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尚永琪:没见过狮子的中国古人,为何视其为守护神

熊丰

2016-04-08 17: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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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作为一个生活在热带草原的物种,在中国原本难以繁衍生存。然而,中国民间却留下了大量的狮子造像,而在寺庙、官衙以及校园的门口,往往一左一右地伫立着两头石狮。那么,在原本不产狮子的中国,狮子是怎样成为守护神的呢?4月6日下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尚永琪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坛,从狮子出发,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传播史进行了介绍。
中华帝国与狮子的相遇
在讲座的开始,尚永琪研究员首先对自己的研究经历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他表示,起初自己的兴趣点在汉唐时期的佛教传播,在写作《鸠摩罗什及其时代》一书时,鸠摩罗什到龟兹传法,龟兹王为表最高礼遇,特意为鸠摩罗什打造了一个金狮子床,并准许他坐在床上讲经。由此出发,尚永琪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产生了兴趣。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他到达的区域,正是亚洲狮的分布区,然而,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张骞和他的伙伴们见到狮子的记载。虽然《汉书》中有片言只语很模糊地提到西汉宫廷的皇家苑囿中养有狮子,但是这些狮子从何而来却并无提及。等到史书中明确记载西域诸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已经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王遣使进贡狮子,这是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的皇家与狮子的第一次接触;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再次献狮子,一同献上的还有孔雀等“西域特产”;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疏勒国又献来狮子和犀牛。在这同一时期,月氏也有献狮子的记载。
对于狮子形象的描述,中国文献中最早的清晰记载来自东汉时期成书的《东观汉记》,书中写道:“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尚永琪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写实、准确的对于亚洲雄狮的描写,表明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来自西域地区的猛兽狮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说了,换言之,作为西域动物的狮子已经从欧亚草原走向了东方的中华帝国。
狮子图像的几种基本造型
佛教的传播与狮子信仰
在西亚及北非等地,雄狮很早就被视为守护神而被广泛地伫立在陵墓以及神庙的入口处。尚永琪认为,这可能与雄狮在狮群中的地位和分工有关:“在狮群中,打猎、哺育下一代之类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由雌狮完成,雄狮的任务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吼两声。早上吼一声,表示这块地盘是我的了,你们别的狮子或是其他的动物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晚上睡前再吼一声,表示这块地方我要占着睡觉了,别以为我睡着了就收拾不了你们。只有在碰到大型动物,雌狮无力与之搏斗的时候,雄狮才会出马。西亚和北非这些能见到狮子的地方的统治者,肯定也都很羡慕狮群的这种分工,并且认为自己在所管辖的地域上,也应该是这样的角色,所以选择狮子作为守护神,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狮子的形象由西亚和北非一路传到中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狮子的造像由东向西,凶猛程度越来越低,而那种萌萌的感觉却越来越强。因为越往东边的人,越没有见过狮子,他们对狮子的刻画只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和臆测,而西亚和北非这些地方的人,对狮子的凶猛甚至是残暴,是有着直观的体会和记忆的。”
西亚地区的狮子造像
狮子造像由西向东的演变
尚永琪谈到,即便在东汉时期,也只有皇家及内廷的人员能够一睹狮子的芳容,社会上一般的中下层民众根本无法亲眼见到狮子。随着汉朝的崩溃,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域诸国的官方交往也一度中断。但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将对狮子的信仰传入了无从见到狮子的一般百姓之中。
据说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唯我独尊,做狮子吼,群兽摄服,故以狮子座为佛座。在佛教艺术中,狮子既为万兽之王,也具有辟邪护法之作用,狮子神格化后,一方面以神兽、灵兽、仁兽色彩在佛教造像中出现,另一方面也作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信奉,随着佛教于南北朝时期的东传与普及,狮子首先是在佛寺、佛像中出现,其次开始在官衙中被使用,而一般无缘见到狮子的老百姓对狮子的印象也就是来源于这些造型,因此在他们的想象和寄托中,狮子的形象越来越可爱了起来。
佛陀的双狮子座
在今天的银行门口,守卫大门的一般都是西式狮子,表情威严凶猛;而园林、老校门的门口的中式建筑前,一般伫立的都是温和可爱的中式狮子。可见,东西方对狮子形象的理解差异在今天依旧存在。
银行门口的西式狮子
老校门门口的中式狮子
作为坐骑的狮子、毛驴和“骑乘秩序”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军队的远征、使者的往来或是货物的运输,都少不了那些健壮且能驮运的骑乘动物,如大象、骆驼、骏马、牦牛等等。而狮子作为一种无法被驯化的野兽,在当地人民的传说和想象中被认为是神或王的坐骑,象征着骑乘秩序的顶端。
位于骑乘秩序最低一级的则是毛驴。与狮子一样,驴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非洲野驴是中国家驴的祖先。被驯化后的非洲家驴,经埃及传到亚洲的西部,再经伊朗、阿富汗、印度,最后传入中国。尚永琪表示,毛驴性情温顺,饲养成本低,对草料的要求不高,力气小,奔跑速度较低,形象也没有马那么英武,所以在人类可以骑乘的家畜中,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骑驴都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
尚永琪援引祆教圣经《阿维斯塔》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徒为人行医治病的报酬,就是为驴子排了一个价码或等级:“为家庭主妇治病,报酬是一头毛驴;为村长之妻治病,报酬是一头牝牛;为城市长官夫人治病,报酬是一匹骡马;为王后治病,报酬是一峰雌骆驼。”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驴的等价物毫无疑问是最低的。
尚永琪进一步谈到,作为军队的统帅,也是不能随便骑毛驴的。在萨珊波斯最伟大的国王霍斯劳一世时代(531—579),波斯将军韦赫里兹同也门国王迈斯鲁格对阵时,骑着大象的迈斯鲁格不可一世,他为表达对波斯军队的蔑视,居然先换乘马,然后又骑上了一头毛驴。结果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丢了自己的性命,迈斯鲁格也由此被韦赫里兹蔑称为“母驴的儿子”。
驴的象征意义在西亚是如此,在中国也不例外。尚永琪指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驴的定义是:“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 唐末大将王师范向后梁太祖朱全功投降,就是“缟素乘驴,请罪于太祖”,另一大将刘鄩投降也是“素服跨驴”,以示其自降身段——这都是公元900年左右的事情。  
既然骑驴如此不堪,所以公然让有身份的人骑驴,也就成了一种惩罚性措施。唐代佛教史家释道宣对南印度佛教徒之间的论经有这样的记载,论辩失败者要受到“乘驴,屎瓶浇顶,公于众中,形心折伏,然后依投,永为皂隶”的惩罚。
有趣的是,在埃及、叙利亚地区的宗教文化中,也有这样以骑驴游街来惩罚宗教信徒的措施,18世纪的画家就在此类故事集中描绘了一位苦行僧骑在驴背上,被牵着游街的可怜相。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丝绸之路,佛教,狮子信仰,骑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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