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天去世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有何相似之处？

【编者按】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为《新政治家》撰写专栏文章，比较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位先驱如何为现代文学写作奠下了基石。

时值威廉·莎士比亚与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逝世四百年之际，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两位巨匠都在1616年4月23日逝世，但这其实并不在同一天。1616年西班牙已经开始使用标准阳历，而英国仍在使用比前者落后11天的儒略历。（英国直到1752年才废除旧制儒略历，据说在变更当日，国内发生暴动，人群在街头高呼，“把我们的十一天还回来！”）我猜，这两位天性幽默、博闻强识的现代文学之父也一定会被日期上的偶合与实际的差异给逗乐吧。

我们不清楚他们二人是否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一便恰好是“不清楚”这三字，因为他们的身份都谜影重重；记录中有数年空白，更意味深长的是，还有文件遗失。他们都没留下什么个人的材料。信件、工作日志、废弃的草稿也少之又少；只有庞大的、完整的作品。“余下的只有沉默。”（注：引自《哈姆雷特》）最终，他们二人都被愚蠢的理论怀疑其作者身份的真实性。好比说，网络上草草搜索的结果“显示”，弗朗西斯·培根不仅创作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还写了《堂吉诃德》。（我最喜欢的疯癫癫的莎士比亚理论是，他的戏剧不是他写的，而是另一个同名人士写的。）而塞万提斯在世时就受人质疑，某个匿名为阿隆索·费南德斯·德·阿维拉内达的人（其身份也未得到确认）发表了《堂吉诃德》的伪续集，逼得塞万提斯本人出马写了第二部，书中的人物都知道这个抄袭者阿维拉内达，并且对他很不齿。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几乎没有可能打过照面，但你越是仔细阅读他们留下的作品，你就能听到越多的呼应回响。首先——同时对我来说也是最宝贵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宣告一部文学作品无需仅止于喜剧的、悲剧的、浪漫的，或政治/历史的：如果构思得当，它可以几者兼而有之。

读一读《哈姆雷特》的开场吧。第一幕场景一是一个鬼故事。“这不是幻想吧？”勃那多问霍拉旭，当然这部剧远不止于此。第一幕场景二展现了艾尔西诺宫廷之上的密谋：饱腹学识的王子怒不可竭，丧夫未久的母后迅速嫁给叔父（“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第一幕场景三，奥菲莉娅登场，告诉她多疑的父亲波洛涅斯，一场爱情悲剧的开端：“父亲，他向我求爱的态度是很光明正大的。”第一幕场景四又变成了鬼故事，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

随着戏剧推进，它继续不断变形，时而关乎自杀，谋杀，政治阴谋，以及复仇的悲剧。它既有喜剧的时刻，还有一部戏中戏。它包含了英文里最优秀的诗句，最后却在夸张戏剧性的血泊中结束。

这就是我们后来者从这位游吟诗人身上继承的遗产：一部作品可以同时成为一切的认知。法国文学传统更为严苛，将悲剧（莱辛）和喜剧（莫里哀）区分开来。而莎士比亚将它们捣烂成一团，多亏了他，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

在一篇有名的散文中，米兰·昆德拉提出小说有两位先驱，塞缪尔·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和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然而这两部长篇累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身上都有塞万提斯的影响。斯泰恩的托比叔叔和特灵下士明显以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为原型，而理查德森的现实主义也因塞万提斯鞭笞迷惑住堂吉诃德的愚蠢中世纪文学传统而得益匪浅。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杰作中，狼狈与高贵同在，共鸣和情感与淫秽和粗俗并行，最终推向那个极尽动人的瞬间，真实的世界显身，而愁颜骑士承认了自己是个愚蠢的疯老头，“去年的雀巢，今年没有鸟。”

他们都是自我意识强烈的作家，绝大多数现代大师都能觉察其现代元素，剧作家笔下的戏剧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戏；而小说家笔下的小说敏锐地体察到它的虚构本质，甚至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叙述者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有趣的是，他的祖先来自阿拉伯。

这二人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都同样着迷并且擅长，他们一系列的恶棍、妓女、小偷、酒鬼可以在同一家小酒馆里适得其所。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让他们哪怕在书写幻想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如此，我们后来者还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只有在现实的帮助下魔法才会有意义——有哪一个魔法师比普洛斯彼罗（《暴风雨》中的人物）更现实？——并且现实主义中也不妨注入适量的神话色彩。最后，尽管他们都使用源自民间故事、神话和寓言的比喻，他们拒绝道德说教，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许许多多追随者都要更加现代。他们不告诉我们去思考或感受什么，但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与莎士比亚相比，塞万提斯是一个更富有行动力的人，他在战役中战斗，严重负伤，左手失灵，在阿尔及尔的海盗船里囚禁了五年，才被家人筹钱赎回。

莎士比亚的个人经历并没有这些波澜；但他似乎比塞万提斯对战争和从军更感兴趣。《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都是关于战争中的男人们（既发生在他们之间，也发生在沙场上）。塞万提斯也启用过他痛苦的经历，例如在《堂吉诃德》“俘虏的故事”和若干戏剧中，但堂吉诃德投入的战役却是——用现代的话来说——荒谬的、存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奇怪的是，这位西班牙战士写从军作战的滑稽的徒劳，并将一个伟大而典型的战士塑造成一个傻子（这让人想起近代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或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对同一主题的探索），而英国诗人兼戏剧家的想象力（像托尔斯泰、诺曼·梅勒的一样）径直向战争逼近。

他们的不同之处代表了当代的两个极端；正如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一致同意的准则仍让继承者们裨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