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尚永琪：没见过狮子的中国古人，为何视其为守护神

狮子作为一个生活在热带草原的物种，在中国原本难以繁衍生存。然而，中国民间却留下了大量的狮子造像，而在寺庙、官衙以及校园的门口，往往一左一右地伫立着两头石狮。那么，在原本不产狮子的中国，狮子是怎样成为守护神的呢？4月6日下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尚永琪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坛，从狮子出发，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传播史进行了介绍。

中华帝国与狮子的相遇

在讲座的开始，尚永琪研究员首先对自己的研究经历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他表示，起初自己的兴趣点在汉唐时期的佛教传播，在写作《鸠摩罗什及其时代》一书时，鸠摩罗什到龟兹传法，龟兹王为表最高礼遇，特意为鸠摩罗什打造了一个金狮子床，并准许他坐在床上讲经。由此出发，尚永琪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产生了兴趣。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他到达的区域，正是亚洲狮的分布区，然而，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张骞和他的伙伴们见到狮子的记载。虽然《汉书》中有片言只语很模糊地提到西汉宫廷的皇家苑囿中养有狮子，但是这些狮子从何而来却并无提及。等到史书中明确记载西域诸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已经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王遣使进贡狮子，这是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的皇家与狮子的第一次接触；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再次献狮子，一同献上的还有孔雀等“西域特产”；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疏勒国又献来狮子和犀牛。在这同一时期，月氏也有献狮子的记载。

对于狮子形象的描述，中国文献中最早的清晰记载来自东汉时期成书的《东观汉记》，书中写道：“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尚永琪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写实、准确的对于亚洲雄狮的描写，表明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来自西域地区的猛兽狮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说了，换言之，作为西域动物的狮子已经从欧亚草原走向了东方的中华帝国。

狮子图像的几种基本造型

佛教的传播与狮子信仰

在西亚及北非等地，雄狮很早就被视为守护神而被广泛地伫立在陵墓以及神庙的入口处。尚永琪认为，这可能与雄狮在狮群中的地位和分工有关：“在狮群中，打猎、哺育下一代之类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由雌狮完成，雄狮的任务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吼两声。早上吼一声，表示这块地盘是我的了，你们别的狮子或是其他的动物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晚上睡前再吼一声，表示这块地方我要占着睡觉了，别以为我睡着了就收拾不了你们。只有在碰到大型动物，雌狮无力与之搏斗的时候，雄狮才会出马。西亚和北非这些能见到狮子的地方的统治者，肯定也都很羡慕狮群的这种分工，并且认为自己在所管辖的地域上，也应该是这样的角色，所以选择狮子作为守护神，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狮子的形象由西亚和北非一路传到中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狮子的造像由东向西，凶猛程度越来越低，而那种萌萌的感觉却越来越强。因为越往东边的人，越没有见过狮子，他们对狮子的刻画只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和臆测，而西亚和北非这些地方的人，对狮子的凶猛甚至是残暴，是有着直观的体会和记忆的。”

西亚地区的狮子造像狮子造像由西向东的演变

尚永琪谈到，即便在东汉时期，也只有皇家及内廷的人员能够一睹狮子的芳容，社会上一般的中下层民众根本无法亲眼见到狮子。随着汉朝的崩溃，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域诸国的官方交往也一度中断。但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将对狮子的信仰传入了无从见到狮子的一般百姓之中。

据说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唯我独尊，做狮子吼，群兽摄服，故以狮子座为佛座。在佛教艺术中，狮子既为万兽之王，也具有辟邪护法之作用，狮子神格化后，一方面以神兽、灵兽、仁兽色彩在佛教造像中出现，另一方面也作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信奉，随着佛教于南北朝时期的东传与普及，狮子首先是在佛寺、佛像中出现，其次开始在官衙中被使用，而一般无缘见到狮子的老百姓对狮子的印象也就是来源于这些造型，因此在他们的想象和寄托中，狮子的形象越来越可爱了起来。

佛陀的双狮子座

在今天的银行门口，守卫大门的一般都是西式狮子，表情威严凶猛；而园林、老校门的门口的中式建筑前，一般伫立的都是温和可爱的中式狮子。可见，东西方对狮子形象的理解差异在今天依旧存在。

银行门口的西式狮子老校门门口的中式狮子

作为坐骑的狮子、毛驴和“骑乘秩序”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军队的远征、使者的往来或是货物的运输，都少不了那些健壮且能驮运的骑乘动物，如大象、骆驼、骏马、牦牛等等。而狮子作为一种无法被驯化的野兽，在当地人民的传说和想象中被认为是神或王的坐骑，象征着骑乘秩序的顶端。

位于骑乘秩序最低一级的则是毛驴。与狮子一样，驴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非洲野驴是中国家驴的祖先。被驯化后的非洲家驴，经埃及传到亚洲的西部，再经伊朗、阿富汗、印度，最后传入中国。尚永琪表示，毛驴性情温顺，饲养成本低，对草料的要求不高，力气小，奔跑速度较低，形象也没有马那么英武，所以在人类可以骑乘的家畜中，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骑驴都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

尚永琪援引祆教圣经《阿维斯塔》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徒为人行医治病的报酬，就是为驴子排了一个价码或等级：“为家庭主妇治病，报酬是一头毛驴；为村长之妻治病，报酬是一头牝牛；为城市长官夫人治病，报酬是一匹骡马；为王后治病，报酬是一峰雌骆驼。”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驴的等价物毫无疑问是最低的。

尚永琪进一步谈到，作为军队的统帅，也是不能随便骑毛驴的。在萨珊波斯最伟大的国王霍斯劳一世时代（531—579），波斯将军韦赫里兹同也门国王迈斯鲁格对阵时，骑着大象的迈斯鲁格不可一世，他为表达对波斯军队的蔑视，居然先换乘马，然后又骑上了一头毛驴。结果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丢了自己的性命，迈斯鲁格也由此被韦赫里兹蔑称为“母驴的儿子”。

驴的象征意义在西亚是如此，在中国也不例外。尚永琪指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驴的定义是：“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 唐末大将王师范向后梁太祖朱全功投降，就是“缟素乘驴，请罪于太祖”，另一大将刘鄩投降也是“素服跨驴”，以示其自降身段——这都是公元900年左右的事情。  

既然骑驴如此不堪，所以公然让有身份的人骑驴，也就成了一种惩罚性措施。唐代佛教史家释道宣对南印度佛教徒之间的论经有这样的记载，论辩失败者要受到“乘驴，屎瓶浇顶，公于众中，形心折伏，然后依投，永为皂隶”的惩罚。

有趣的是，在埃及、叙利亚地区的宗教文化中，也有这样以骑驴游街来惩罚宗教信徒的措施，18世纪的画家就在此类故事集中描绘了一位苦行僧骑在驴背上，被牵着游街的可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