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学生：牵动雅典城邦命运的亚西比得

在前五世纪后期希腊世界的峥嵘岁月里，若要找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观察和反思个人命运和邦国兴替的“载体”，自然非亚西比得（前450-前404）莫属。这当然首先得益于我们的作者修昔底德的如椽之笔，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亚西比得行迹的生动记录，作为政治人物，亚西比得的丰富个性以及他在重大政治关头所做的选择，不仅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更直接牵动了雅典帝国的命运。

生逢非常时世，亚西比得也以非常之道在帝国政坛崛起：出身雅典名门，三岁时父亲战死沙场，作为义子在伯里克利门下长大，与乃师哲人苏格拉底交游甚密，而立之年（前419年）即当选雅典将军；他体貌丰伟，玉树临风，个人生活随性自为，言谈放荡不羁，在雅典甚至整个希腊世界，追捧艳羡者有之，嫉妒怨恨者有之。对亚西比得来说，无论出于众人的热爱，还是政敌的嫉恨，只要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来者不拒，全单照收。从涉足政坛的第一天起，亚西比得似乎已经觉察到，雅典将是他施展个人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而与斯巴达的战争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说雅典帝国事业在伯里克利时代已经初见轮廓，那么，将伯氏心目中的帝国蓝图全面兑现，将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亚西比得肩上，而西西里远征无疑将是雅典帝国事业征程迈出的关键一步，为此，亚西比得摩拳擦掌、踌躇满志。

可是，造化弄人，远征却成为亚西比得命运发生惊人颠转的开始，也成为雅典帝国命运的转折。在个人政治抱负蓄势待发的当口，亚西比得被无端栽赃陷害，壮志未酬，在人生快达顶峰的那一刹那，亚西比得被重重地摔至谷底：他被雅典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个人财产遭罚没，政敌对他肆意诋毁，妻离子散，曾经的雅典骄子被迫亡命敌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真可谓转瞬之间冰火两重天。身陷此境，亚西比得心中不能没有怨怼，对此，他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善罢甘休，认命服输，而是游走于斯巴达和波斯，想方设法报复雅典（准确地说是政敌），他要让雅典人为他们的错误决定后悔不已，他要让政敌为他们的邪恶举动付出沉重代价，祖国对他不仁，休怪他亚西比得对祖国不义！叛逃之后的亚西比得遂将雅典在西西里的作战计划向敌人和盘托出，而他帮助敌国的每一次举措，对自己的祖国都构成致命一击。对此，亚西比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我所爱的雅典不是哪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现在进行攻击的国家，对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努力想恢复它的人。”对亚西比得来说，“爱国”与“叛国”非但不相矛盾，而是互为表里、彼此彰显。祖国雅典曾为亚西比得提供了施展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有所作为的时候，却无情地将他赶下了这个舞台，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亚西比得无法面对更不会接受，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从前415年至前404年）机关算尽，付出的所有艰辛和努力，可以说都是旨在扭转这一命运。

从亚西比得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雅典帝国的影子：优点和缺点都同样显而易见，品行和恶行都同样突出，矜武任力，自视甚高且好走极端，他的品性似乎就是雅典城邦品性的折射，修昔底德之所以用大量篇幅讲述亚西比得的行迹，想必其心意正在于此吧！

