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松竹决死队：韩国女性如何抗日救国

【编者按】女书画家申师仁堂成为韩元最高面值纸币的肖像人物，她有怎样的事迹？韩国独立运动家吕运亨渡日的动机为何？是背叛祖国还是迂回抗争？松竹女子决死队如何掀起韩国女性抗日独立运动的高潮？

第一位登上韩国纸币的女性

文章来源：천화숙，“조선시대 여성들의 삶과 신사임당”，《역사와 실학》제31집，2006년，P153-P176.

2009年韩国银行发行最高面值为5万元的韩元纸币，纸币正面肖像人物是16世纪朝鲜时代的女书画家申师任堂（신사임당)，也就是当时著名儒学者李珥（이이）的母亲。她是韩国第一位荣登韩元的女性，同时也代表着韩国传统女性的伟大形象。韩国人公认申师任堂为“韩国历史上为母之道的最佳典范”。

申师仁堂是韩国著名儒学家李珥之母

按理说这件事原本会成为韩国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此消息一出，却遭到韩国女权组织的反对。两方各执一词，银行方面认为以她为肖像将使纸币增色不少，选择申师仁堂是为了“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融入社会”。而韩国女权组织首先肯定申师任堂是一个重要人物，但对她登上高额纸币表示反对，而女权组织IF秘书长权喜贞说：“虽然如今的韩国女性非常能干，也接受过良好教育，但‘贤妻良母’的观念仍然制约她们发展。”

那么，申师任堂这位女性在韩国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

韩国2006年版《历史和史学》（역사와실학)第31辑就刊载了一篇关于申师仁堂的详细介绍《朝鲜时期的女性生活和申师任堂》（조선시대 여성들의 삷과 신사임당),作者是韩国教育家钱花淑（音译），现为韩国嘉泉大学（가천대학교）名誉教授。在该文中，作者主要介绍了朝鲜“壬辰倭乱”之前的韩国女性生活及教育，以及申师任堂的生平。

生于1504年的申师任堂是朝鲜著名的女性书画家、作家、儒学者和诗人，江原道两班贵族家庭出生。她自小饱读诗书，擅长刺绣、书法、作诗及绘画，特别在诗文和绘画上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才华与天赋，其名作《草虫图》（초충도）被世人赞誉。而她在结婚以后，才真正成就了韩国贤妻良母和教育家的形象。

1522年，19岁的申师任堂与德水李氏家族的李元秀(이원수)结为夫妇。因为申师任堂的娘家没有儿子奉养老人，她请求自己的丈夫与她同住娘家。她不仅对父母孝顺有加，也对丈夫倍加呵护，在仕途上给予他支持。夫妻感情和睦、相敬如宾，成为韩国社会的典范。

申师任堂生下4男3女，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相夫教子上，就这样，她用爱和严格的教育把他们都培养成为优秀人才。特别是三儿子李珥，他十三岁就考中进士并在9次的科举考试中均中头名而被称为“九度状元公”(구도장원공)，后来成为朝鲜著名儒学大家。此外，长女梅窗和四子李瑀也成长为擅长吟诗作画的著名艺术家。申师任堂也因为贤妻良母且德才兼备的形象而被人称作“妇德高尚的申夫人”。

韩国独立运动家吕运亨渡日事件

文章来源：박찬승，“1910년대 말 ∼ 1920년대 여운형의 민족해방운동론”，《역사와 현실》제6권，1991년，P65-P104.

吕运亨作为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家，从学生时代便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加入在上海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却因一件轰动当时韩国社会的事件而被视为“叛国者”，到卢武铉时期被正名且追授其“建国勋章总统奖”，但遭其后代拒绝。这位独立运动家到底有着怎样的事迹？

1991年由韩国历史研究会（한국역사연구회）发布、朴昌胜（박찬승）写作的《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吕运亨的民族解放运动实录》中便详细记载了此次事件。作者朴昌胜现为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韩国国家记录研究员。

韩国独立运动政治家吕运亨

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并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吞并朝鲜后，其统治方式是“暴力统治”，剥夺了朝鲜人民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1919年，韩国“三·一”抗日民族独立运动后，由日本监管的朝鲜总督府决定由“强制镇压”向“怀柔收买”政策转变。

日本的原敬内阁为了诱导韩国独立运动家们的反抗行动，通过中间人放出口风，要求与“韩国临时政府”谈判。“韩国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大多对此不屑一顾，认为不需要理会日本人的谈判，应继续以暗杀行动与日本人对抗。而当时加入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吕运亨被派遣到巴黎和会上作为代表出席会议，日本政府关注到他并想要对他实施怀柔收买。

1919年8月，当时拓植局长官古贺在“日本组合教会”牧师古屋的带领下，通过中间人上海西方基督教青年会总务乔治·菲奇（조지 피치)牵线，试图和吕运亨接触，却被吕运亨断然拒绝。同年10月，古贺在给吕运亨发送的电报里称：在保证他人身自由和其他自由的前提下，想要邀请他去东京见面，主要针对朝鲜的政治情况交换意见。同时古贺又让上海日本领事山崎托法国领事Wildon说服吕运亨“人身安全的责任交给他，去趟东京吧”，在人身安全得到保证后，吕运亨认为有前往的必要性。

