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行人闯红灯引发大讨论，学者：长期高压执法才能真正威慑

早在1995年，上海就提出“不乱穿马路”，整治闯红灯行为。在此后的21年里，又有多轮整治，闯红灯的现象一度有所好转，但时间一久又死灰复燃。在本次交通大整治中，行人乱穿马路是重点整治的十类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但是，澎湃新闻记者4月5日观察发现，许多路口不时有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发生。

对于闯红灯屡禁不止，一名交警将原因概括为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办副科长沈雁辉还表示，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交警重点整治危险来源更大的一方，比如机动车，如果处理一个行人，可能就要放掉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有专家建议，更具人情味的管理，会让“行人闯红灯”现象自然而然地好转；但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法律太注重行人的弱势地位，应长期高压执法。

有律师建议，在警力有限的情况，可以增设电子眼专门抓拍行人的闯红灯违法行为，与媒体合作的形式进行曝光警示。一名遵义市民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该市三家媒体对高清探头拍摄到的行人闯红灯画面进行常态化曝光，“这项政策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各方对使用违法者照片还有些争议，但实施一段时间后，现在闯红灯、乱穿马路的现象几近灭迹。”

行人：交警一撤就闯红灯

4月5日早高峰期间，澎湃新闻兵分四路，在上海的徐汇区、闵行区、普陀区、静安区分别选取四个路口进行观察，每个路口都不时有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发生。

上午9点半，普陀区曹杨路宁夏路路口交通较为繁忙，多名交警和协管员在现场维护交通秩序，未发生闯红灯现象。但时间刚过10点早高峰结束，交警撤离后，便有不少行人闯红灯过马路。当被澎湃新闻记者指出其闯红灯时，多数行人不以为然，称自己闯红灯是因为赶时间，或是没有注意到；更鲜有行人知道闯红灯是违法行为，会被处以罚款。

在徐汇区的漕宝路沪闵路路口，这里除了设置地铁口之外，不远处还有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大。即使在沪闵路东西向有交通协管员管理的情况下，南北向的漕宝路行人闯红灯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澎湃新闻记者站在安全岛上发现，两边都不时有行人闯红灯，他们的理由大多是“当时路上没有车”。

在莘庄地铁站南广场附近的莘朱路都市路路口，行人闯红灯已是家常便饭。就在绿灯即将跳转成红灯时，行人并没有为安全起见静静等待红灯；相反更多的行人却是加快步伐，即使已然跳成红灯，大家也成群结队大摇大摆乱穿马路。

在静安区新闸路胶州路路口，许多行人四下张望一下发现没车，便三两步冲过斑马线。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该路口较小，道路较窄，近五六米宽，几秒钟便能走到马路对面。这可能是不少人趁着没车或车少时闯红灯的原因。

在上海，行人闯红灯现象经历过多轮整治，却收效甚微，成为上海城市治理中的的一项顽症。早在1995年6月1日，上海市文明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大家从我做起、遵守‘七不’规范活动”的通知》。该通知中的“七不”规范之一就是“不乱穿马路”。

在此前的整治中，上海街头曾出现过女硕士乱穿马路怒打交警，最后在舆论压力下被逼辞职回老家的事例，闯红灯乱穿马路的现象一度有所好转。但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后，行人闯红灯现象又死灰复燃。

交警：警力有限优先处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澎湃新闻4月5日报道上海交通大整治中屡屡出现对行人闯红灯执法难之后，这一话题迅速在网上引发大讨论。

行人闯红灯为何难以遏制？普陀交警支队二中队民警杨彦君认为，主要可以归结为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

杨彦君表示，自己曾在中山北路武宁路路口执勤4年，路口每天都在上演中国式过马路，“一看到没车，只要有人闯红灯，大家都过去了。”

在执法过程中，杨彦君也遇到过不少难题，有的人柔性抵抗，有的人毫无反应。他说，不少人知道闯红灯违法，被警察抓到后就磨时间，不希望掏罚款；有的人根本不知道相关法律规定，更有人强行挣脱交警。

“处理一个行人要花费20多分钟的时间，执法成本太大。”杨彦君说，如果行人不肯交罚款，也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法可以扣车，但是行人违法，就无法进行下一步处理。”

“管车比管人容易。”杨彦君表示，司机都学习过交通法规，但部分行人和非机动车司机没学习过交通法规。此外，上海流动人口大，也为执法带来难度。

据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办副科长沈雁辉介绍，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开始就规定了四类行为主体，包括乘车人、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行人的闯红灯、乱穿马路、翻越隔离栏等违法行为都应受到处罚。

