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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与欧洲之病

赵杰
2016-04-22 15: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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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经历的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病毒,“9·11”以后美国应对恐怖的经验和民众相对长期的心理历炼让他们基本能够适应存在恐怖威胁的世界。以色列更是把反恐作为全国上下的深刻共识,政府和民众互动积极。从2014年的《查理周刊》遇袭到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再到2016年3月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恐怖袭击,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欧洲各国神经紧绷,尤其是被称为天堂的具有美味巧克力、醇厚啤酒和撒尿小童于连的比利时。长期的安定和平让比利时人很难适应目前的紧张与焦虑。复活节(Easter Day)的气氛并没有给极端主义盛行的世界带来宁静与平和,2016年3月27日发生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恐怖袭击,至少造成72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受害者多为对妇女和儿童。这一股来势汹汹、散播广泛的病毒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名字“伊斯兰极端分子”。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名字,他们属于不同的教派,具有相对碎片化的宗教价值体系和无尽的宗教冲突。人们还吃惊地发现:发动袭击者竟然具有比较完善的信息网络、培训经历和物资供应网络,以“多小组”式的方式同时袭击,他们的模式并不固定,以引发国际社会注意并伤及无辜为最鲜明的特色。

以欧洲为例,人们会疑惑:实行自由主义、倡导多元主义的欧洲到底怎么了?以对移民友好著称并接纳了大量穆斯林的鲁塞尔怎么会出现滋生并包庇恐怖嫌犯的莫伦比克(Molenbeek)?我们有三个问题要问:

第一,为什么亚裔非穆斯林移民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绪和行为?有人说穆斯林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就业困难、教育程度低?这些都是部分的事实,但非穆斯林移民处在社会底层的也有很多,比其他移民,穆斯林群体的状况并非格外差。社会地位劣势并不足以解释恐怖制造者伤及无辜的决绝,无法解释他们周密的组织与长期的计划。

第二,恐怖制造者诉诸历史认为伊斯兰文化被压迫?他们诉诸现实认为和穆斯林国家被干预、被侵略?但历史上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战争和屠杀远比他们与基督教国家之间来的长久,教派之间的冲突至今无法有效控制。况且,那些欧洲的恐怖制造者大多并不是战争地的居民,在地理意义上他们是旁观者。他们体会了欧洲的自由与多元,他们习得了欧洲的语言与文化,他们出生在欧洲的心脏地带,他们并不是身体力行的、完全意义上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

第三,有人说这些极端穆斯林因为失意和怨恨而极端,但这些愤怒和怨恨是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的?他们的怨恨对象是谁?对所有欧洲人的还是对欧洲政府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无法解释这些涉及个体体验和行为机制的问题。对欧洲文明的反抗?对欧洲制度的反抗?还是仅仅沉醉于极端事件造成的轰动与血腥?在他们目前的行动中人们并看不到区别,看不到正当性。这种并不遵循特定规则的恐怖袭击是一种“弥漫式”的、非均衡的仇恨表达,部分人搭上性命的决绝与另一部分人对自己号召力炫耀形成了多大的不同与讽刺?古兰经教导穆斯林珍视生命、两世共修,这种取无辜者性命抑或搭上自身性命的行为何以能归入原教旨主义者抑或任何正常穆斯林的行列?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的距离十分显见,激进行为背后的理论荒谬以及理论对现实扭曲,所有这些有时竟然在无尽的暴力传播中变得模糊和无所谓。但对决策者而言,最容易的无非是划分成“敌”、“我”两个阵营,形成宗教之间的战争。但在简单的划分阵营之前还有几个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追问:

1、第一代移民中的极端分子较少,而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极端者增加,为何欧洲的娘奶养出的是扑上来血腥撕咬的狼孩?

生活层面讲,第一代移民的期待少,他们来时有工作,生活得到了相对于母国的改善,他们对生活是相对满意的,他们在母国所体验的管控甚至是极权让他们对欧洲的制度具有好感,他们在努力地、积极地融入,尽管他们也相对地聚居在一起。通讯方式的革新给了第二和第三代穆斯林更多的群体内联结途径,但并未带给他们跨种族和跨阶层的交往机会。这使得碎片化的知识或者局域性的观点得以传播。尽管所有移民都面对融入挑战,但在失业、社会地位低下等诸多的不如意面前,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很容易接受独特的叙事结构,从历史上的宗教冲突到现实世界的国家间战争,这在无形中会把他们的宗教身份彰显出来并无意中被放大。一旦宗教身份成为与现实世界问题相联系的符号,一种基于宗教话语的动员模式和反抗模式就很容易形成。诸多的反抗让青年激进分子主动或无意识地为别人的故事而殉道。

2、欧洲人的礼貌下面到底有没有隐藏歧视和排斥?