事先得知吕运亨东京之行的上海独立运动家们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并进行激烈争吵。以李东辉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元老持反对意见，而安昌浩、李光洙、尹顾振等青壮年运动家表示赞成。最后结果是吕运亨坚持渡日，同行的有崔瑾愚、申尚玩和日本政府的使者藤田九阜。

吕运亨在东京停留的3周内，和拓植局长官古贺面谈4次，和田中面谈2次，和政务总监水野面谈1次，和首相原敬会谈1次。同时，吕运亨在东京进行宣传活动期间，上海的独立运动家们围绕其渡日展开激烈讨论。安昌浩对吕运亨的忠诚表示肯定，朴殷植也对吕运亨的行动给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但是反对渡日的一派于11月15日发表声明称：“其渡日纯粹是单独行动，和韩国临时政府没有一点关系。”

而此时与日本政府谈判无果的吕运亨于11月27日晚上在东京帝国酒店发表演说，在五百余名世界各国特派员、记者及各界知名人士们面前，宣称朝鲜独立运动的必要性。他正气凛然地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主张实现朝鲜的独立。其演说中说道：“日本人如果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朝鲜人为什么不能有！”吕运亨的演说引起了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响，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暴露无遗，古贺、田中等人想通过邀吕运亨访日并对其进行怀柔的阴谋到此失败。

吕运亨回到上海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内部两派意见再起冲突，一派认为吕运亨这次赴日本大长了朝鲜人的志气，应该表彰。但另一派认为吕运亨在大多数临时政府成员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去与日本人谈判，是目无纪律，甚至是“一种背叛行为”。后者与吕运亨闹得很激烈，双方相互敌视。韩国临时政府最后的结论是：谴责吕运亨的渡日行为是一种“背叛”，但对其发表演说的外交效果则加以肯定，并认为吕运亨的行动并不违反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精神。经过这一事件后，吕运亨对韩国临时政府颇为不满，后退出临时政府，继续抗日民族救国运动。

女性抗日独立运动：松竹决死队

文章来源：윤정란，“황애덕과 대한민국애국부인회（Hwang Ae-Duck & Korean matron’s Patriotic club）”，《숭실사학》，2009년.

韩国女性运动开始于1898年的赞扬会（찬양회）组织。之后，女性运动向抗日女性运动发展。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1919年爆发“三·一”抗日独立运动之前，韩国国内一直积蓄着学生抗日运动的力量。作为学生运动的一部分，韩国崇义女子大学内正在成立一个秘密的女性组织“松竹决死队”（송죽결사대）。松竹决死队继赞扬会组织之后，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女性抗日运动的高潮。

松竹决死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她们如何在日本统治下进行活动？发表于韩国2015年版《崇实史学》（숭실사학)上的一篇《黄爱德和韩国爱国女子运动》（황애덕과 대한민국애국부인회)向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作者是韩国女性独立运动研究专家尹汀兰（윤정란），现担任韩国崇实大学（숭실대학교）历史学教授。

松竹决死队主要是从1898年的赞扬会组织发展而来，它的成立全面揭开了韩国女性抗日运动的序幕。松竹决死队成立于1913年，主要是由任职于韩国崇义女子大学的教师黄爱德（황애덕）、金敬姬（김경희）和朴贞淑（박정숙）三人为主要领导核心的女性秘密组织。

松竹决死队的成员来自全国上下，主要领导人黄爱德招募了20多名女性加入组织，这些队员都是毕业于崇义大学后，在各自生长居住的家乡或是就业地方秘密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的女性。例如成员之一的李慧静主要活跃在咸镜道（함경도），成员徐美舞活跃在釜山等地。朴贤淑等人在毕业之后进入韩国全州地区的纪全女子大学（기전여대학）担任教师，于是就在当地组织建立“松竹会”地方分部，并招募一些学生进行每日救国祈祷会活动。这些在韩国各地进行秘密活动的人员统一受以黄爱德为中心的松竹决死队领导。

因为松竹决死队组织本身的秘密性，新会员加入时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考察。他们必须要由一名正式会员推荐，并需要会员全票赞成才可入会。为了指导决死队组织的活动，当时和学生们秘密见面的联络地点就在崇义女子大学的寝室内。松竹决死队的行动秘密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但一直并未被日本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入会的严格性以及成员们坚定的救国意识。

“三·一”运动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开始担任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主要角色，形成了国内抗日组织与上海临时政府内外合作、共同抗日的模式。松竹会作为女性运动的重要力量，也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联系密切，松竹会的核心领导人物金敬姬就是在上海活动期间因肺结核而牺牲。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监视和控制日益加强，松竹决死队的主要领导人被日本军队逮捕入狱后，组织力量被严重削弱，但其抗争精神被另一抗日救国组织清白会（결백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