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起义100周年：爱尔兰隆重纪念的背后有何意味

今年3月17日是爱尔兰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的纪念日，也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国庆日。在此前一天，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发表了电视讲话，向“爱尔兰人民、全世界爱尔兰同胞及国际友人”致以节日问候。有趣的是，希金斯没有提及当年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教的事迹，而是大谈特谈100年前的另一个宗教节日——复活节。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后星期一，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爆发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从殖民到自治

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不是反抗英国第一枪。爱尔兰自中世纪就被英格兰统治，1542年英王亨利八世称“爱尔兰国王”，1801年英爱议会分别通过联合法案，名义上独立的爱尔兰王国正式与大不列颠王国合并，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但在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国内，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一直保持独特的身份认同。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贵族、农民和知识分子多次揭竿而起，但均被英国当局镇压下去。

爱尔兰人的反抗当然不仅出于宗教原因。苏格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爱尔兰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试验场”。的确，英国当局日后在其他殖民地的种种勾当，均可在爱尔兰觅得踪迹。都铎时期英王就开始鼓励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移民爱尔兰，建立种植园，并给予政治经济特权；而讲盖尔语、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本地人则被同为白人的英格兰人和低地苏格兰人视为化外的“野蛮人”，许多权利被剥夺，广大民众生活贫困；英国政府对19世纪中叶肆虐爱尔兰的马铃薯瘟疫漠不关心，任凭成千上万人饿死，上百万人背井离乡；英军还大量招募爱尔兰人入伍，并派往海外充当炮灰；就连在爱尔兰即将获得独立时，伦敦方面也没忘玩“分治”的把戏，以至于南北爱尔兰至今也没能统一。

不过在1916年，拿起武器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作为英国本土的一部分，爱尔兰拥有其他殖民地所没有的权利——在英国议会下院拥有席位。19世纪70年代开始，爱尔兰掀起了自治运动，“爱尔兰议会党”等温和民族主义党派试图通过议会手段争取自治权利。自治法案曾两次闯关失败，但为打破1910年议会选举的僵局，自由党再次提出自治，试图拉拢爱尔兰议会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爱尔兰政府组织法》于1914年最终生效，决定成立爱尔兰议会，并废除爱尔兰首席大臣的管辖权。如果该法得以实施，爱尔兰将成为英国第一个实现自治的构成国——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而英格兰至今没有获得自治权。

自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爱尔兰北部阿尔斯特地区、以新教徒移民后代为主的统一派强烈反对自治，于1913年组建“阿尔斯特志愿军”，以阻挠自治的实施，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针锋相对地成立“爱尔兰志愿军”。两支武装均逾10万之众，频频举行武装游行，向对方及英国政府示威。自治法案通过的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治的实施被暂时搁置。不过时人普遍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为了体现对英国依旧忠诚，包括大批爱尔兰志愿军在内、超过20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服役，但仍有约1万志愿军拒绝为英国而战。

“爱尔兰的转机”

其实，并不是所有爱尔兰人都拥护自治。一个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的秘密会社“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志愿军、工会组织、本土文化团体和比议会党更激进的小党“新芬党”中发展成员，致力于使爱尔兰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团体正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始作俑者。当时在爱尔兰共和派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转机”。这个“转机”对兄弟会而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以为可以很快结束的战争，在牺牲数十万的英军官兵之后，进入了僵持阶段，不但胜利遥遥无期，英国本土还遭到德军飞艇和战舰的袭击，甚至还有人认为德国将赢得战争。1915年夏，兄弟会领袖肖恩·麦克德莫特和汤姆·克拉克先后拉拢志愿军作战部长帕特里克·皮尔斯和工运领袖詹姆斯·康纳利等五人，组成“军事委员会”，打算趁英国陷于苦战，于1916年4月23日复活节星期日在都柏林和全国各地发动起义。

然而，起义的准备并不顺利。从德国走私的一批军火在复活节前几天被英国皇家海军拦截；志愿军领袖麦克尼尔也在节前获悉起义图谋，大为光火，紧急下令取消复活节的动员令。但军事委员会并不甘心，临时决定将起义推迟到4月24日复活节后星期一，全国重新动员也已经来不及，只能口头通知部分在都柏林的志愿军成员。