对于行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沈雁辉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前身是规章，不少人法律意识淡薄，到现在还认为自己闯红灯是违章行为，并没有意识到相关内容已经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在他看来，行人对交通违法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认知不同，比如打架斗殴和闯红灯都是违法行为，但后者就不受重视。他强调，即便行人违法行为罚款很轻，但依旧是违法行为。

沈雁辉同时表示，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安整治的重点是危险来源更大的一方，比如机动车，如果处理一个行人，可能就要放掉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可以提醒行人要重视法律的严肃性，也是通过突击性的整治行动把危害性和严重性凸显出来。在高压态势下执法从严从紧，让大家感受到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不能敷衍了事。”沈雁辉说。

专家：建议更具人情味的管理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行人闯红灯主要有着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行人赶时间，又缺乏遵守规则的意识；二是执法不严，闯红灯的违法成本太低；三是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致使行人失去耐心。

他认为要根治这一行为，也需从三方面着手。“警察上街，严格执法，这是第一位的。”顾骏说，否则闯红灯的人节省了时间，守法的人反而吃了亏；其次，应该科学调查，合理设置红绿灯时间，而不去挑战行人的耐心；最后是宣传教育。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则着重提出了“路权”这一概念。

他认为，当今城市规划是以汽车为中心设置的，行人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除部分红灯时间过长，有的马路栏杆林立，行人往往需要绕一大圈子才能穿过马路，许多汽车转弯不避让行人，有的甚至开到人行道上侵占行人“路权”。

除了对路权的重新梳理和分配，顾晓鸣还特别提出，在管理上需要采用柔性的、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取代“赶鸭子”式的管理。他认为，行人闯红灯，有的时候只是对管理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

“路上的标语要全部重新换掉。”顾晓鸣建议，交警执法应该从行人角度出发，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让行人确切感觉自己受到了帮助。他相信，更具人情味的管理，会让“行人闯红灯”现象自然而然地好转。

也有法学专家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目前法律在审判上太注重行人的弱势地位，导致许多明明违法在先的行人可以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人的违法行为。

中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因为行人闯红灯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司法审判的时候更多考虑行人的弱势地位，即使不是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也会判决驾驶员要付部分责任，并赔偿损失。”该法学专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引导正确的舆论及对法律的认识，应该对中国现行的有关交通安全法规进行修改，“不管是机动车也好、行人也好，所有交通违法行为人都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是行人闯红灯造成的交通事故，任何损失都应该责成行人自己承担，这样的法律判决相信能从认识上加强对闯红灯后果的警示。”

“长期高压执法才能真正威慑力”

鉴于上海在整治酒驾、禁燃烟花爆竹、以及拆违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申生表示，只要政府下定决定好好整治交通，他相信上海有能力完成这项挑战。

作为交通整治中老大难问题，行人闯红灯该如何整治？

胡申生表示，整治行动切忌虎头蛇尾，“过去我们也曾提出过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可是收效甚微，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整治行动最初声势浩大，各种警力物力财力压到街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渐渐疲态，越到后面越没声音。很多人觉得反正只要挺过这一阵子，之后又可以放松了。”

对此，他认为长期保持严于执法的高压执法态势，才能对行为人形成真正的威慑力。“不要寄希望于行人能够自觉遵守法律，在利与害面前，老百姓都希望自己不吃亏，所以才会为了少等几秒乱穿马路闯红灯。我建议还是要加大一线的警力，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否则做不好就变成懒政了。”

胡申生还表示，在宣传教育方面，不仅需要“提倡”性的宣传公告，更要定期“惩罚”性地曝光，起到警示作用。

在及时利用曝光手段方面，上海申京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成双也认为，目前的执法手段依然不够到位，在警力有限的情况，可以增设电子眼专门抓拍行人的闯红灯违法行为，“目前已经可以用高清摄像头抓拍机动车违法行为，并后续做扣分罚款的处罚。以此作为参照，也可以用类似的电子眼抓拍行人闯红灯的画面，与媒体合作的形式进行曝光警示，让行人真正感受到政府对整治行动的决心，望而生畏。”

类似的“曝光台”做法在其他省份已有试点。一名生活在贵州遵义的市民表示，该市下属的遵义日报、遵义晚报、以及遵义电视台均设立了“曝光台”，只要道路高清探头拍摄到行人闯红灯的画面，都会提供给上述三家媒体，进行常态化曝光，“这项政策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各方对使用违法者照片还有些争议，但实施一段意见后，现在闯红灯、乱穿马路的现象几近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