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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书展,应该遇见几本好书?

应奇
2016-04-03 11: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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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和书打交道,甚至有近二十年时间陷身于译书、编书和访书——包括写访书记——的循环中至今无以自拔,我参加正儿八经的书展却是少之又少:大学时有长春书市,那多半只是卖特价书的集市;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犹记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念研究生时,碰到过几次上海书市,一次逛到书市打烊,灯火阑珊中步出夜市,却发现只买了一本书:新出炉的何兆武先生译本《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也是好多年之前了,一次出差到京城,一位在大学时代就一起逛过书店和书市的老同学告诉我,适巧在举行的地坛书市很不错,他愿意陪我去逛逛,我们就像游园一样逛书市,最后却只要了两本书:英国保守主义作者阿尔杰农·塞西尔的《梅特涅》和商务缩印《英华大辞典》,这是我作为译书匠之案头必备书,取代旧的那部用到今天。

正月里和一个亲友团到台湾“自由行”了一周,本来是并不做尽兴访书之“企划”的,不想行程后半段从台东行至台北,当晚就从路边招贴上得悉有台北书展在101大厦旁的世贸中心进行,闻讯后心头为之痒痒不已。好不容易“捱到”返杭前的一天,是一个周末,女眷要陪小朋友去“猫空缆车”,我则预约了也有九年未见的朋友在台北车站见面。九年的时光都融化在三个多小时的倾谈中了,不觉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因为头一天的辛苦应酬,朋友看上去颇为疲累,而我也打算好了要此生头一回去体验下台北书展的,于是两人就在车站西门挥手道别。

坐捷运从台北车站到101已经快傍晚了,直接找到世贸的书展入口,用一百台币买了一张“单场票”。开逛前先瞄了一眼导览图,密密麻麻的参展单位和大小柜台还是让我小吃了一惊。正在边看图边有些茫然地挪步之时,忽然瞥见“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原来是该院出版品的专架——我头天晚上才刚去过“故宫”,唯见一楼的珍宝馆摩肩接踵,而二楼西侧的书画馆则门可罗雀,这就正好让我饱览了从一月开始推出的“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中之《纪游画册》和《书辋川诗》,以致最后不但没有时间全部细看完该特展,更无法闲逛颇有“雅趣”的出版品部了。想不到前晚错过的今晚书展再次遇上,我岂能放过?然则在颇为琳琅的图文世界中摩裟翻阅甚久,从我的审美趣味、“欣赏”水平、性价比和便于携带等因素考虑,我只要了《晋唐书法名品》一种书,与那些简陋的内地影印本不同,这个本子对每幅作品都提供了看上去颇为精详信靠的文字说明,内容涉及作品流传、摹本情况等诸多要素,值得收藏。同时,也为了更有在地感些,我还要了当期的《故宫文物》月刊,上面有“故宫南院”开幕的详细报道,还有一位学者讨论《纪游画册》的文字。

出了“故宫”展台往前走,低头看到导览上有“联经”字样,“如电击然”,我就直奔这家几乎可以说是集“三联”、“商务”甚至“中华”于一身的名社展场了。

刚步到其推展柜台前,就见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增订版赫然在目,余先生在新序中谓此著对他在学术生涯中把重心转向中文写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其实此书在我读余经历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除了“海外汉学丛书”中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九〇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港台阅览室“邂逅”红棕色封面的《历史与思想》精装初版本,那大概要算是我读余之正式开端。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将之收于囊中了——想来奇怪的倒是九年前的那次访书,我印象中竟然并没有遇到这部书!虽然谈不上是“近墨者黑”,一位几年来平素帮我从网上买书的许姓小友近来也颇爱读余,有一次还告诉我《士与中国文化》无论哪个网店价格都不低。我约摸知道,余先生的繁体著作中并无与此同名的一部书,不管当年“上海人民”的这个“创意”是来自出版社还是余先生本人,此书基本内容都是本于“联经”早年所出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然后连缀述论古代以下的篇什而成,但这个idea无疑极为成功,因为我们可以断定,迄今为止,《士与中国文化》一定是余先生在简体字世界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了——某种程度上,后来如阎步克和赵园关于“士”的广受赞誉的论著其实都是在余著之大“范式”影响之下浮现出来的。在繁体世界,虽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有点儿像“胡半部”,却仍然与胡著一样续有重印,我在“联经”的展架上就看到了其第三次印行本,本想买一部送给许小友,正在为此书是否足够有“代表性”犹豫之际,忽然从架子里层翻出《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初版精装,而且有三册,呵呵,这可是“联经”的家底货色啊,就是它了!于是毫不含糊地挑出了其中品相较好的两册,一册给许小友,另一册送自己!