赫尔密神（Hermes）作为古代希腊十二主神之一，被视为众神的信使，雅典人将其奉为商业的守护神，在雅典人的住宅入口处都竖立有赫尔密石像。前415年，正当远征军整装待发之时，一夜之间，雅典城内大多数赫尔密石像被毁容，这在雅典城内引起普遍恐慌，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这是远征西西里的不祥预兆，有人怀疑城内有人阴谋推翻民主政治，妄图复辟僭主政治……兹事体大，雅典官方悬出巨额赏金，缉拿人犯，无论本邦公民、外邦人还是奴隶，只要发现关于这起渎神事件的任何蛛丝马迹，皆可匿名告发。这为那些趁机捞取油水、公报私仇的不法之徒提供了良机，他们索性无中生有，编造情节，而且振振有辞，雅典城内一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雅典人陷入空前的歇斯底里式的恐惧之中，许多人索性“坦白从宽”，通过主动“告密”以表明自己的无辜，无端构陷、先发制人被视为勇敢，尊重事实、正直不阿却被等同于懦弱，雅典城内再次上演前427年“科西拉革命”的场景，修昔底德这样写道：“他们不考验告密者的品质，把所听到的一切都当作怀疑的理由，根据一些流氓所提出的证据就逮捕一些善良的公民，下之狱中，他们认为最好是这样追查到底，被告发的人，不管他的名誉多么好，也不能因为告发者的品行坏而逃避审问。”

在民主雅典，尼西阿斯处处谨小慎微，经常慷慨施舍，破财消灾，意在消弭敌意，笼络人心，而亚西比得则个性张扬，口无遮拦，自视甚高，因而处处树敌，这为那些对他权势日隆早已心存忌怨、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亚西比得平素的言谈举止也为他们做实这项罪名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亚西比得经常聚众宴饮，酩酊大醉，即便有奴隶在场也经常口出狂言，嬉笑怒骂，这难免授人以柄，对于亚西比得的这一作态，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有生动呈现，其中的亚西比得与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得高度吻合；私人生活方面，亚西比得放浪形骸、纵情任性，经常对民主政治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公开贬低民众，自我标榜，难免不会被人怀疑有僭主野心，如他在出征前的公民大会上就公开放言：“一个人自视甚高，而不把他自己和其他每个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这完全是公平的……你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处理国事胜过我的。”

面对政敌的指控和舆论一边倒地怀疑，亚西比得在公民大会上痛陈利弊，公开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接受审判，有罪正法，无罪释疑，如果让他带着伪证的指控领兵出征，本身就缺乏明智，于国家也会后患无穷，蓄意拖延此案无疑是那些对他怀有私人仇怨的人的恶毒阴谋。然而他的政敌深知，若不抓住这次机会将亚西比得彻底搞倒，一旦他在西西里取得战功，政治声望和权力根基将会更加稳固，那时他们必然任人宰制，甚至性命不保，因此，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各种借口拖延案件的审判，力促亚西比得马上出征，因为当亚西比得本人不在雅典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为他罗织罪名，而雅典人对僭主政治本能的恐惧和对民主政治的教条性信仰，正好为他们罗织罪名并将其彻底做实在亚西比得身上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舆论环境。在谈到亚西比得被召回受审时，修昔底德追述了前524年哈摩狄阿斯和阿里斯托斋吞刺杀僭主的历史真相，不仅旨在反讽雅典人道听途说、盲目轻信，而且力图揭示僭主政治在雅典如何招致污名化，民主政治如何成为雅典人的意识形态教条，在雅典人心目中，任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都会被有意无意地视为心怀叵测、动机不良，民主政治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阴谋推翻民主政治”、“企图复辟僭主政治”，诸如此类的偏执妄想症和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使得他们不问客观行为事实而一味揣测主观动机，通过各种手段逼迫被怀疑者主动交代所谓“事实”，争取宽大处理，在这种氛围中，被告发者往往都被认为有罪，“凡被捉着的都被处死。凡逃掉了的都被宣布死刑，悬赏购买他们的首级。在这一件事情中，很难说，那些被处罚的是不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很清楚，事实上城邦内其余的人都得到了很大的益处。”亚西比得在被召回途中选择逃脱，而且是叛逃至斯巴达，这自然会让雅典人产生如下联想：原来双方早有预谋，看来当初对他的怀疑绝非无中生有，他逃避审判正是由于他做贼心虚、畏罪潜逃的铁证，多亏发现及时，先发制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亚西比得的政敌们可谓一举两得：既搞倒了私敌亚西比得，也为自己赢得了民主政治的坚强捍卫者的美名，真可谓大获全胜。

