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之辩⑧｜战犯无罪？右翼鼓吹的“帕尔神话”难敌真相

【编者按】

在不久前结束的G7外长会议上，有个颇引人注目的活动：各国外长向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慰灵碑献花。显然，这体现了日本长久以来以二战受害者自居、企图逃避其战争责任的意图。无独有偶，在70年前的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帕尔甚至提出过“日本战犯全员无罪”的主张，这被日本右翼分子大肆宣扬以证明日本的“清白”。对此，日本学者中里成章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还原了帕尔法官主张“无罪论”的真意，有力地击破了意在漂白日本战争罪行的“帕尔神话”。

以提出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全员无罪”的主张著称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誉，甚至在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帕尔神话”的现象。

帕尔在日本受到各种美誉，在靖国神社立有“帕尔彰显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期间，还特意到加尔各答向帕尔的长子致敬。

然而，这种过度追捧或许是人们对帕尔的身份背景与思想主张的误解所致。针对这种误解，日本学者中里成章在2011年推出了他的著作《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以严谨的实证方法，对帕尔的一生及其思想展开了详细的论述，是“扎实的文献功夫结出的成果”。

书中除了揭示帕尔的基本想法，还对《帕尔意见书》中破坏和平罪、领导人责任问题、共谋罪、起诉天皇问题、普通战争罪等进行了分析，从法律角度看也有一定贡献。

《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中文版书影

“文明的审判”与“胜者的审判”

日本有关东京审判的论争由来已久，近年日本中生代中研究东京审判最有成绩的学者日暮吉延说，“‘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迄今仍是东京审判论争的基本构图”；“两者的论争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感情论、道义的战争责任论有复杂的关联，今天已化为难于和解的‘价值的对立’”。（日暮吉延著：《東京裁判》，東京，講談社2008年1月20日第1版，第29、30页。）

日暮所说的“迄今仍是”的“基本构图”，是指“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之争自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开庭辞中提出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时即已开始，而“论争”迄今未休。

但日暮所说的“基本构图”在我们看来早已不再存在。这点需要略加说明。日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持“文明的审判”的肯定论者已不像我们所说“正义的审判”那样“义正词严”，而且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众”。

进入世纪之交，“文明的审判”已不复再见。现在和“胜者的审判”勉强还能分庭抗礼的对立面，毋宁说是所谓“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的论者。

虽然我们不宜化繁为简地说“超越”就是放弃原有立场，但“超越”强调“反思”和“胜者的审判”的愈形强化，毕竟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日暮认为“基本构图”仍在，和他在日本东京审判论者中的“中间派”立场有关。这点与本文无关，不赘。

曾声势浩大的“文明的审判”论

在此不妨看一下东京审判时的“文明的审判”论是何等的声势之大。

收有起诉书和开庭最初的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庭审记录的首次出版，笹森顺造（后为自民党众参两院会长）为此所写的序言这样说：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由野蛮向着文明、虚伪向着真实、不义向着正义、偏颇向着公正、隶从向着自由、报复向着祝福、侮辱向着爱敬、斗争向着和平、分裂向着协同，可以期待它是与把人类社会导向更高的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称的一个大宪章。（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刊行会：『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Ⅰ，東京，富山房1948年9月15日第1版，第1页。）

早在审判当年的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即成立了“审判研究会”。时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长、后成为校长的大滨信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发刊词中说：

（认识这一审判不仅是专家的事）国民的每一人都应从国际正义的立场见证审判的进行，正视起诉提出的每一个犯罪证据，倾听每一句检察官的主张和辩护人的辩论，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新的决心，惟其如此，我们日本国民才能作为新的国际人重生，才会被新构想的国际社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作为国民必读书绝非夸大。（極東国際軍事裁判研究会編：『極東国際軍事裁判研究』第一卷，東京，平和書房1947年4月20日第1版，第4-5页。）

笹森顺造和大滨信泉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都不算左派，他们对东京审判给予的高度评价，最可见“文明的审判”的声势之大。

“文明的审判”主张在日本由盛转衰，和日本战后从百废待兴到经济复兴的大背景同步。因此让人很容易想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自信心增强、右翼势力逐渐抬头的结果；对战争责任没有经过全民性反省等等，也是易见的原因。

在这点上不论日本怎么看，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我们的根据。但“文明的审判”论在日本的衰落，和东京审判本身所存在的所谓“问题”关系更大。其中帕尔的主张是促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动力。

在靖国神社矗立的帕尔彰显碑

“帕尔大神”在日本

帕尔在日本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东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广岛本照寺、富山护国神社等处都有他的纪念碑。

他的甲级战犯“全员无罪”的主张，早在东京审判判决之前已为被告方所知。冗长的所谓“帕尔判决书”（个人著述不能作为“判决书”，日本右翼称“判决书”，无非是为了高抬帕尔）在日本结束占领的当年，就已分别出版了节本和全本。

