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点赞安徽桐城张家：其核心精神和最终落脚点是廉俭礼让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桐城清代大学士张英的一首《让墙诗》。

桐城，著名文学流派“桐城派”的故乡。地处安徽省中部偏西南、大别山东麓、长江北岸。素有“吴头楚尾”、“七省通衢”之称。

元末明初，桐城饱受战乱和灾荒，人烟稀少，大批移民自江西、皖南等地迁至桐城。他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重视农耕，看重课读，逐渐形成了桐城“穷不丢书”、“耕读传家”的乡情民风。

浓郁的书香氛围催生出恢宏的文化景象。明清两代桐城一邑之地共出进士236人，举人793人，贡生、监生不计其数。出现了张、姚、马、左、方等诸多世家显族，形成了影响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派”，为世人所瞩目。一时“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

一、桐城世家

桐城世家显族中的“张”，指的就是张英家族，以其郡望称为“清河张氏”。明初由江西鄱阳迁居桐城北乡土铜山。六世祖张淳科第起家，自浙江永康令官至陕西布政参政，因长于断案，人称“张一包”，即包拯之谓。其长孙张秉文，就是张英的伯父，为明朝封疆大吏。季孙张秉彝，就是张英的父亲，赠光禄大夫。

张英父亲张秉彝，在张英初入仕途时，即多次写信告诫他：“祖宗积德，累世以耕读承家，尔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抱忠贞以事君，笃谦和以交友”；“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学圃，晚年更号圃翁。康熙六年进士，十二年任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六年入值南书房。供职勤谨，应对称旨。康熙称其“有古大臣风”，将西安门内房屋赐其居住，开清代词臣赐居内城之先例。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宰相”。康熙四十年告归，隐居城内故居和龙眠山赐金园，其间康熙曾数赐楹联。四十七年卒，谥文端。

祖辈的懿德嘉行，父母的言传身教，造就了张英敬慎廉俭、谦和礼让的官德人品，而他又承前启后，以其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凝铸成了一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持家治国、立身做人的《聪训斋语》。

二、聪训继世

《聪训斋语》是桐城清河张氏的一部典范家训，内容深入浅出，富含哲理。读来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张英说：“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亦不用烦言伙说矣。”

这是张英教训子孙的四句箴言。通览全训，纵观张英的为人处世，其核心精神和最终落脚点，即是“廉俭”、“礼让”二端。

张英居官廉俭，门无私谒。遇有人行贿时，则正颜拒绝。他曾说道：“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其家境清苦，任翰林时，曾于会试入闱，家中竟然无米下锅。夫人搜得家中有面数斗，遂举家连食面汤将近一月。居虎坊桥时，度支困乏，夫人不得不取下孩子项下银锁质钱，以渡难关。

张英的廉俭之风，还体现在选拔、推举和保护廉俭官员方面。康熙南巡，张英曾多次迎驾扬州、淮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一次南巡，两江总督阿山欲借机增供经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执意反对，阿山想以诽谤巡游罪置陈重罪。及张英谒见，向康熙澄清事实，陈鹏年始得免祸，后成一代名臣。

廉为官之本，俭为廉之基。养廉必须以俭。张英认为做父母的应“教之俭用”，并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俭于饮酒”等八个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崇尚南宋著名学者陆梭山（陆九渊兄长）治家以俭之道，要求家人把一年的日常开支费用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

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原馆长、张英后人 张泽国：

张英的廉俭故事还有很多。他六旬华诞时坚持不办寿宴，不收贺礼，与妻子商定把钱省下来“制作衣绔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他解官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布衣蔬食，至老不衰，而救人急难则动辄倾囊。

除为官廉俭外，张英还推崇为人礼让。他说：“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做父母的就应“教之谦让”。晚年居乡时，他从不以“宰相”自居，仅以一位山间老人身份与百姓交往。遇到担柴人，便退立道旁，主动让路。而有关他“六尺巷”的让墙故事，则最为世人称道。

