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拳打”胡适,以及朱东润“冤枉”杨树达

杨焄

2016-04-11 12: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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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至5月间,《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四篇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离骚〉以外的“屈赋”》,怀疑包括《离骚》在内的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而将著作权归诸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身边文士。论文的作者朱东润晚年回忆说,此事缘于和叶圣陶的通信,“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没想到老朋友先斩后奏,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转交给《光明日报》发表。书生气十足的两人起初或许并不觉得此举有多不合时宜,更未曾料到居然会激起轩然大波。没过多久,郭沫若就率先发表评论,居高临下地呵斥道:“这样的考证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也有它的渊源。它的渊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在当年的特殊形势下,这样的宣判足以令对手胆战心惊。据朱东润说,“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辩论的机会,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郭沫若
不过要说杨树达是被“组织”来的,也许未必符合实情。因为位高权重的郭沫若不仅斩钉截铁地断言:“无论从史实上、思想上、文艺上来说,把淮南王刘安认为《离骚》的作者,是没有办法可以成立的。”(《评〈《离骚》底作者〉》)还用很轻慢的口吻说道:“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并世学者已经写过不少的文章了。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却依然笃信胡说而一概不管,而且还要把胡适的歪风更进一步展开,这却不能不使我们惊叹!”(《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俨然已经觉得稳操胜券,根本用不着再约请帮手。退一步讲,即便要“组织”,也该是《楚辞》研究方面的专家,而非并不以此见称的杨树达。
杨树达于当年日记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说:“草《离骚传与离骚赋》。”并撮述文中要点;到了6月12日又写道:“九日《光明日报》来,《学术》栏已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翁回忆录》)如果真是受到邀约,恐怕不会不记上一笔——在半年前的日记中他就提过:“阅二十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二十六号,载余《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此去年七月寄与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并未讳言其事。而从《离骚传与离骚赋》来看,杨氏意在“讨论刘安做的究竟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尽管以驳正朱东润为主,但也附带批评了郭沫若,称其“似乎欲折衷于传、赋之间,有迁就赋字的意思”,并说“我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还提到“郭先生说:太史公作《屈原传》,曾参考《离骚传》。据我看,这篇《屈原传》可能全本《离骚传》,不仅止参考罢了”,屡屡指出郭氏的讹谬,哪有这样帮腔助阵的?
晚年杨树达
另外可资佐证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编辑出版《楚辞研究论文集》,“收辑的范围很广,凡可备一说、足资参考的,当时有过一定影响的,概行收入”(《出版说明》),其中也包括朱东润、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论争中的全部论文,唯独缺了杨树达这篇。而此文绝非泛泛之作,杨氏本人也相当满意,不仅说“詹安泰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谓郭沫若不及也”(《积微翁回忆录》1951年6月20日);为了精益求精,又在次年“改撰”(同前,1952年3月12日);还指出“阅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讨论《离骚传》文字,谓淮南王传或是赋体之说为余纠正者,已改易其说矣”(同前,1952年10月29日)。最后不但将其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还在晚年写定的《汉书窥管》中迻录其要旨。如果文章最初确由郭沫若“组织”而来,出版社照理不该出现这样的疏漏。
而对朱东润,杨树达非但不陌生,先前还颇有佳评。他在日记中曾提到:“阅《学原》第十期载朱东润《公羊说故》,颇好;惟于《论语》‘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义,误解耳。”(同前,1948年6月10日)杨氏精研《春秋》,曾“以是经设教”,且在讲授过程中,“以《公羊传》义为主”(《春秋大义述·自序》),可知对《公羊传》极有心得,加之他在日记中对时人经常恣意褒贬,毫无掩饰,足见“颇好”之评绝非浮泛之论。至于指摘朱氏“误解”,当指《公羊探故》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要从《公羊传》以窥《春秋》底微言大义,第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一点。……这里更流露了那番对于异族深恶痛绝的精神”。而杨氏则认为:“《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论语疏证》)两人或强调血统种族,或注重行为表现,的确存有分歧。不过关于《论语》此章所言本就见仁见智,况且朱氏还特别强调“《春秋》主张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类似了”,无疑别有深意寄托其中。杨树达在撰著《春秋大义述》时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难,自恨书生,不能执戈卫国,乃编述圣文,诏示后进。故本编以《复雠》《攘夷》二篇为首,恶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义述·凡例》)揭橥过类似的意旨,对朱氏的良苦用心应该不难体会。
杨树达参与这次围绕屈原的论争,显然抱着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并不做应景的表态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细致考辨《汉书》所载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的具体所指。他最后得出结论:“刘安的《离骚传》只是泛论大意的文字,其非训诂式的方式”,但后世“只知道有训诂式的传,不知道有西汉通论式的传”,于是误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遂将刘安的“离骚传”附会成“离骚赋”。文中还提到:“照朱先生的话,《离骚》是由刘安作于汉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来一个考证,断定贾谊的《吊屈原文》是伪造的话,那么,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贾谊,忽然还了魂起来读刘安做的文字。”看来仍希望朱氏能够提出新的佐证,否则很难令人信服。
朱东润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评后,颇有狷介之气的朱东润私下并未服输,又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其中《〈史记·贾谊传〉疏证》认真考索了该篇传记,认为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而且《吊屈原赋》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贾谊”,明显是为了回应杨树达的质疑。其实,今本《史记》并非悉数出自司马迁之手,《屈原贾生列传》是否可靠——甚至有无屈原其人——历来便有争议,对此进行探讨本无可厚非。但这两篇答辩性的文章最终却并未公开发表,用朱东润的话来说,“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然而正因为缺乏自由、平等和宽容的环境,被褫夺了即便是“异端”也应该享有的权利,才导致朱东润“冤枉”了杨树达,误以为他也是被“组织”来的。虽然在“形势很危急”的时刻产生如此联想也属人之常情,但在杨树达“扑一个空”之后,双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机。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文史掌故,郭沫若,共和国史,屈原,朱东润,杨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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