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归来吧》作者：保持地名稳定就是保存地方文化稳定

地名是重要的公共信息和文化载体，也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情感的寄托。但近年来,一些地方轻易乱改地名，导致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消失，对地名文化传承造成了很大损害，在社会上也引发较大争议。

3月底，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京开会，要求清理不规范地名，保护地名文化。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作家李辉先生，在微信公号“六根”连发三文，呼吁将安徽黄山市改回“徽州市”。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展开一场对城市改名现象的热烈讨论。

我们采访了李辉先生以及著名学者葛剑雄，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畅谈地名更换背后的学问。他们的观点建议，对于我们理性看待一些地方的更名乱象和地名“复古潮”，具有启发意义。

地名认同让乡愁有落脚点

记者:徽州更名黄山市已近30年，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再度呼吁复名徽州?

李辉:1994年，我的家乡湖北将荆州与沙市合并为地级市，改名为“荆沙市”。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发表《可惜从此失荆州》，为舍弃著名历史地名荆州而打抱不平，呼吁恢复荆州地名。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年后，湖北省政府颁布通知，宣布撤销“荆沙”名称，恢复了荆州地名。

受到恢复荆州地名的影响，我想到了另一个消失的地名，这就是“徽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近几十年来中国消失的地名中最让人遗憾的，莫过于鼎鼎大名的“徽州”被改为黄山市。1998年4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并以笔名“穆紫”配发言论《珍爱历史文化》，呼吁恢复徽州之名，但那次没有成功。最近，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要求保护地名文化，我牵挂了十几年的“恢复徽州地名”情结，又被勾了出来。

记者:在您看来，徽州比黄山这个地名好在哪里?

李辉:一个“徽”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徽州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已成为世人瞩目的区域性文化的代表。无论是徽派建筑、徽商、二百年前的“徽班进京”、文房四宝中的徽墨、宣纸、歙砚，还是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的徽州籍历史人物，都证明徽州是连接现实与传统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黄山这个地名，仅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利用了黄山的知名度。但是，所谓黄山市，不过是一个黄山南部地区部分游客的中转站。距离黄山景区最近也要75公里的黄山市，实际上既代表不了徽州，也代表不了黄山。即使要发展旅游经济，徽州品牌并不一定比黄山要差。失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旅游也无法真正发展起来。

记者:确定一个地名，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李辉:1992年7月8日，民政部曾经召开过关于“地名”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会上专家们指出:“名山大川在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已形成特定形象，不宜扩大其名称的指称范围，以避免造成名称的泛指、泛用，避免造成特定空间形象和地理区域范围上的名称混乱，现行政区名称无任何弊端，无任何不妥之处，且沿用已久，如‘泰安’之名，不仅是由‘泰山’派生出来，而且取名高雅，含义健康，不必改名为泰山市。”专家们的意见无疑是尊重历史文化，符合地名规律的。

一个地名的更改，实际上是跟地方的传统和现实甚至未来的影响密切相关的，更改地名的前提是要尊重地名的历史文化的延续，其次，改这个名字必须要超越过去名字的影响力，才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地名频繁更改的问题?

李辉:有关部门应该让一批文化人和一批专家提前做一个预案，要不然很可能过三十年再看中国的地名，比现在丢失的地名还要多。保持一个地名的稳定性，实际上就是保存地方文化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会慢慢地让一代的年轻人对地域文化有一种认知感。

可能再过一些年，很多人对地名没有情感了，这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我觉得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地名普查，应该注重提升地名的文化含量，提升地名在人们心中情感的因素，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化有一个落脚点，让我们的乡愁有一个落脚点。

记者:所以，地名更多的价值在于承载当地的文化?

李辉:是的，传统文化不是虚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性文化，对特定区域的凝聚力体现在他的语言、文化、教育，甚至美食，这些东西都是附着在地名上的。就像徽州和徽州文化，不能光谈虚的东西，文化是有虚有实的。要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知道徽州这个地名是你的故乡，这里的语言是你一生的语言。过去一度“破四旧”，现在都恢复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这就需要靠保护包括地名在内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推动。

不应过分夸大改名的效益

记者:您觉得地名变动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葛剑雄:地名的变动是正常现象，但频繁和不合理的改变地名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清楚地名的作用，它是一定空间范围的标志，要有代表性和稳定性，不能改得有歧义，也不能总是变来变去。地名的变动本身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不能重复、不能引发误解、名称所包含的范围要确切。目前来说，县级以上单位地名重复的问题基本已不存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三点，范围不够确切。当年把徽州改名为黄山，把一座山的名称改为一个地区的名字，就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有一些地方改名，是用本地比较知名的景区作为行政区域名称，这种做法在旅游城市尤为常见。您怎么评价这种做法?

