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地方史志有“脑补”功能

编者按：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的《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点校出版工作正式完成。《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全套11卷，36册，辑有59种于1949年前修纂的上海地区府县卫厅志书，并附录20种府县级方志资料。这意味着，上海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区划内第一家完成府县旧志点校出版的地区。4月22日，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将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尚记得2011年年底，收到《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卷》二箱十四大册，一册册摆现，蓬荜顿亮，心情也突然好起来（老伴刚过世）。史学界有个行规，史料没有做到“一网打尽”，就不能轻易说大话，下断论。笔者一直从事江南区域史教学与研究，深感搜寻地方志之不易，常窘迫于阅读不齐，史料断档，想好的课题不敢下手，烂在肚里（例如上海县志、嘉定县志，大约有一半左右，通常看不到。）如今足不出户，上海一府十县方志旧雁尽归，书香绕梁，怎能不兴奋？

作为乡土文化建设的重头戏，方志旧籍的整理与点校出版，上海向走在全国前列。继2006年《上海乡镇旧志丛书》十四册出齐，上海方志办于2007年又正式启动了《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整理点校大工程。至2015年底“上海县卷”四册顺利收官，前后耗时九年，也可谓“十年磨一剑”。“丛书”全套厚厚36册，共正式收录府县志旧籍70余种（如将附录部分乡土志等计算在内，约有百来种），均经整理者对版本精心比勘选择，重加考订辨讹。全书一律以繁体横排（含相关舆图）重新梓印，封面装帧与页面布局，均显庄重浑厚大方，汇集一起，金壁辉煌，老牌古籍出版社名不虚传。直至目前为止，像这样市、地一级含多县的方志旧籍地区性“集成”规模的新版，在全国是第一家。我想，其影响必不止上海一地，其他地区摩肩接踵而上，中国方志旧籍出版又一波新局面的出现，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把这个“规模集成”放到历史时间长河里，或许更能体察到她意义的不寻常。中国之有地理志书至少可直溯至汉唐以前，然府县志则出现稍晚，大体要到宋代才成气候。上海府县志，如同江南其他地方一样，恰当中国历史一大转折发生之际，顺时应运而生。这转折便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由经济富庶而臻文化发达，由此南方修志之风赶上时代，烙上了鲜明的历史变迁标记。

然而，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印数极少，更要命的却时常遭遇战争兵燹乃至水火灾害，再加保护不善，所修方志历代损佚情况严重，惨不成睹。例如，有方志专家统计，可考的宋人志书有800多种，现在留存下来的不过30多种。据2005年《上海方志提要》等书统计，1949年以前上海方志约有397 种（含宋8元6明59清223民国101。此统计扩大及府县志之外的类志），今仅存132种，佚失情况也十分令人痛心。

历代志书是不可逆的文化财富，佚失了也就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不可挽回。正因为如此，学界明智人士一再严重呼吁，收藏保管单位除妥加保护外，应尽早筹集资金，先建立电子数据库，然而逐渐整理印行出版，以飨学人在内的广大公众，使之物尽其用，推进历史文化建设。迄今上海仅此两项志书整理出版工程，使近二百种地方志书旧籍得以全新形态呈世，永存人间，不可不谓于今人后世均积善积德，功德无量矣。

到现在，民国时代的东西也可算作“古董”啦，如此规模的旧志“集成”，当然更是价值连城。从1034年亮相《华亭十咏》，横跨了877年的上海府县志的历史记述，对我们有什么用？艰辛问世之后，“丛书”编纂出版方在急切期待后续效应，读者也会好奇地动问，很想知道个究竟？

能够马上派用场的，其实倒不用我们多去操心。游魂于市场谋求赢利的聪明人多得是。他们灵机一动，从中捕捉商机，藉开发“历史遗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功的案例不少。例如传统上海菜肴的克隆，上海民间风情的演出（含民俗节庆、服装展示、歌舞俚曲等），花园豪宅、廊街楼亭的仿制，等等，等等。

