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莎翁汉译，从悲美朱译到诗体新译

1921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这是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译本，到今天，莎剧中文翻译的历程已有95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为人熟知的莎剧翻译家是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和方平等。

其中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的莎翁译本都出过全集（朱生豪因病早逝最后6部史剧未及翻译；方平译本为方平主译主编，多人合译；梁实秋独自完成全集翻译），而孙大雨的译作共有八部。以体例论，则朱生豪、梁实秋是散文体，孙大雨是首用诗体来译，而2014年由方平主译、主编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则是首部诗体全集译本。此外，卞之琳、梁宗岱、曹禺翻译莎剧或诗歌也广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莎士比亚是世界性的文学巨匠，其本人的创作固然是根本，但是对于英语世界之外的广大读者来说，要认识到莎士比亚魅力自然需要通过译本，他们心目中的莎剧和莎翁，毋宁说是翻译家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几代翻译家各倾心力和才华，才有了丰富、深邃、雅赡的独属于中国的莎士比亚。

今年适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2016上海长宁区读书节阅读嘉年华”的开篇活动，就为读者准备两场莎士比亚系列讲座。4月16日下午，首场讲座即由朱生豪独子朱尚刚和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诗体《莎士比亚全集》译者之一张冲，在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为读者讲述两代翻译家的“莎翁情史”。

没有莎翁汉译，日本人说中国没文化

1942年，英国伯明翰举办了莎士比亚作品外国译本的展览，在日本的展台上，陈列着一套日本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精装烫金数十册，蔚为大观。而在这套全集旁边，则孤零零地摆着中国出版的薄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为田汉。

这种文化之痛，朱生豪早早就已经有所体会。

1929年，17岁的朱生豪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毕业，被保送到省城杭州知名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学习，主修国文，选修英文。朱尚刚说，父亲在一些名师的点拨下，学识有了很大提高，被师友们公认为“之江才子”，甚至还有“之江办学数十年来不易才”、“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的评价。

之江大学的四年，为朱生豪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和英语功底。因学校藏书丰富，他得以阅读大量中外古今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对他感染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诸如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许多英国诗人的作品。

“另外，对于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深为莎剧里面深厚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在大学期间，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朱尚刚说。

张冲认为，对诗歌语言的敏感和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积淀，以及爱国心，是朱生豪得以完成里程碑式的莎剧全集的三个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爱国心，朱尚刚解释，指的是朱生豪走进莎剧翻译的动因。

当时是1935年春，上海各大出版社纷纷翻译世界名著，朱生豪毕业后供职的世界书局自然不甘落后，打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任英文部主任的詹文浒建议朱生豪来翻译，朱生豪答应了。据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回忆，所订合同是记件付酬，每千字两银元（1银元约合今日三四十元人民币）。当时朱生豪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经济拮据，翻译稿酬虽然不多，但亦不无小补。

但实际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想借翻译莎剧，对日本进行文化上的抵抗和反击。1936年夏天，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信中“舍弟”是朱生豪胞弟朱文振，而“某国人”指的正是日本人。

“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父亲原来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民族争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精神面貌就一下子振作起来了，所以他下决心要把翻译莎士比亚这项工作做好，为国争光。”朱尚刚说，从此以后父亲一改原来的“孤独、寂寞、彷徨”的心态，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两本词典，两度重译，一生无他

朱生豪在反复研读全部莎剧和尽可能搜集不同版本后，于1936年开始动笔翻译。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蚊子比较多……叮就让它叮去，没有工夫理它们”，可见他有多投入。

因为莎剧原文是中古英语的诗句，如果仍然按照诗剧来译，朱生豪认为，不但难度大，而且在语言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通俗、流畅的要求。几经斟酌后，他决定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在译作中还是无处不有诗的元素和韵味的。”朱尚刚表示。

到1937年夏天，朱生豪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预估到秋天可以把第一分册“喜剧”部分全部完成。但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火打断了他的翻译计划。

“父亲居住地首当其冲。他只得连夜仓促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整理，只带了一个藤箱，里面装了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的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朱生豪准备冒险去取回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但是那一带已经一片混乱，无法通行，而世界书局总部更是被日军占领。