葛剑雄:这是比较功利的做法。不能把中国人的智商想的太低，认为大家都不知道某个景区是在哪个省哪个市。把名胜古迹这一个点扩大为一个面，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用景区名取代原来行政区名称，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比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很多地方简单效仿，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变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改名的效益。

记者:从历史角度来说，地名正常的演化该是怎样的?

葛剑雄: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地名的演化也主要是与历史的变动有关，如早期的国家名或者临近大山与江河，汉中就是典型代表；还有一些是人口迁移或者大事件，重庆就是原名恭州，南宋时期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

可以说，历史上地名正常的演化也是历史的记录，而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改了一个地名。这也就牵扯到地名更名的另一个成本——精神成本。历史其实就是个过程，它与人们发生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地名，随意改掉了地名，会让历史与现代的一些连接断裂或者歪曲了。

记者:所以可以说，地名也承载了历史是吗?

葛剑雄:是的，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有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一些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消失了，是非常可惜的。

不过，近年来一些地方盲目推行地名“复古”，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问题。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就比如，荆州一度叫荆沙，襄阳也曾叫过襄樊。还有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名词，或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但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记者:这种乱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葛剑雄:一个是前面说的经济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讲的地名越来越大。以前人们问“你是哪里人”，都要说到县；现在我问我的学生“你是哪里人”，都是说到市甚至只说到省。我说为什么不说县，他回答怕我不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越简单越好，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名也将丢失的越来越多。

这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在更改地名的时候更慎重，多咨询各方面的专家，不然想再找回来就很难了。

在传承中保护地名文化

徽州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写稿本等，应有尽有。这些原始文献，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

就地表文物来看，古徽州号称一府六邑(即徽州府及所属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五千村，由于相对的闭塞和隔绝，文物遗存极其丰富，现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也有20多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绝一时的花山谜窟等。天下名胜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均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徽州可以称得上是明清文物之乡，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宝盆”和“活化石”。

徽州是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早在400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无论人们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诗人对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的向往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此，一门对于徽文化精研的学问——徽学在近20年间勃然兴起，成为与敦煌学、藏学相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傲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徽学研究的对象，也即徽州文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契约文书等，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这些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整个徽州文化在总体上精彩纷呈，魅力无限，足够我们后人精研、享用、传承、开新。

而这一切，是“黄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黄山确实十分美好，但它只是在徽州里面一座秀丽的山，是徽州的一部分，涵盖不了整个徽州的地域文化。在海外，别人知道黄山仅仅是一座山，而不知道其背后丰富的徽文化。在我所接触和交往的海外人士里，绝大多数都认为黄山只是一座山，而不知道其所在地区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而少数对徽州文化有研究的学者，对当初徽州易名为黄山也大为不解，认为是用小概念替代了大概念。

我同意作家李辉的观点:“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千百年的情感传承。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我认为，“徽州”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是一种独特地域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对文化的传承和认同是对文化根脉的一种敬畏，而地名就是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标识。尤其是徽学已经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对于研究汉民族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因此，在大力提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今天，恢复“徽州”地名正当其时。（翁飞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地名复与不复不能再拍脑袋

徽州改名黄山已近30年，但这些年，一直有不少人呼吁黄山恢复徽州的地名。沧海桑田，初心不改，可以看出徽州情结之深。

前不久，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会上，民政部部长特别强调了地名的文化传承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点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地名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是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这番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对一座城市来说，既有有形的文化传承，也有无形的文化传承。在城市文化传承过程中，城墙等载体很多都遭受了破坏；但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保存得相对较好。对于那些有故事的城市来说，地名起着黏合剂的作用，它能帮助人们构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抛弃了先人留下的地名，轻率地实施了“更名工程”。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更名实际是败笔，破坏了文化脉络，破坏了公共记忆。

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如果在黄山和徽州之间做选择，喜欢徽州的人可能更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曾发起“是否支持黄山市恢复老名字徽州”的网络投票，在参与投票的14973人中，71.4%的网友选择了“我要老地名，要敬畏文化，敬畏历史”。

但是，是否能够成为“复名徽州”的理由?一个城市的更名和复名，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涉及城市的文化定位，更牵涉许多行政事务。更名以来，当地一直以“黄山”为名展开招商引资、形象宣传等工作，这也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就此彻底舍弃，实在太可惜。而且地名“复古”还会产生巨额的经济支出，仅更改公章、牌匾、地图、证照等费用，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诚然，“徽州”这两个字承载的，是一种独特地域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黄山”作为一个地级市名称，已存在近30年，很多年轻人是在黄山之名下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对“黄山”同样有一种文化情结。那么，年轻人是否希望“复名徽州”?出生和成长于“徽州”时代的人，对当初地名的变化感到不适；而出生和成长在“黄山”时代的人，是否也会对“复名”难以接受?这种间接的心理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