就这样，雅典城内的这起赫尔密石像被毁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做实在亚西比得身上，而该事件也成为导致雅典帝国不断走向覆亡的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事件引发恐慌，亚西比得政敌趁机栽赃陷害，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立足未稳，雅典法庭欲召回亚西比得受审，亚西比得自感凶多吉少途中叛逃至斯巴达，将雅典在西西里的作战计划和盘托出，同时就如何进一步对付雅典向斯巴达献策，而在雅典西西里惨败后，亚西比得积极帮助斯巴达策反雅典同盟国暴动。眼见斯巴达人不再信任自己，亚西比得遂逃往波斯，向波斯人献策，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采取平衡策略，使希腊人彼此消耗，波斯人从中渔翁得利……亚西比得机关算尽，不惜挑起雅典内部革命，借以重返雅典，施展抱负，可惜长期外战伴随着内讧，早已使雅典国力大损，大势已去，而长期流亡在外的亚西比得纵有天纵之才，也回天乏术。修昔底德《战争志》全书计八卷，亚西比得成为后三卷的核心人物，其中第七卷虽然他本人未出场，但斯巴达在西西里的战略部署均源自亚西比得的献策，他应该是导致雅典西西里惨败的“幕后导演”。

二、雅典帝国路线图：从伯里克利到亚西比得

希波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年里，雅典政制的自由开放，杰出政治家不断涌现：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米亚泰德、喀蒙、伯里克利，他们既有为政之才，又不失为政之德，顾全大局，审时度势，推动雅典国势迅速上升，在地中海世界树立雅典的帝国新秩序，在希腊人中间建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一帝国路线图在伯里克利的脑海中已初具轮廓，而在雅典实现这一蓝图的征程中，斯巴达是雅典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障碍，为此雅典人必须周密部署，果敢应对：前432年，面对斯巴达的所谓“最后通牒”，伯里克利反对作任何让步，因为任何小小的让步都会使斯巴达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雅典也会因之前的让步信誉受损，政治上不断陷入被动、受制于人。作为政治家，伯里克利强烈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向雅典人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对于雅典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们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难以避免，我们愈能受之愉快，敌人向我们施加的压力会愈少，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最大的荣耀源自最大的危险。请你们时刻铭记，当我们的祖辈抵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源，即便手中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的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他们的实力。我们应当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以往一样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帝国将是继迈锡尼帝国之后，希腊政治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她的业绩将超越人们的想象，如果说阿伽门侬的帝国得益于大诗人的歌颂，那么雅典帝国则无须诗人的誉美，她自在自为，自成一体，在前431年冬发表的著名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就做出了如下宣示：“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惊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在希腊世界建立帝国新秩序的重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雅典人的肩上，对雅典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特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责任，经营帝国事业赋予雅典人巨大荣耀的同时，也会使他们面临因此而来的嫉恨和危险，雅典人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维持和扩张帝国需要暴力，而暴力必然招致仇恨和不得人心，即便雅典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一样最终可能依然难逃衰败的命运，但她业已且将要树立的丰功伟绩会成为不朽的丰碑。战争初期，雅典城内瘟疫肆虐、城外斯巴达大兵压境，雅典人精神上发生动摇的危急时刻，伯里克利提醒自己的同胞说：“所有那些以统治别人为自己责任的人，暂时会引起仇恨和不得人心；但是一个人有伟大的目标去追求的话，这个被人嫉妒的负担是应当接受下来；同时，接受这个负担也是聪明的。仇恨是暂时的；但是目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会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你们要保卫将来的光荣，不要现在做出不光荣的事情来。”

