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天纲:传教士心系中国,“传教士二代”记录中国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2016-03-28 14: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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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海禁重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在城市、乡村扮演着多元的角色,他们既是布道者,又是医生、教授、科学家、出版家,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和新闻传播等事业的起步,都有他们的踪迹。这些传教士中,大名鼎鼎、留芳史册的不在少数,但也有许多人的名字并不为世人所熟知,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开创的事业不够伟大,只是他们选择服务、开创事业的地方更僻远而不受人关注。
3月27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在长宁区图书馆开讲,与读者分享了传教士来华背后的历史。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是李教授的研究方向,谈起近代来华传教士,他了解的人物故事不可谓不多,然而福益华却是一位陌生人,是他为《邵武四十年》作序的时候才知道的。去年11月,《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正是这位“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在华四十年的故事。
讲座现场
福益华:僻远山沟里的传教士医生
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原名爱德华·布里斯,出生于美国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1892年他来到中国,服务的地方是闽江上游的一个小县城——邵武。当时,福建与其他省份之间还没有铁路相连,山城偏僻、美丽而危险。小城和周围地区有200万人口,盗匪猖獗,民生多艰,还缺医少药。福益华九死一生,40年扎根在这里。他以一人之力,到上海、新罕布什尔州募集经费,建造诊所,后来这间诊所成为闽北地区第一座医院。他还从美国引进各种家畜,建立奶牛场,他医人也医牛,在当地留下了无数故事。这些事迹,外界却少有人知。
《邵武四十年》讲述的就是这位邵武人口中的“福先生”,著者小爱德华·布里斯,就是福益华的儿子。小爱德华出生在中国,参与了父亲在华服务的一段人生,对于父亲,他尤其感到自豪。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编辑,擅长讲故事,这本书就是他利用他们的家族史料,主要是父亲留下的书信写成,然后畅销美国。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爱德华,经历了军阀混战、疟疾、瘟疫和洪水。
在中国的一个偏远小城,一个美国传教士日复一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一个传教士在山城能看到的时局、世界又是怎样的?“这本书是私人著述,讲述的是个体经历,充满了故事,但也相当平淡。一个传教士医生在小城里日复一日地看病,他不像是在上海的传教士,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平淡生活的记述,字里行间却让读者感受到“大历史”的脉络,中国二十世纪的动荡和混乱,都被个人历史记录下来。李教授在讲座中谈及两处他印象深刻的内容,是福益华经历过的两个“生死关头”。一次是北伐军军官用手枪顶住福益华的脑袋,要他别管北洋军阀的伤兵,先救北伐军的士兵,几乎就要扣动扳机。另一次是福益华在江西弋阳传教的伙伴,被绑票、撕票,他只能暂时关闭医院,躲了起来。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期间的大历史,常常忽视了这些山沟沟里局外人的经历,这些细节并没有进入到“大历史”的叙述中。“很多大历史缺乏细节、没有温度,私家记载中的故事恰好对这一点做了补充。”
退休后住在新伯利港的爱德华和梅
讲座中,李教授还介绍了另一本著述,即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这也是他在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开课的题目。“如果说《邵武四十年》讲的是私家记载,这本书讲的就是公共历史。”
在公共历史叙述中,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事迹已经是耳熟能详,他们办大学、办医院、办出版社、办报馆、搞科学事业,史有定论。原来的教会医院,现在都还在“十佳医院”之列,比如协和、瑞金、仁济、华西;基督教十三所大学,天主教三所大学,1953年被打散,但它们的校园、图书、师承、专业和学风都还留下来了,比如圣约翰、东吴、燕京、震旦。当年美国大学生的入学率也仅有1%,传教士很多都是大学毕业,这些优秀的人为什么选择到中国来,他们到了中国又如何能开创这么伟大的事业?筹钱募款办教育、办医疗、搞科学,这些钱从哪来,募款的热情从哪来?这些问题,在公共历史叙述中有记载,在私家记载中也有体现,二者正互相补充。
书中描写,福益华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结果却钻到了闽北乡村。“我们在美国调研,看到小镇的教堂里还保存他们祖先为海外传教活动筹钱的记录。你会看到,一个美国小城,未必比中国江南地区富裕,但是当地人就能拿出一块两块钱,募集起来,支持传教士在中国办大学,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并不上大学。于是在中国的大城市有了教会大学,在乡村小城也有传教士的小医院。”李教授补充说,“当然,近代中国与基督教有关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科学事业,并不都是海外资金支持,也有很多是中国的官员、基督徒、家长捐助筹建的。很多中国人士参与了现代化建设,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现代,是中西合作,中西交融的产物。”
“传二代”:中国不只是一段经历
私家记载如何呈现公共历史,李教授以为:个人经历的琐碎信息,可以拿来作为公共历史的注脚、证明和补充;另一方面,私家记载的细节本身,也非常值得解读,可以从中揭示出更有意思的历史。
“福益华的儿子,就是这本书的著者小爱德华也是蛮争气的,成为纽约有名的记者和编辑。由此,我也想谈谈传教士的二代。中国学者重视谈家学,所谓家学,通常就是说,祖上出过秀才、举人、进士,中了状元之类,儒家还特别重视师承、道统等。在西方,牧师、神父就是当地的儒者,算起来可谓是西方人的‘家学’。”1932年回到美国之后,爱德华父子再无机缘回到中国。像小爱德华这样的“传二代”为数不少,他们中的有些人长成后,又回到中国继承了父辈的事业,还是做传教士,或者服务于其他事业,比如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也是教育家、外交家。他的父母是来华传教士,自己出生在杭州,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在中国,他最为人称道的事业就是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作为来华传教士的子女,中国于他而言,并不仅仅是一段生活经历,已经相当于“祖国”。“司徒雷登对中国很有感情,燕京大学就像他的孩子一样。1949年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他没有跟随,留在了南京,有意跟新政权接触。美国在华政策失败后,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在到美国之后,他的遗愿也是要在安葬故土,魂归燕京,可见他对中国感情之深。前些年他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了杭州,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与司徒雷登一样,在邵武小城生活四十年的“福先生”直至生命结束,仍梦想着能重返中国,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人民”,如他自己取的名字“福益中华”。讲座结束之际,出版方工作人员说,在豆瓣看到有读者感慨,看了《邵武四十年》,感觉福益华比中国人更爱中国。这样的故事实在令人动容。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传教士,近代中国,大学,医院,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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