以后，帕尔的主张更是被右翼作为理据和“道义”的源泉而广泛援引。翻开数量众多的否定东京审判的著述，帕尔的主张几乎为每书必谈。如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去世前夕出版的《东京审判秘录》，专设一节（“全员的无罪主张”）称赞帕尔。

然而，细读帕尔的“判决书”和庭审记录的辩护方主张，却可见两者之间的若合符节。即以清濑一郎在开庭之初提出的管辖权质疑为例，他的理由几乎被帕尔原封不动地攘为己有。

我们当然可以说帕尔和被告方的一致只是“不谋而合”，因此不必说帕尔是“掠人之美”，但日本右翼刻意把帕尔的主张作为独明的先见，却使日本右翼挟“洋”——强势的法官——以自重的心理跃然纸上。

经过浓墨重彩地不断涂抹，帕尔在日本已成“神话”（“神话”为中里先生此书第五章标题中的原语）。

以往对帕尔不是没有批评，但对帕尔的批评并没有使帕尔神话破灭。原因在于观念的批评对抱持不同史观的人起不了作用。

以事实回击：“帕尔神话”的动摇

“帕尔神话”在日本真正开始动摇，始自中里先生大著的出版。中里先生此书用实证的手法对帕尔神话的标志性标签逐一辨析，朴实、平和，没有高亢的声调，但比起滔滔雄辩更有力量。

中里先生大著的贡献，在此我愿意举一例以为说明。

“帕尔神话”中有这样一例：帕尔因为著有重要国际法著作而被遴选为法官；东京审判法官中唯有帕尔一人是“真正的国际法专家”，其他都是外行。

所谓的国际法著作是指帕尔的《国际关系中的犯罪》。《国际关系中的犯罪》出版于1953年，事在东京审判之后，本来不能作为东京审判时已有著作和已是专家的根据（荷兰法官勒林等以后都有国际法著作问世），但据说该书曾被列入“1938年度泰戈尔法学讲义”，因故迁延才拖至1953年出版。

如果实情如此，帕尔在东京审判时已是“国际法专家”当然可以不算虚言。这种事的是非，若无证据，靠“说理”无法解决。中里先生告诉我们事非如此，就是让证据说的话。

中里先生在箱根的“帕尔·下中纪念馆”中查到1942年9月30日加尔各答大学给帕尔的信，委托帕尔撰写“1938年度泰戈尔法学讲义”（何以是“1938年度”未详），题目是《英领印度的宪政发展》，与国际法全然无关。

纪念馆中正巧也保存了帕尔在10月1日表示接受的回函。此事没有下文，想必是因为之后不久帕尔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和东京审判法官，公务繁忙，无暇措手。

帕尔准备践履旧约，已到了1951年9月。这时帕尔才将题目从《英领印度的宪政发展》改成了《国际关系中的犯罪》（中里成章著『パル判事——インド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東京裁判』，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2月18日第1版，第67页）。“帕尔神话”中的所谓“唯一有国际法著作的国际法学家”，有此书函，无需再辨，即已不攻自破。

中里成章著作《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日文版书影

中里先生大著的价值，我以为最能体现俗话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

帕尔主张“全员无罪”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借此谈一点题外的想法。

帕尔在东京审判论述中久已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已一如前述。帕尔被神话的同时，也理所当然被当作了右翼的大护法。

帕尔神话，经中里先生上穷下索的追寻和细致辨析已经揭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帕尔的主张虽与辩护方相当接近，但一，并不完全相同，如帕尔并不否认日军暴行；二，出发点也不同，帕尔明确说过他不是出于同情日本而否认被告有罪。

所以，虽然帕尔的政治思想立场在印度属于右派（中里成章《印度帕尔——围绕其政治·思想的位置》有进一步探讨，该文收入《2013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集》，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简单地将他和日本右翼划等号，也不免会造成对帕尔的误读。

东京审判时印、荷、法、澳、菲法官对法庭判决书提出的反对、持疑、修正、补充五份少数意见书，我觉得各有价值。

就帕尔的主张而言，我以为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不是通常所说的帕尔对“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否是事后法、是否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等等管辖权方面的质疑，而是他提出的“日本的表现不过是效颦西方列强近代以来所作所为”等对西方的严厉批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左翼学者麦尼尔在《胜者的正义》（Minear, Richard H.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中对东京审判激烈批评，他批评的背景就是他认为美国在越南的行为和日本的表现如出一辙。

日本学者已注意到东京审判在东西方评价中的大异其趣：“美国右翼欢迎日本左翼的史观，美国左翼欢迎日本右翼的史观。”（牛村圭语，牛村圭、日暮吉延：『東京裁判を正しく読む』，東京，文藝春秋2008年10月20日第1版，第142页）

尽管帕尔在本国政治上属于右派，尽管东条英机在法庭证词中所号称的反对“白色人种帝国主义”和帕尔的主张异曲同工，但帕尔的本意还是值得我们另眼相看。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