前429年，伯里克利因瘟疫突然离世，这让雅典帝国事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能够将这一帝国蓝图付诸实现的，自然非亚西比得莫属。从伯里克利过世到亚西比得当选将军（前419年），雅典帝国政治领导人新旧继替经历十年的调整期。亚西比得虽然在个人品行上无法与伯里克利匹敌，但其才具绝不在伯氏之下，其政治雄心在当时的雅典也无出其右者，时移世易，如果假以时日和适当的历练，亚西比得完全有可能将雅典帝国事业带上新的高度。而亚西比得之所以热衷西西里远征，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这次远征对于雅典帝国树立地中海霸权的决定意义，而且对个人政治生涯也是关键性的一步，亚西比得心里明白，他个人政治野心的实现已经与雅典帝国事业命定地捆绑在了一起。在出征西西里之前的激辩中，亚西比得指出，要维持雅典帝国，尼西阿斯主张的守成策略不仅没有出路，甚至会将雅典引上绝路，在他看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才是帝国事业的经营之道，也是帝国实现自保的必然逻辑。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亚西比得与伯里克利在帝国战略思想上的连续性：“一个人不但要在受人攻击的时候抵抗占优势的强国，以捍卫他自己；而且要预先采取手段，防止敌人进攻的实现。我们很难和管家人一样，很正确地估计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多么大的帝国。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自己有陷入别人统治的危险……我们确信，往国外去会增加我们在国内的力量……我们很可能利用我们在西西里所取得的，变为全希腊的主人翁……让我们遵守我们父辈的老制度，他们无论青年人或老年人，意见一致，把我们的国家提高到现有的地位。所以现在你们也要同样努力把这个城邦提高到更高的地位。”这似乎就是伯里克利政治主张和帝国蓝图的重新表述，对于亚西比得来说，远征西西里，将是雅典帝国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开始，其成功于否将决定着雅典能否从“伯里克利时代”成功进入“亚西比得时代”。

可叹的是，远征前夕发生在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石像被毁案最终成为亚西比得个人政治生涯的噩梦，他的政敌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也间接地将雅典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亚西比得，这头被雅典人一手养大的“狮子”，在遭到雅典人致命一击的情况下，其“兽性”因受到强烈刺激而反噬一口，雅典人为此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本来亚西比得完全有可能帮助完成帝国事业，却被他反过来利用敌人之手将这一事业白白葬送，被雅典人缺席判处死刑的亚西比得转而不惜一切手段报复自己的祖国，为了说服斯巴达援助叙拉古，他将雅典帝国路线图及其推进方案向斯巴达人和盘托出：“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首先是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办法，有些用围攻的办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雅典人的这一政治算盘无疑是斯巴达人的噩梦，他们必然要不遗余力援助叙拉古，从而阻止这一图谋的实现。

亚西比得遭政敌栽赃，率领远征军到西西里落脚未稳，即被迫交出兵权，召回国内接受所谓审判，这对于一向争强好胜的亚西比得无疑是一记闷棍，在自知只能选择中途逃脱并开始流亡生涯的情况下，亚西比得即将麦散那（Messana）城内准备与雅典远征军里应外合的势力暴露给亲叙拉古党人，致使雅典围攻麦散那进而扼守海峡的战略意图遭到搁浅，十三天的围攻非但毫无收获，士气遭遇重挫，远征军被迫回撤至那克索斯（Naxos），尼西阿斯也不得不向雅典国内请援；应斯巴达人的请求，流亡途中的亚西比得在得到生命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前往斯巴达，他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暴露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战略意图，力劝游移中的斯巴达派兵援助叙拉古，而吉利普斯及其援兵的到达，使本已准备投降雅典远征军的叙拉古人重拾信心，雅典因此丧失了陆上优势，远征军也被迫退守普利姆密里昂（Plemmyrium），通过把军事重心转向海上，寻找新的战机。然而，普利姆密里昂要塞最终在叙拉古人海陆夹击下沦陷（前413年），雅典为此丧失了大部分军需物资，海军状况急剧恶化；也是在亚西比得的极力劝说下，斯巴达在狄西里亚（Decelea）建筑要塞，夺取雅典银矿，亚西比得此举一箭双雕：既使雅典在陆上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也使政敌尼西阿斯丧失他的私人矿产。对斯巴达人来说，有了这个要塞，入侵雅典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长途奔袭，如今他们可以在要塞定期轮流换防，将其作为根据地不断侵扰雅典乡村，重创雅典“后院”，修昔底德写道：“狄西里亚的被占领，事实上引起很多财产的被蹂躏和人力的丧失，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实在是充满反讽意味的一幕：正是这位当初雄心勃勃梦想把雅典帝国带上新的高度的亚西比得，最终却成为将雅典帝国推向覆亡的“幕后导演”和主要推手。而在亚西比得看来，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使雅典人有朝一日将他从放逐中召回国内，从而使他有机会恢复“他常在其中安稳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可惜的是，这个在他一手策划下已经元气大伤的帝国已经失去了重新振作的任何可能。