最近，因“复名徽州”的讨论再度升温，“把西安改回长安”“把沈阳改回盛京”等声音也盛行网络。如此一味追求“复古”，显然也非理性。在地名更改的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无论复与不复都应充分论证，不能再跟过去一样“拍脑袋”。

更需要强调的是，时代已经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否、百姓幸不幸福，与地名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密切。地方政府少在地名上折腾，多办实事，才更得人心。（毛建国）

地名是照亮游子回家路的灯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的名字有什么来头?这是许多人刚刚告别懵懂，就开始思索的命题。笔者来自安徽大别山一个名叫“响肠”的小镇，附近还有“汤池”“割肚”“无愁”等地名。这些地名初一听颇为奇怪，但听老人说了它们的来历，发现串起来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无论在何处，地名的故事总在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当地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从同一块土地走出去的游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相聚时如果提起某个彼此熟知的地名，立马变得熟络起来，普通话立马变成外人难懂的家乡话，然后在他乡陌土接续起乡情、友情。

地名，犹如照亮游子回家路的灯，永远璀璨。记得前几年安徽巢湖市被撤销，一位老家在巢湖的朋友自嘲说:“刚回国，发现老家没了。”尽管是戏谑之言，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游子们自知了。

笔者的老家在安庆下面的一个县里，大家都知道文学史上有个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我老家就在那附近。小时候农村很穷，一些人家虽然不识字，但阁楼上保存了许多线装书，轻易不敢动。他们说:“这是祖宗留下的，不能动。”自己不识字了，对祖宗的书籍依然如此珍惜、恭敬，人们对文字的尊崇和敬畏可见一斑。

在我老家的小镇上，标志性建筑是河边的一座三层楼高的青砖塔，是清朝留下的，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惜字亭”。老人们说，古时候人们烧有字的东西，家里不能烧，要拿到惜字亭边烧才没有罪过。正是因为有这种尊重文化、尊重文字的民风和传统，我们那也出了一些文化名人，如陈独秀、赵朴初、朱光潜、张恨水等。如今，尽管是穷乡僻壤，某家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并不罕见。

除了家乡的地名之外，人们也会把眼光朝向那些散落在历史典籍、经典名篇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名。它们联结起历史与当下，联结起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记忆。

最近陪女儿一起读《三国演义》，我对书中的三国地图很痴迷，还不时在网络地图中搜索和对比。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宝鸡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仓，秣陵是后来的建业如今的南京，诸葛亮一气周瑜的南郡已改为江陵。此外，还有挥泪斩马谡的街亭，有孔明七星灯灭的五丈原，有斜谷、子午谷、阳平关、定军山……一个个地名本身就是历史，就是融入中国读书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地名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注重延续性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欧洲，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城镇布局大都是市中心一个大教堂，伴之一个大广场，方便市民聚会活动，旁边则是市政厅。有了这个基本布局，虽经千年风雨，欧洲城镇的位置、名称等一般变化不大。有些城市的老城甚至数百年不变，巴黎老城和布拉格就是典型例子。

对历史的铭记亦是中外雷同。笔者在布鲁塞尔工作时，常带国内来客去市中心大广场转，一定要在马克思常光顾的天鹅咖啡馆合影留念。在日内瓦湖溜达，你会发现，一百多年前茜茜公主遇刺地亦有铭牌标识。德国不来梅市古老的市政厅地下酒窖里，其“镇窖之宝”是珍藏有数百年前葡萄酒的大酒桶，著名文学巨匠歌德曾品尝此酒。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临，东道主才会打开酒窖让人一睹芳容，或许还会骄傲地朗读歌德歌颂这酒的诗句。酒桶散发的酒香犹如一个跨越时空的媒介，让人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可以时光倒流与歌德对话。

在笔者印象里，欧洲人对地名的执着，恐怕很少有超过“滑铁卢战争”的了。滑铁卢小镇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20公里，200多年前的“滑铁卢战争”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一到“滑铁卢战争”纪念日，世界各地的历史爱好者以及拿破仑迷、威灵顿迷会自带专业历史服饰，汇聚滑铁卢，“情景再现”当年的战争场面。笔者有幸观摩过一次，围绕当年拿破仑指挥部所在村子的争夺异常激烈，硝烟弥漫，炮声、枪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战马嘶鸣声撕心裂肺，不由得让人有时光倒转之感。让人惊诧的是，“情景再现”几乎复制当年的进攻路线，村镇、据点名称仍相同，经典一幕在200多年前曾血流成河的土地上再现。人们对历史的痴迷，可见一斑。

当然，地名并非一刀切不能改。地名能不能不改，这应该由历史来回答，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地名的更改，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三国时，成都叫益州，成都的名字本身承载了诸多历史与文化，如今若硬是要改回益州，恐怕支持者不多；再比如，徐州更早前曾叫彭城，是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别称可以，官方似乎就没有必要再改回彭城了。（吴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