熟悉“联经”出版物的读者想必了解,晚近势头强劲的“联经经典”和早年声誉卓著的“现代名著译丛”堪称其西学译介之双璧。在这两个系列近年的出版品中,李明辉教授译注的《道德底形上学》和张旺山教授译注的《韦伯方法论文集》可谓其中之“翘楚”,“可惜”这两部著作我都已经收藏了。眼前,我只为自己增添了“联经经典”中的两种书,一是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史特恩(Lorenz von Stein)的《国家学体系:社会理论》;二是单德兴教授译注的《格理弗游记》,经过中文世界新一轮“古今之争”的“渲染”,斯威夫特(单译为绥夫特)这部大书之“地位”似乎愈发“崇高”了,此时收这部半新不旧(无论原著还是译注本)之书,可谓正其时也。

或许,大部分人参加书展主要是为了买新书,在我,则可谓“兼容并包”,八十年代的“旧书”、世纪初的准旧书而外,也并不排斥“新书”:萧阿勤的《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2012年出版,2015年重印,姑且算是新书吧;这些年大陆也“引进”不少的舒国治的新书,我见到了两种:《台北游艺》和《宜兰一瞥》。前者可作我当下的导游,但其实却是台北历史的导游,因为这主要是本怀旧之作,散漫地聚焦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台北。至于说到宜兰,毕竟我在那里住过两个多月,对它是颇有些“感情”的——前天从台东坐台铁赴台北,路过宜兰,当看到站台上曾经很熟悉的站台名,特别是那个“蘭”字时,我竟然差一点儿就“热泪盈眶”了——其时我大概是想起了当年从头城礁溪坐“绿皮火车”沿东北角海岸到台北的那种难以忘怀的经验,还有在林美山上度过的那些既“热闹”又“寂寞”的时光。

“联经”的展柜在整个书展中打折力度可能是最大的,但这也给我留下了某些“遗憾”:萧高彦教授编纂的昆丁·斯金纳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政治价值的系谱》,是与我曾经的专业兴趣关联最为紧密的,不过在我到台北当晚陪小朋友去逛诚品敦南店时就已经“斩获”此书;蔡英文教授的新著《从王权、专制到民主》敦南店的书架上赫然在列,这里却了无影踪,难道如此厚实的学术著作也被卖空了?杨儒宾教授的最新作品《孔门内的庄子》在手里拿捏半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还“临时”为此举找了一个“理由”:上次听了李明辉教授在敝校一场报告后“慕名”淘来的《1949礼赞》,至今却也并未读竟;还有我念过其翻译谈的思果先生翻译的《大卫·考勃菲尔》,精装两巨册,如果算上折扣,简直比简体字馆里的那些书还要便宜不少,可是其“分量”实在是太重了,而且文学名著,我一向是只收不看的!

告别了“联经”展台,旁边就是香港馆,看上去布置得倒是不俗,但是花绿丛中似乎也并没有太厚重的货色,于是很快就出来,找到了应该是更有成色的中文大学出版社专柜。还记得那年在重庆南路现已搬迁的台湾商务印书馆“饱览”它所代理的中大出版品,而现在中大出版社无疑已经“攀升”到华文出版业界“风向标”的层次。匆匆地转了一圈,很快选定了三本书,一是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这是原书出版半个世纪后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二是一本闲旧书,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论中国诗》,原系中大1981年度钱宾四讲座,1986年初版,我得到的是1997年二次印刷本。三是刘述先教授的《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同样是新亚的钱穆讲座系列;我听闻述先教授大名甚早,但对其论著确立真正的印象却始于“中华学术丛书”中的《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几年前在一次本校图书馆的台版书展,我很运气地得到了他的大著《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95年增订三版精装本,呵呵,这书现在台北恐怕也是并不容易找到了吧!犹记牟宗三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省察》谈到汉宋知识分子的规模和格局时,曾经回忆到抗战期间他流徙在成都,一次听到姚从吾先生分别用“体史用经”、“体文用轻”和“体文用经”来形容司马光、苏氏父子和王安石,并深赏其说。我也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品鉴似乎同样适合包括述先教授所自陈的第三代在内的新儒家人物,但我们就不在这里搞“对号入座”了,以免留下“掌故”和“口实”。只谈一个细节:寒假在诸暨老家闲坐无事,取出随身带着的述先教授的得意小作《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来念,颇有兴味之余,还注意到全书最后引用牟先生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化用任公先生《自励诗》末联第一句“世界有穷愿无尽”为“世界有穷愿无穷”,想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威的表述。我高兴的是,它似乎印证了我当年对任公此联的感受;但我也略感汗颜,因为当时没有细检牟著,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牟先生的“点化之功”!

