虑;游刃有余地进行个人投资,让子女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在《驱逐》一书出版前,德斯蒙德的这项研究已经赢得了颇多认可,原因是他除了采用民族志的观察方法,还收集了大量来之不易的数据。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称赞这是“过去半个世纪最有深度的田野研究之一”,其现实意义或能比肩迈克尔•哈灵顿( Michael Harrington)的The Other America (《另一个美国》),而后者改变了肯尼迪总统对美国贫困问题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反贫困战争,被誉为“愤怒的呐喊,良心的呼唤”。现在轮到了德斯蒙德的呐喊与呼唤,“我们让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这副样子,这是无法用任何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以及任何经文戒律或圣人教导来加以辩护的。”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6年3月25日刊。《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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