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家、档案教育家陈兆祦病逝，曾呼吁保存“文革黑材料”

中国当代著名档案学家、档案教育家陈兆祦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4月9日夜在北京遽然逝世。陈兆祦先生病逝消息传出，引起全国档案界一片痛悼声。

陈兆祦1931年出生于上海嘉定娄塘镇，学生时代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投身学生运动，1952年由中共上海市委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档案专修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一生奉献给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事业。

陈兆祦先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系主任、档案学院院长、《档案学通讯》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委，著有《文件与档案》等多部著作，主编并参与主编了《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基础》《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档案工作基本知识》《简明档案学词典》等十多部著述，其中，1962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是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学教材。1992年他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五十六届年会上发表《中国的档案教育》，在国际档案界引起广泛关注，并入选日本《记录与史料》1993年第四卷。陈兆祦先生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几十年，桃李遍天下。

陈兆祦先生生前不但致力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而且始终关心全国的档案工作，多次投书《人民日报》，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表见解，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开始清理、销毁“文革”期间形成的档案里的假证、伪证、污蔑不实之词，即所谓整人的“黑材料”。但陈兆祦先生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尽管是造假，是不实之词，但档案本身却是真实的，是“文革”期间形成的真实档案，对研究“文革”历史、全面了解“文革”、保存“文革”档案具有重要意义。

前几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但陈兆祦先生认为，“数字化”的前提是利用，如果不加利用的档案，何需“数字化”！“数字化”最好有选择、有标准。而大跃进式的“数字化”，有可能严重影响了现有的档案管理和利用。

陈兆祦先生一直强调私人档案与公共档案的区别，认为私人档案如果所有者不授权，不宜由政府出面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陈兆祦先生始终呼吁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认为对档案工作而言，利用是第一位的，应该为社会利用服务。他还经常出面向社会普及档案知识，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遍布各地各单位的公共档案馆、大量利用档案，让浩如烟海的档案更有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