在中大专柜还有个难得的阅读经验,在此前没有见过的书中,我看到有钱永祥先生的《家国心事与新价值》一文,虽然距离当晚闭展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但我却并没有急着去赶下一家,而是杵在那里站读了钱老这篇“宝刀未老”的精粹文字,而三复斯文,在一种理智和情感的交错冲撞中,永祥先生那种不能“安然接受”已有“选项”的坚韧,那种“盼望失败者和胜利者携手继续前进的心情”,特别是那种对“铺陈、经营”所“祈盼”之“新价值”的“道德资源”之“匮乏”的深重忧患,都在在地攫住和笼罩住了我的内心世界。而此时环视和回望整个展馆,只听音乐响起,宣告大幕即将落下,正是在这种有些萧索而凝重的意绪中,我步出了此生第一次遭遇的台北书展。

回到旅店已经是深夜了,我所住的这家老旧旅店离台北车站近在咫尺,店名是皖省的旧省会,也是“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这些“五四新价值”之最有声色的倡导者陈仲甫先生的故乡。虽然第二天一早还要赶路,我此时却是睡意全无,于是重新振衣桌前,翻出前天晚上从诚品得到的《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韦伯西方发展史之分析》,这是英年早逝的台大林端教授所翻译的其尊师施路赫特教授的大著,翻到其“译者跋”,这几乎可以说是林教授的“绝笔”,也是其心路历程的一次大剖白:“西方几百年的巨大的社会变迁,用韦伯的话来说,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在几百年的长期过程里面逐步完成,台湾却压缩在四五十年内完成,而这种情形在今天中国大陆,更被压缩在三十年之内要加以完成。”在这样的问题框架和历史疑难中,林端认韦伯为“暗夜里的明灯”,把自己的导师施路赫特称作“通往韦伯的捷径”,而自谓“海德堡古道边的翻译者”——用书后所附林端之妻吕爱华女士的话来说:“少有人翻译一本书,是为了翻译一种价值理念,甚至想要见证除了西方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也同样优越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林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口气读完这篇“译者跋”,自己有些沉重的心绪似乎也感到需要某种“平复”,于是就站起身来,微微拉开窗帘,白天熙熙攘攘的台北车站此时笼罩在一片昏黄的静谧中,偶尔路过的大小机车的轰鸣声才会把一个几乎“灵魂出窍”的旅人之思绪拉回到具体的时空脉络中。不知怎的,也许只是这家旅店名的暗示,我此刻忽然想起了早年读过的台静农先生1990年去世前那篇回忆抗战期间在江津与仲甫先生交往的名文《酒旗风暖少年狂》——1946年以后,静农先生在离此不远的台大任教四十余年并终老于此,“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的确,在静农先生笔下的仲甫先生,如果说其早年所集“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犹见“诗酒豪情”之少年意气,那么,从“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到“垂老文章气益卑,百艺穷通偕世变”,则适足以见出“此老襟怀,真不可测”的仲甫先生从“磊落倔强”到郁勃苍凉的心境转换,而这份“壮暮之心”也同样最好地被刻画在静农先生的女弟子林文月教授为乃师所塑造的那一幅幅不朽的文字肖像之中。而至于就要告别的台北给予我的印象,且让我还是引用《台北游艺》中的这一席话:“但台北最教我个人满意的,是它的某种很难言传的、有点破落户似的却又南北杂陈中西合璧的民国感那股草草成军、半乡不城又土又不土的人文情质……也觉得这个城市仍旧有些可爱的穷相,虽然早已铺陈了很多鄙陋的富裕假门面又增多了很多的势利鬼,但终究是一块不错的小家小田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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