三、余论：雅典人的“不仁”与亚西比得的“不义”

前407年，亚西比得带领舰队回到雅典，据色诺芬记载，当他乘船进入庇里犹斯港时，许多雅典人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这位声名赫赫的亚西比得，而这时的雅典舆论一边倒地认为，亚西比得当初的确遭到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栽赃陷害，广大人民群众不明真相，受到亚西比得政敌们的蒙蔽蛊惑，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们纷纷要求为亚西比得“平反昭雪”。亚西比得在亲戚朋友的保护下登陆上岸，进入雅典城，他在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并未亵渎秘仪，雅典法庭所认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听众连连点头称是，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可能有人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亚西比得亲自带领军队，从陆路前往埃琉西斯举行秘仪，以自证清白。与此同时，雅典人一致推举亚西比得为全军总司令，并授予他绝对权力，因为“人民认为他是惟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物”。然而，八年的流放在外早已使亚西比得在雅典失去了稳定的政治根基，而雅典舆论对他的信任也只是出于暂时的无助并夹杂着些许同情的结果，雅典人在极度艰难时刻对“救世主”的强烈渴望，其背后却是对亚西比得高度的警惕和怀疑：在同年发生的诺提昂海战中，由于领航员安提库斯未听从亚西比得的劝告，贸然出击，导致海战失败，雅典人立即迁怒于亚西比得，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失职和放荡，导致舰队损失，亚西比得因此被剥夺将军职位，无奈之下逃往科尔松尼斯岛；前405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亚西比得发现雅典舰队停泊地点不利于取得给养，建议雅典海军将领依托港口城市，雅典将军由于担心他抢了自己的军功而拒绝了他的建议，最终雅典海军遭遇惨败，雅典帝国从此大势已去。前404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同年，在“三十僭主”和斯巴达的共同策划下，亚西比得在弗里吉亚被刺身亡，据说他在遇刺前一直想方设法得到波斯人的援助，力图东山再起，使雅典摆脱斯巴达的围困。在亚西比得被刺之后的第五年即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因自己一直钟情的这位学生而受到牵连，他被雅典法庭以“败坏青年，另立新神”两项罪名判处死刑，有关这对师生之间令后人念兹在兹、回味无穷的故事，柏拉图在其两篇著名的对话《会饮篇》和《亚西比得篇》中有生动描绘。