历史仅可供玩赏之用？不，她的真正价值，特别的价值，往往匿藏于“无用”之中。无用尽处是大用。这里，我换个通俗的说法，历史有“脑补”的功能！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她含有滋补大脑“智慧元素”的药疗成分，“服后”必能使人头脑明智。

大家都相信，今人比前人聪明。没错，就看现在的小孩知道的东西真多！但假如愿意认真细究，也不难发现聪明的同时，偏颇也多，缺陷也明显。比如急功近利，看不远，见识短。笔者读江南地区史料，常常感触宋明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不是靠政府刺激拉动的。一种历史性的经济发展局面的形成，是长期自然积累而成，一种顺天应时的自然过程。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说得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江南成“繁华之乡，礼义之邦”，也无不应验司马迁的这一“经济学原理”具有预见性。

而在今天，一些满口洋文、用繁复的数学模式唬人的经济学家，执迷于“有形之手”，由他们的误导而造成的经济失误，恰恰表现出对中国原有的经济学“历史常识”完全无知。胡冥顽至此，竟置“中国智慧”于度外，岂非需要用历史“脑补”一下？

如果通读这套“丛书”，必能获得一种强烈的历史印象：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明清江南（此处指“小江南”），依靠稻、棉、丝三大资源优势，造作出内外贸易兴旺的经济态势，市镇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庶民的小康，以致雄居全国之首，闻名海外，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广大村民对稻、棉、丝三大资源的选择开发和精心经营（包括由妇女主要参与的丝棉家庭手工业），完全是出于谋生谋利的动机，不需人为干预。

他们适时地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因地置宜，人人尽其能，全家动员，朝夕劳作，充分发挥劳动力密集的经济优势，创造出了世界农业时代可能达到的GDP最高水平。不少生动的史料，很可以教训那种轻视普通民众“经济理性”水平的无端傲慢。农民对市场的敏感程度并不低。松江高低乡农民（低乡农民也会选择合适的地块种植棉花，例如青浦），从生活中学会了根据市场价格态势，如何调度稻棉的耕作比例，例如棉价下跌势甚，便会改棉作为稻作；更从观察地力消耗规律，掌握了稻棉轮作或豆棉间作技术，既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又保持地力长期不衰，应对市场风险留后手，等等。

明清的江南府县志，财政赋役篇幅所占比例相当高。府志和有些县志甚至开列出了政府各类收支的全部细目（附有表格），崇祯《松江府志》是这方面内容写作的典范，成全国方志中的佼佼者。读方志，一般人都注意阅读文教以及相关的人物传记，对人口、田亩、税粮、漕运、编役等数字成堆的资料懒得读，以为对今人已经没什么用处。确实，这完全是陈年旧账，琐碎繁复，但当年却成了政府官员政绩的“硬指标”，乌纱帽的升降多系于此，是“性命交关”的大事。

江南既成全国经济富庶之地，不可避免的，必是全国财政负担最重之区。如何尽职尽能地既完成国家财政征收任务，又不损伤地方经济元气，更能使征收细则（含税、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体现公平原则（“均税均役”），众人服帖，民心不乱，是那个时代“社会管理”列于首项的战略性课题。

上海地区方志旧籍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财政改革的实录，包括历次改革方案的动议、争论，实施细节，乃至缙绅贤达的评论，细读就可以况味前人是如何立足本土、管理地方的；官员管理地方，不仅需要背熟政典，更需要有权变的“智慧”。这些数量可观的实录里体现出来的是，上自国家大员（巡抚、巡按），中至府县长官，下达绅士三老，三种力量之间的“谈判”技巧与互争“游戏”。各方都施尽解数趋利避害，竭力使之有利于己，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各得其“份”，理想的三赢是不可得的。这种历史情节，既是各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也是服从现实、权变计谋的智商竞赛。我以为，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官员，如果阅读并细致体察其间玄妙，从历史中得到的启发，是政治学教科书里读不到的，或许会有更接地气、民情的收获。

为祝贺并感谢《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的出版，先拉扯地说上这些。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并参与到“丛书”的开发利用上来，以不辜负筹划编纂、点校出版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