起义与失败

1916年4月24日中午，爱尔兰志愿军及其妇女组织“爱尔兰妇女协会”，连同工人纠察队“爱尔兰国民军”共约1600人，走上都柏林街头。他们占领了市区五处地点，并夺取市中心的邮政大楼作为总部。起义者在邮政大楼上升起一面写有“爱尔兰共和国”字样的绿旗和一面绿白橙三色旗，帕特里克·皮尔斯则站在楼外，冲着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宣读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告爱尔兰人民书》，宣告“爱尔兰共和国”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复活节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英国当局对起义并非毫不知情。1916年3月底，军情五处破译了德国方面的密电，称爱尔兰在4月22日前“可能会发生叛乱”。但战时内阁面对堆积如山的前线战报，竟忽视了这条情报，更没有通知都柏林当局。这导致起义爆发时英国军警的防备几乎完全空虚：爱尔兰首席大臣比雷尔和驻爱英军总司令弗兰德少将都不在爱尔兰，驻都柏林英军军官正在城外观看赛马，2400名士兵只有400人在岗。30名爱尔兰国民军逼近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中心都柏林城堡，开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警卫，而当时城堡内仅有的六名卫兵正在做饭，随身武器并没有子弹，整座城堡唯一有武装的军人是正在开会的情报官普莱斯少校。他连忙冲出会场，用佩枪朝庭院里的起义者射击——这可能是起义爆发时英军唯一的抵抗。

其实起义者的准备也不充分。由于不知道都柏林城堡的虚实，30名起义者面对普莱斯少校的还击，竟然掉头撤退了。起义者严重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起义前不久才临时抱佛脚，去图书馆借阅战争史的书。他们的策略是坐等英军到来，然后坚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他们既模仿19世纪法国革命者构筑街垒，又模仿一战法国前线，在地势低洼的圣斯蒂芬公园挖掘战壕；占领无险可守的邮政大楼作为起义总部，却没有切断电话线，让缓过神来的都柏林当局得以尽快通风报信。

当时英国当局摸不清起义的规模，也不知道起义是何人指使，一度称之为“新芬党叛乱”。都柏林英军一开始采取守势，没有与起义者进行大规模交战。起义第二天，爱尔兰总督温伯恩子爵宣布爱尔兰全岛进入紧急状态，英军两个旅从本岛开赴爱尔兰，爱尔兰其他地方的英军也乘火车前来增援。虽然起义者一度凭借地利进行顽抗，但战争的天平还是偏向了火力占优的英军。英军用机枪火炮向起义者的阵地进行猛烈射击，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都柏林市中心燃起熊熊大火，继续抵抗除了殃及更多无辜市民之外，已没有任何意义，于是29号星期六，被推举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的皮尔斯下令向英军无条件投降。坚持了六天的复活节起义宣告失败，共造成近五百名起义者、英国军警和平民死亡，两千多人受伤。

纪念的政治

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并非复活节起义的直接产物，但爱尔兰官方却大张旗鼓地纪念复活节起义。爱尔兰广播电视台（RTÉ）在1月播出了表现复活节起义的5集电视剧《起义》（Rebellion）。3月27日复活节，都柏林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其中一名爱军上尉还站在邮政大楼外，大声朗读《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告爱尔兰人民书》，模仿当年起义的情景。相比之下，真正导致爱尔兰独立的1919—1921年独立战争，纪念的规格就要低调许多——纪念包括独立战争在内历代“抗英烈士”的陵园还是在1966年复活节起义五十周年时建立的，足见复活节起义在爱尔兰共和国历史记忆中的特殊地位。

希金斯总统在圣帕特里克节讲话中说：“当我们在国庆日纪念我们的‘爱尔兰性’时，我们不仅应该回忆建国的时刻，也要借此机会想一想，爱尔兰还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爱尔兰性”（Irishness）或许是理解复活节起义的关键词。一些修正派历史学家强调复活节起义只是一小撮人的密谋，而当时爱尔兰大多数人拥护的是自治。但更多学者则指出，起义代表了不同于自治的另一条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9世纪末爱尔兰兴起了“凯尔特复兴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提倡盖尔语文学、歌曲、戏剧，主要局限于文艺领域，但它强化了爱尔兰的身份认同，影响了那一代的爱尔兰青年——包括皮尔斯和另一“军事委员会”成员托马斯·麦克唐纳在内，不少起义者都是热衷于盖尔语文艺的诗人、剧作家或戏剧演员。在他们看来，自治不过是一帮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玩的党派游戏，只会把爱尔兰变成另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自治领，是一条英国式的、城市的、上层阶级的道路；而他们要走一条爱尔兰式的、田园牧歌的、代表全体爱尔兰人民的道路，必须和自治一刀两断。这样的思想背景也塑造了起义者的行为：占据主干道上的邮政大楼、构筑街垒、起义领导者佩戴军刀等，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而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或者说，起义者根本不指望能最终战胜英国人，他们自认为在模仿凯尔特神话中的英雄库胡林，通过牺牲自己的鲜血来唤醒人民。