“父亲一年多来的全部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个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书籍用品全部都散失掉了。”朱尚刚说，虽然后来有两个剧本译稿找了回来，但那时朱生豪已经重新翻译了。

朱生豪回到了家乡嘉兴，后又辗转多地，直到1938年，才冒险重回上海“孤岛”，后又进入中美日报工作。在这期间，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没有停止，他还是从《暴风雨》开始从头进行翻译。然而这部分的译稿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整个上海而没能保存下来。

再次逃离上海后，1942年5月，朱生豪在与宋清如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半年，后又回到了嘉兴老家，并在第三次从头翻译莎剧中走完了他短暂而丰盈的一生。

“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词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也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朱尚刚说。

由于超高的脑力支出，加上贫困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1944年6月，朱生豪在翻译完《亨利五世》的前两幕后不得不放下了笔，于当年年底因肺结核、肠结核等并发症英年早逝，时年仅32岁。

“准确地说是五部半历史剧没来得及翻译，就走了。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朱尚刚不无唏嘘地说道。

吸收国际莎学最新成果，提供另外一种莎士比亚

尽管受限于时代、条件和个人风格，朱生豪的译本难免有不善之处，但流传半个多世纪以来，朱译莎剧已经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译本。面对这样一座丰碑，和其他前人的优秀译本，张冲参与的由方平主译、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试图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莎士比亚。

“因为朱生豪这么一座丰碑在这里，我们怎么超过他？只能和他显得不一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他接触、认识到的莎士比亚就不一样。”张冲谈到诗体新译的初衷这样说。

1991到1992年期间，张冲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时，在书店偶然看到了莎士比亚的第38部戏剧——《两贵亲》，很喜欢，而恰巧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写莎士比亚研究，所以就决定试着翻译。这部新发现的莎剧，其实在1970年代国际上已经归入了《莎士比亚全集》，但是中国这边却鲜有知道的。

张冲开始翻译时，并不知道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法理也在翻译，只是觉得面对基本都是散文体的莎剧翻译，何不尝试一下用诗体的形式来翻译呢？翻译完成后，张冲将其拿给方平看。方平读完以后觉得很好，而当时方平正在做莎士比亚诗体全集的翻译，就邀请他加入进来。除了《两贵亲》外，张冲还翻译了四部传奇剧，和一篇被认为有60%可能性是莎士比亚最早一部剧的《爱德华三世》。

当初为何会想到用诗歌体来翻译，张冲回想，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从英文开始认识莎士比亚的，一开始就接触的是诗体的莎剧原貌。

“莎士比亚对我来说，他的诗体和散文体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品表达形式不同，按照现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其他理论来说，形式是有意义的，对于莎士比亚而言，他的形式自然也是有意义的。”张冲解释道。

比如，在莎剧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说话时，可能就会以散文体表达，而场景一旦转到那些贵族或优雅女性之间的谈话时，大部分时候就会是诗体。另外，莎剧中的诗体大部分是无韵诗，而偶尔押韵的时候，往往是转幕的需要。

“莎士比亚那个时候演戏没有大幕的，怎么提示台上的人说‘差不多该下去了’，提示下面的演员说‘准备好，你要上去了’，往往莎士比亚在场景转换的时候会用四行押韵诗，有一点像中国古典戏曲，像元杂剧中的上场诗和下场诗。”张冲介绍道。

这套全新的诗体译本于2014年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时出版，充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功，共收莎剧38部和1部存在争议的《爱德华三世》，凡470万言。主译、主编方平承担了大部分翻译和修改等工作，但可惜并没有看到全集的问世，他在2008年去世前曾指出：“这一套全新的诗体全集译文《莎士比亚全集》不只是新在这是按照原来的文学样式（诗体）的新译，而是想着重表明，在一种新的概念启发下，对于莎剧的一种新的认识。”

张冲对此解释道，“我们老以为经典是放在书架上让人瞻仰的，其实不是，经典的起源一定是草根。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为了让上面的人可以演，让下面的人可以看的。”所以方平在翻译过程中，一直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案头剧”转向“台上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