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胡锡进“鹰鸽”之争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赵明昊

2016-04-08 14: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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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间围绕中国外交问题的争议成了一起“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吴建民先生是资深外交官,也是一位宽厚温和的长者。胡锡进先生则是媒体界大咖,在他的努力下,《环球时报》在短短十余年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报纸,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至少,很多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都把《环球时报》的文章视为中国官方有意对外释放的“信号”。
吴建民先生说的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
胡锡进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
这两位先生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外交到底怎么面对“社会性力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不干外交工作的人到底如何参与外交?
现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外交部”之外的外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那时,外交仅仅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王公将相的事,他们搞秘密谈判、利益交换,充斥“谎言、算计和欺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因为那帮整天搞秘密外交的人给搞砸了。让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变得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事,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吴建民(左)、胡锡进“鹰”“鸽”之争。
“外交”和“对外事务”不是一码事
实际上,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两个概念:“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还拿美国举例吧,美国国会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前者相对精英化,更多代表“智识”;后者相对大众化,更多代表“民意”。
有时候,“民意”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很容易被操纵,进而陷入非理智的状态,或曰“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意”也需要被制衡,要让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少数派给民意踩踩“刹车”。这就是美国人极为看重的“权力制衡”。
美国参议院有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常被译为外交委员会),而众议院则叫“对外事务委员会”。前者负责处理很多更“外交”的事儿,比如批准美国签署的外交条约以及驻外大使的任命等。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曾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总统、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视为美国国会中的“高洋上”单位,不在这个委员会镀镀金,都不太好意思竞选总统。
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外交”的高度泛化,“外交”概念被滥用,好像任何粘上点外国人的事情都被叫做“外交”,体育外交、美食外交等等不一而足。很多人所说的“外交”,其实是“对外事务”。
平心而论,外交是一个专业工种,跟软件工程师、美发美甲师等一样,都需要专业性的训练和培养。外交官需要精通外语和谈判技巧、国际条约和法律、国际组织议事规则等,还得通晓外交礼仪,比如吃西餐时喝汤不能出声音、穿西装不能把扣子全都扣上、黑皮鞋不能配白袜子和“查塔姆规则”。
中国的外交官表面上看挺光鲜,但其实日子很清苦。他们被称为“不装军装的军人”,要受到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
如果你博士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会给你一个“三等秘书”的职衔,级别是正科,每月全部工资收入不到7000元。即便四年之后顺利晋升为“二等秘书”,工资也就涨个几百块。晚上工作到8-9点、深夜被电话叫醒是家常便饭,因为总有“火烧眉毛”的事情,通常没有加班费,加班费标准也就是30-40元。你需要被派驻到国外工作,即使那个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处于高海拔地区(会得心脏病),处于致命传染病高发地区。必要时刻,你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文件、秘密和馆舍,更不用说保护中国公民,因为它们都叫做“国家利益”。
仔细想想,用“软”和“硬”、“鸽”和“鹰”来评价外交官不太合适,中国在21世纪的顺利崛起,需要国民在观察世界时摈弃那种“非黑即白”、“我善人恶”的思维模式。
外交的工作目标就是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不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得有明确分工,不能混为一谈。开启一场战争太容易了,但结束一场战争真的很难,看看美国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倒霉样就知道了。打仗总归是要死人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叙利亚在短短几年中从“中东的样板”沦为一片废墟,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谁能不叹息战争的残酷。
中国搞大国外交需要“21世纪的外交官”
如果说做军人就是要习武练兵、准备打仗。外交官就是要奔走劝和,甚而是“息事宁人”。何谓外交,就是要化解敌意,哪怕不能够“化敌为友”。
外交是一种“小声说重话”的艺术,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投降,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哪怕是美国这么不可一世的国家,在面对伊朗、古巴的时候,不也还是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丈夫能屈能伸,大国也要懂得知进退的道理。想要处处赢、时时赢,根本做不到,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时候看样子是占了便宜,却难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了“实”但丢了“势”。
当然,中国要想搞真正的大国外交,不仅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也的的确确需要一大批“21世纪的外交官”。这样的外交官,不高高在上,不拿腔拿调,不空话连篇,不故作神秘。
中国的新型外交官必须要有更大的思想力、亲和力和行动力,少一点斗争思维,多一些“魅力攻势”,尤其是善于接触和调动“社会性力量”,善于搭建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政策网络”,还要善于倾听和表达,能写出有思想厚度的文章,能发表有温度、有干货的演讲,能“拨动人的心弦”。
客观而言,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任用和培养机制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校门”直接进“机关门”,成长环境相对封闭,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谨小慎微,紧张有余而舒展不足。
试想,一个外交官在25-35岁之间,缺少和智库、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打交道的充足经验,缺少走到前台、对外发声的充足经验,缺少应对争议、化解危机的充足经验,他怎么可能在未来堪当重任。
“大国外交”不是海市蜃楼,它需要一大批跟得上时代,甚至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需要真正的“旋转门”,广纳天下英才。
在美国有“1美元政治家”的说法,指的是一批自己已经不缺钱、只想给国家和社会做点实事的人物。现如今,中国民众是世界上对国际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国民群体,同时也有一大批想要为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专业人士。这应当成为中国施展“大国外交”的正资产。
希拉里前些年担任国务卿时强调美国外交必须尊重、重视和用好“公民力量”(civilian power)。中国外交的“社会化”转型,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吴建民和胡锡进先生有更多心平气和的对话,即便双方达不成共识,至少也能让国民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有多么的复杂。醒醒吧,复杂的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简单的答案。
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外交,外交官,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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