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笔谈︱久保亨：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识为什么不强

近日，抗战史学术期刊《抗日战争研究》邀请国内外知名抗战史学者就“如何推进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见解，一口气推出了15篇笔谈文章。王建朗、步平、杨奎松、李晨、吴景平、罗志田、茅海建、桑兵、章百家、黄道炫、臧运祜、入江昭、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裴京汉等学者参与笔谈，讨论抗战史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热点议题。澎湃新闻经授权选刊部分文章与读者分享。

本文作者系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久保亨，原标题为《关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对于日中战争史研究，本人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日中两国历史学者应该注意到，两国人民的历史认识有很大的差异。

日中战争的战场在中国，而不在日本。因为日本军队来到中国，荼毒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杀伤中国人民，掠夺物资，所以中国人民当然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

与此相反，日本人民的加害者意识不强。发生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理由：1.因为战场不在日本国内，所以一般日本人几乎没有机会目睹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加害行为。2.因为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战时报道的控制非常严密，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战争终结以前对此并不了解，对侵略实情缺乏认识。例如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日本国内完全没有报道。3.因为战后中国处于混乱之中，战争结束后并没有马上公布战争受害的全貌（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4.冷战开始以后，美国基于它的世界战略，优先复兴日本，日本的对华战后赔偿中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5.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的时候，本来应该讨论中国的战争被害和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但是因为那时日中两国各有复杂的内情，有关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处理（20世纪70年代）。在以上诸种历史因素影响之下，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识一直不强。

两国历史学者必须注意，日中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有不容易克服的差异，应该通过今后的历史研究，一步一步努力消除这些差异。

与此同时，应该考虑的课题是，从民族主义的束缚中把日中战争史研究解放出来。民族主义的束缚是什么？这种束缚就是，把日中战争简单地看作是民族之间的对立，有把日中战争描绘成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战争的倾向。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日中战争不言而喻带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而且正是在日中战争时期，在学术上和社会上明确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民族都是侵略者，也并不意味中华民族都是抵抗者。事实上，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在日本，当然有鼓吹侵略战争的势力，但同时也有想要避免战争的势力。在中国，当然有推动抗战的势力，同时也有尝试做另外选择的势力。而且，日中战争，是在日中两国与欧美、苏联等的复杂关系中，作为全球历史的一环展开的，不综合全面把握这些复杂关系,就不能历史地深入理解日中战争。

最近比较普遍地把日中战争定位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环，意义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明确地带有盟国团结在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势力的战争，可以从这个角度以宽广的视野来定位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也是 历史地形成的，也并不能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特征。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来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很难认清它同时带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另一面。反法西斯势力建立的法国人民战线政府没有放弃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印度支那民族解放斗争也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就不能解释类似现象。

最后要注意的一点是，过分地强调革命的意义，会带来负面影响。诚然，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来说，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过于强调这些革命的意义，会出现全面否认被革命打倒的旧体制历史作用的倾向。事实上，回头来看，不论是被辛亥革命打倒的清朝政府，还是被国民革命打倒的北洋政府，历史上它们都在恢复主权和推动社会经济近代化上，发挥过各种各样的作用。1949年被革命打倒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样的。最近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逐渐得到了客观评价，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国民政府在日中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何理解中日战争，依然是重大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