某种意义上说，复活节起义确实唤醒了人民。虽然被起义殃及的都柏林市民一开始对起义非常不满，很多人向被俘的起义者投掷鸡蛋和烂蔬菜。但起义后英国军警在街头枪杀无辜市民、秘密审判处决16名起义者等暴行，激起了爱尔兰民众对独立事业的极大同情。大批起义幸存者加入新芬党，将其改造为追求独立与共和的政党，并在1918年战后首次选举中大败议会党。新当选的新芬党议员拒绝去伦敦赴任，而是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组建“爱尔兰国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而财政部长迈克尔·科林斯则领导“爱尔兰共和军”展开游击战，最终赢得爱尔兰的独立。

然而，“爱尔兰性”面临着颇为尴尬的现实。一方面，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爱尔兰近卫步兵团还在白金汉宫门口站岗，而爱尔兰虽和美国一样，不是英联邦成员，但爱尔兰公民却享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被选举权，也可以参加英军预备役。另一方面，虽然爱尔兰共和国把爱尔兰盖尔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其实际地位却不断下降，国内将盖尔语作为居家语言的人数不仅远低于英语，甚至还不如法语、波兰语等外来语言。今年的纪念活动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乌龙：新落成的起义遇难者纪念墙上，爱尔兰盖尔语“Éirí”（起义）一词竟被错写成“Eírí”。

因此，爱尔兰官方在纪念复活节起义时，不仅强调其“爱尔兰性”，也突出其某些更为崇高的价值，这就是希金斯总统所谓的“爱尔兰还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他在讲话中提到，“独立宣言”及其背后的理想主义贯穿了爱尔兰的建国历程，也催促着今天的爱尔兰人将“共和”建设得更加名副其实。这份《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告爱尔兰人民书》中所主张的“宗教及民事自由”、“平等权利”、“平等机会”、“追求全国及各地区的幸福和繁荣”，这些价值恐怕英国人也是不敢反对的。在性别政治颇为敏感的今天，“宣言”是以“爱尔兰的男人和女人”（Irishmen and Irishwomen）为开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未开放妇女选举权的1916年，自然被视为进步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复活节起义虽然和法国革命一样打起三色旗，但却不像后者那样拿教会开刀；在纪念基督复活的节日举行起义，本身就颇具宗教含义，而“宣言”也是以“天主及历代先辈”的名义发布，并宣称将“爱尔兰共和国的事业置于至高天主的庇佑之下”，充分尊重了爱尔兰悠久的天主教传统。

复活节起义不仅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英军行刑队的枪声使起义者成了殉道者，作为“爱尔兰性”和崇高理念的化身永远凝固在了历史中。而1919—1921年的独立战争虽然真正带来了爱尔兰的独立，但曾经在复活节起义中坚守邮政大楼的科林斯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英国军警中安插间谍，派遣“机动纵队”用暗杀、伏击、奇袭等方式打击英国人，就没有复活节起义那么光明磊落。而且独立战争期间出现了以惩办“爱奸”为名的同胞相残，战后又因对北爱问题及《英爱条约》的分歧引发了1922—1923年的血腥内战，其遗留问题更导致了上世纪下半叶长达30年、造成3千人丧生的北爱武装冲突。

如果纪念这段历史，不仅显得苦涩难堪，还难免会刺激北爱微妙的局势；相比之下，纪念复活节起义就显得“安全”得多。尽管北爱的统一派拒绝参加任何纪念复活节起义的活动，指责起义为爱尔兰带来了“暴力”的传统，但英军的镇压、爱尔兰内战和北爱冲突那种程度的暴力相比，带有表演性质的复活节起义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仅限于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没有对北爱的统一派开过一枪。站在2016年看一百年前的复活节起义，不仅“伟大光荣”，政治上也颇为“正确”；纪念复活节起义，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也是现实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