史料记载，张英的桐城老家宅旁有一块空地，与吴氏为邻，吴家越界占用，于是引起两家纷争。张英家人便修书一封送给在京城的张英，请示定夺。张英提笔批诗一首寄归。诗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言恳意切，情操高古。家人接书，遂退让三尺。吴氏闻之，深感其义，亦退让三尺。于是桐城就有了这条六尺巷，有了这一传诵至今的六尺巷佳话。

安徽省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潘忠荣：

六尺巷故事的核心精神就是“礼让”二字。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让故事史不绝书。《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舜就是舜帝，让畔就是让出田岸。舜帝以他的虚怀若谷感召了历山地区的人们都礼让田岸，这是我国最早礼让地界的故事，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后世之人都把“田者让畔，道不拾遗”作为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而追求和歌颂。张英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传统美德礼让三尺。他的礼让换来的不仅是息事宁人，而且感服了邻人，见贤思齐也礼让三尺，这样就成了六尺巷，一场地界纠纷就在这种互谅互让中得到圆满解决，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道德的感召力。

漫步六尺巷，你会感到你是走在时空的甬道里，正从过去走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你会感到你是走在历史的长廊中，那一块块砖格就是一幅幅历史的画面，使你油然而生慕古思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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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俭传家

聪训传家，世泽绵长。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张，人才辈出。明清两代近二十世，一族计有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89人，贡生、国子监生700余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

张廷玉（1672-1755），张英次子，字衡臣，号砚斋。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二年（1737）进三等伯，开清廷文臣爵至侯伯之先例。雍正皇帝褒扬其为“调梅良弼”。

张廷玉积“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人生感悟，著成了《澄怀园语》一书。这是继其父《聪训斋语》后的又一部张氏家训。

“今日行事俭，异日做官清。”张廷玉恪守庭训，亦以廉俭、礼让为务。他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这里的“忍”就是忍住不贪，克己复礼。

张廷玉初以词臣分校礼闱时，有同事想找他谋私，他赋诗一首云：“暗室欺心古所难，四知常凛寸心安。簾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深怀律己之心，意境磊落高洁。同事阅诗之后，便惭愧地退却了。后来，张廷玉担任吏部侍郎时，因惩恶除贪，曾获得“伏虎侍郎”的美称。

张廷玉还继承和发扬了张氏一门的礼让之风。其中最有名的，是“父子让探花”的故事。

安徽省桐城市政府办副主任 方宁胜：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长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觉得该卷字画端楷，文意绝佳，便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的大臣皆称评定公允。待折卷时，方知是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张廷玉得知后，立即奏请皇上换选他人。但雍正皇帝明确宣布，他所选拔非常公允，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然而张廷玉仍再三恳允“以此让于天下寒士”，雍正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便是脍炙人口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和其父六尺巷让墙故事一样为世人所感佩。

张廷玉清廉礼让，生活俭朴。住在皇帝赐居的戚畹旧园十余年，连日用器具都不全，以至同事亲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但对百姓疾苦，却忧戚在心，必欲尽力以解困。康熙四十八年（1708），桐城东乡陈家洲遭受水灾，他立即动员兄弟子侄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1733），他奉命回乡举行祭父大典，途经河北时发现水灾严重，旋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此后又将祭父大典所余银两捐修了桐城东门外的“良弼桥”。乾隆四年（1739），他得知乡里欠收，贫民乏食，立即驰书家人捐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精心筹划，以成善举。

教子，张廷玉同样以“廉”“严”著称。长子张若霭为内阁学士，工书善画。一次，张廷玉看到僚属的一幅名画挂在张若霭的书斋中，知为僚属投其所好，便正色道：“我无介溪之才，子有东楼之好，奈何？”“介溪”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号，“东楼”是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号，严世蕃为侍郎，依仗其父为相，招权纳贿，终被处死。张廷玉以此类比，使张若霭深为震撼，赶紧送还名画，从此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有违家训了。

张氏家训，不仅使其子孙后代受益匪浅，奉为圭臬，同时也为世人所看重。曾国藩即对张英的《聪训斋语》垂爱有加。他在写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他甚至亲自为弟、子、侄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

名篇传世，历久弥新。《聪训斋语》、《澄怀园语》这两部家训是张英、张廷玉父子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笔宝贵遗产。它们和六尺巷故事一道，彰显着独特的精神魅力，闪耀着道德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