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斯里兰卡们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斯里兰卡总理在4月上旬的访华过程中，请求中国政府取消其80亿美元的债务，并将这些债务转换为中国对斯里兰卡公司的持股。此外，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的投资，去年也经历了重大的政策风险。

斯里兰卡总理也表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困扰，斯里兰卡经济正面临困境。按这个理由，中国似乎应该对斯里兰卡实施债转股。不过实际上，当前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国际金融市场波云诡谲，受困的远不止斯里兰卡。在此背景下，目测将有更多的斯里兰卡们会带来类似的难题。

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融资需要

基于Marianne Fay等四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方法，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Nicholas Stern这三位经济学家，在2012年做了一个重要估算：对161个发展中国家而言，2008年总体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约在0.8万亿到0.9万亿美元之间；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上升到1.8万亿至2.3万亿美元。即使考虑到现有的各种融资来源，到2020年这一融资需要仍有近1万亿美元的缺口难以得到满足。

这项研究对GDP增速、新投资占GDP比重、已有资本的维持费用（或者说考虑折旧因素），以及气候变化融资等情况做出了假定，然后估算得到总体融资需要。另一方面，则对政府公共支出、官方开发援助、以及公私合营等融资渠道做出假设，从而得到总体投资规模的估计。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缺口。

该估算数据一直被广为引用，以佐证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融资需要。

巨大融资需要背后的风险

但是需要并不等于有效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环境不稳，社会矛盾和制度问题根深蒂固，财政和货币纪律失控。这类国家和经济体，对基础设施融资也可能会有较大的融资需要，但却未必对融资需要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在前述估算方法的基础上，2015年，徐奇渊、高蓓和刘东民重新估算了国家层面的融资需要，并将其与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数据库进行对接、并剔除中国自己，从而得到了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总体融资需求的信用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大的变化，那么2020年的基建投资总体融资需要当中，有16%来自于无评级国家，35%来自于投机级国家，只有50%来自于投资级国家。同时，2020年的基建投资总体融资缺口当中，投资级国家占比更低，只有39%，剩下的六成都来自于投机级国家（44%）或者是无评级国家（18%）。

像斯里兰卡这样，中国资金在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越来越多类似的问题。应对的办法很多，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我们可以做好事前的项目评估、尽职调查，也可以通过多边组织平台投资减少违约风险。

西方国家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几个世纪的长袖善舞，也给我们很多启发。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方法论的层面汲取一些经验。

首先，马歇尔计划着力于维护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受援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制度条件。西欧长期的战时管制影响深远，在战后艰难复苏的过程各种管制中并未自然减少，相反，甚至出现了更多的管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内耗。“马歇尔计划”则要求受援国做出更加市场化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放松价格管制、平衡政府预算、保持金融稳定、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降低和消除配额和各种贸易管制。这就从外部约束的角度，打破了西欧国家走向管制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为西欧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基础。

当然，马歇尔计划的弦外之音，只是要让西欧国家重返到战前的市场竞争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要对现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进行重塑，难度肯定更大，这方面要有心理准备或者有其他的超越思路。

其次，马歇尔计划也包含了可置信的惩罚机制。当时，美国要求受援国每接受1美元的援助，就要在对应账户中存入相应规模的本币，而这个账户的资金，用途就由美国政府说了算。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1美元的援助，都有可供支配的2美元真实资源。这种干预真实存在。例如，1948年美国拒绝法国动用这个对应账户，直到法国新任政府承诺预算平衡措施。又如，西德政府的账户资金也曾面临延期使用的情况，直到其重新回到遵守财政纪律的正轨上。

参考文献：

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Nicholas Stern (2012), “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 Meeting the Challeng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24 Policy Paper, June 2012.

J. Bradford De Long and Barry Eichengreen (1991),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s Most Success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99.

Marianne Fay, Michael Toman, Daniel Benitez, Stefan Csordas (2011).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rdoust S, Yongbeom Kim, and Claudia Paz Sepúlveda (eds.) Postcrisi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Development Agenda for the G20,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pp.339-82.

Qiyuan Xu, Bei Gao and Dongming Liu (2016) “What AIIB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 A View from China-US Relations”, in Zhiyue Bo (eds.)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Wellington, pp.136-54.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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