比利时对移民的态度并不差,市政服务方面也向移民倾斜,比利时个地方的移民局印有阿拉伯语的指导手册,人们对移民很少有明显的态度上的歧视和积极意义上的语言攻击,更不存在系统性的制度歧视,福利制度尤其是生育福利则是更多地惠及具有高生育意愿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但为什么移民感到的是歧视?这与二代和三代移民的期望值与敏感度有关。在尚且存在分层的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方面受到歧视,但没有宗教身份或没有外来者身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把这种碎片化的歧视归结为社会等级问题(阶级话语)或经济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如此说来,那些所谓的歧视体验就与个体的归因机制有关了。且不说生育率高的移民家庭是否需要在抚养子女和子代教育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有限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时间条件下,这些家庭的生育考虑和现实行为就蕴含了可能的社会风险与危机。

3、许多分析家认为那些恐怖实施者具有原教旨的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但所谓原教旨主义蛊惑下的极端思想则无法充分解释下面的行为:

那些付诸行动者、用殉教般的决绝做出极端戕害行为的爆炸者对伊斯兰教本身并不是特别了解,甚至不了解伊斯兰教义解释中的基本争论。同时,在别人的策划下,在别人的号召下,那些实施极端行为者也不一定是最贫困和最底层的人,他们更像是被限定了角色的人。许多情况下,那些制造炸弹的和使用暴力挥洒仇恨者并不仅仅是被洗脑的后果,他们有独立的意识,他们是积极的愤怒表达者和仇恨故事的实践者。在没有宗教外衣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激进革命者”。在这个行动结构中,人们被纳入了一个轨道,我们正不断看到社会问题的宗教化表达方式。

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这股裹着宗教外衣的、充满血腥的、不知何时停止的恐怖潮流的行动结构是:那些能够利用历史片段和宗教知识片段来制造话语的人不断制造关于压迫和侵略的故事,而相信或部分相信了这个故事的人群形成了一个分工参与的链条,“话语制造者”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极高的关注度和号召力;话语传递者获得了次级的关注度,在组织内部受到鼓励和赞赏;爆炸实施者获得了短暂的赏识、虚假的安慰、临时的情感归属与虚幻的英雄主义满足,他们一去不回头的爆炸将带走他们获得的一切。在这个链条中,他们用激进的话语和激昂的宣传裹挟中间者,代理沉默者,组织激进者。

4、应对长期的恐怖主义战争,欧洲准备好了吗?比利时准备好了吗?

不难发现,恐怖主义在欧洲的盛行给了右派更多的勇气和正当性,让他们抨击多元主义政策,抨击移民。而左派在爆炸等恐怖危机中最先表现出来的呼声竟然是:反恐的同时警惕对自由生活方式的侵害,警惕排外主义和警惕不必要的社会控制。在多元分化的激进者、移民和欧洲民意面前,能够发出声音的欧洲政治阵营中各个派别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极左派,中左派,中右派,极右派,他们的意见和政策建议会对应穆斯林中的不同群体,形成一个可能的制衡。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多元主义是一个一旦开启就不可逆的过程,自由宽容和民主的社会心理诉求也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让欧洲的极右派时刻被人们所警惕。另一个事实是:一旦穆斯林长居人口超过一定比例,强硬的驱赶和简单的控制、与全面的封锁将变得不可能。在快速而有效的前提下,当局的行动需要更多的智慧。当然,这些智慧要与长期的社会政策相配合。

5、母亲与世界

关于穆斯林移民隔离聚居引发的社会隔阂和组织化冲突在欧洲相当的普遍,法国城市青年和体育部长帕特里克·坎纳(Patrick Kanner)3月27日在接受法国欧洲第一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法国有上百个类似莫伦比克的地方,或者可以成为潜在的莫伦比克。此话不假,这是整个欧洲的困局,何止比利时和法国。欧洲社会结构面临的问题是:移民的帮派性、家族性、民族性和区域性十分明显,在这里看不到消失的国界,却能看到明显的地理裂痕。移民与外界交流较少,即使个体与外界具有良好的交流当他们出现在群体中时又表现出了对非我族类的漠然。

既然我们强调社会结构,那作为社会最重要细胞的穆斯林家庭结构就特别值得探讨。穆斯林家庭的结构与欧洲社会结构及生产结构体现出了前所未遇的抵牾:许多欧洲穆斯林身上依然反映着农业社会的亲情结构和伦理结构,自然的、多子的生育观念盛行。而家庭内部的“信仰遗传”又把宗教特征弥散性地嵌入了亲情、嵌入了家庭伦理。即使成年以后,穆斯林青年的也保持了与家庭成员的紧密联系,个体受家庭的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交往封闭。

有一个与家庭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整个欧洲实行较高的社会福利,比利时更是把生育补助与教育补助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每年大量拨款。在生育福利刺激下,如果工作难找,放弃就业多生孩子成了一个选择。在穆斯林家庭中,城市化、现代化及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多数穆斯林母亲的角色改变,生育率越高,一个母亲的社会参与率就越低,她能够获取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也就越少,这些将使她在多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变得有心无力。现代教育是家庭与学校的协同体系,那些莫伦贝克区大量的无法跟上正常进度的辍学儿童和少年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教育方面,“我们失去了母亲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世界”。移民个体的融入离不开家庭,而家庭融入的开端是具有合格和有着足够能力的母亲。如果父亲的工资不足以满足家庭所需,如果要靠大量生子来维持家庭中成人的生活,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场景。 这样的恶性循环将把社会带向何方?母亲缺位和家庭教育的缺位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30多年过去了,第二代、第三代具有了“我是本地人当有发言权”的底气,但现实让许多移民后代无法获取发言权和自己预期的尊严地位。一种幻灭感、落差感、在地下组织的行程中变成了高尚的仇恨,宗教成了披挂起来的价值外衣。而历史上的仇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侵略只有在跟自己的生存状态有关时才能引发关注,才被强调。因此也可以说:移民的融入问题是家庭结构与现代欧洲生活方式的抵牾问题。穆斯林家庭中女性所参与的、现代教育的缺乏可能就是欧洲之病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实际病因吧。

(本文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欧盟总部玛丽·居里项目及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作者邮箱:summerzhaaoji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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