熟读古代史的马基雅维里曾提出如下疑问：“为何罗马人不像雅典人对自己的公民那么无情无义？”他的回答是：因为“罗马人比雅典人少有理由猜疑自己的公民”，在罗马共和时代，自由从未被剥夺，因此人们没有理由猜疑和无缘无故地冒犯自己的公民；而雅典却恰恰相反，“自由在最繁荣的时期被庇西特拉图以善良做幌子给剥夺了，因此重新获得自由之后，想起以往受到的伤害和奴隶待遇就急于报复，对象不仅是公民所犯的错，甚至捕风捉影也在所不惜。此所以有那么多杰出人士面临放逐或死亡，也因此而有陶片放逐制度以及不同时代不绝如缕用来对付贵族的暴力手段。”亚西比得以自己的“不义”回报雅典人的“不仁”，对于雅典帝国事业的中辍、希腊世界孕育中的帝国新秩序的沦陷，究竟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修昔底德《战争志》只写到战争第二十年，而且戛然而止，研究者们一般认定修氏著作未完即突然离世，也有论者鉴于第八卷缺少演说词，因而认定《战争志》属于残篇。但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作为一部政治悲剧作品，修昔底德完全没有必要写到前404年才算完整，而且是否需要演说词当然要视情形而定，第八卷缺少演说词并不能说明修氏这时突然离世，事实却是，战争结束那年，修昔底德二十年流放期已满，而且据可靠资料，他在战后曾经回到雅典，目睹战后雅典的惨象，而《战争志》问世时间大致在前400年左右，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修昔底德由于突然离世而辍笔。在《战争志》第五卷，修昔底德的确明言自己将写到雅典帝国被毁灭、长城和庇里犹斯港被占领为止，但从现有的文本结构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将《战争志》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重的荷马式笔调，他在写雅典帝国的同时，也在追忆荷马笔下的迈锡尼帝国，他开篇即抚今追昔，遥想希腊人在阿伽门农的率领下远征忒洛伊这一“全希腊共同行动”的传奇，而结尾处的战争场景塞诺西马（Cynossema）地角、赫勒斯滂（Hellespont）、阿卑多斯（Abydos）、伊达山（Mt. Ida）、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us，忒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神庙……凡此种种，都是荷马笔下那场伟大战争的地标符号。修昔底德最后搁笔在“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女神”处，这也是荷马史诗中的意象：据传阿伽门农因射杀了阿尔忒弥斯女神的一只赤牝鹿，女神发怒，使海上无风，导致希腊远征舰队因无法张帆而长时间滞留奥利斯港（Alos），最终迫使阿伽门农将女儿伊菲格涅亚献祭，女神怜悯，使其成为自己的女祭司，而用女儿献祭也成为这位希腊英雄个人乃至整个迈锡尼帝国悲剧命运的开端。修昔底德在战争第二十年停笔，与《伊利亚特》中海伦离开祖国的时间正好吻合，当然也与修氏自己遭受流放的时间一致，这是作为悲剧诗人的修昔底德有意为之？还是别有隐情？这或许是著述家留给他的读者的巨大谜团之一，其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细心琢磨。

文章最后，我们不妨引述大诗人荷马笔下忒洛伊王子赫克托尔葬礼上悲痛欲绝的安德罗马克吟唱的挽歌，借以体会悲剧诗人修昔底德著述时的心境：

我的丈夫，你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

留下我在厅堂里守寡，孩子还年幼，

不幸的你我所生，我想他活不到青春时期，

在那以前，忒洛伊早已完全毁灭，

因为你——城邦的保卫人已死去，你救过它，

保卫过它的高贵的妇女和弱小的儿童。

这些人很快就会坐着空心船航海，

我也是其中一个。孩儿啊，你跟着我同去

做下贱的工作，在严厉的主子面前操劳，

或是有阿开奥斯人抓住你的胳膊，

把你从望楼上扔下去，叫你死得很惨。

他这样泄愤，是因为赫克托尔曾经杀死

他的弟兄、父亲或儿子，阿开奥斯人

有许多是在赫克托尔手下咬地而死，

你父亲在悲惨的战争中不是个善心的人。

人们在全城哭泣哀悼他，可是赫克托尔，

你给父母带来的是无法形容的悲伤，

你给妻子留下的是非常沉重的痛苦，

因为你死的时候并没有从卧榻向我

伸出手来，也没有向我说一句哲言，

使我日日夜夜在流泪的时候想一想。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 PKU法治研究中心”，原标题为《民主帝国与政治人物：亚西比得的“叛国”与“爱国”》，澎湃新闻经作者和订阅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