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票房，只求成为一个更好一点点的艺术家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史无前例”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超过150死亡。

当时，阿诺·德斯普里钦正在着手新片的剧本写作，那是关于三个女人的电影，与其前作《青春的三段回忆》的三段式结构不同，他计划在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中讲述她们命运的起起伏伏。

“我不得不停下剧本写作，因为我必须要把我创作的人物，与现实生活处于同一时代，”德斯普里钦说，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他对于下一部电影剧本的走向。

专注于作者电影的法国导演德斯普里钦，经常在其电影中融入历史事件作为片中可信的时代背景，他说，“当时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国家面临着许多威胁，我是以一个小说家身份来接纳如此现实，而不是一个记者的身份去记录现实，因为作为记者的话，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反映这个世界，而我只能以小说的方式来放映现实。”

4月21日，正在上海出席第11届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的德斯普里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融入真实事件，并非是想要创作社会电影而恰是相反，“因为我对于历史或传记题材比较擅长，我不会涉足社会问题的电影。”

“说来奇怪，在经历了去年恐怖袭击之后，我的写作开始转向了比较喜剧的方向，它将是一种欧洲式的批判喜剧。”德斯普里钦说，是剧本里的两个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牵引着他的创作，“剧本进展比我预期的要快很多，可能在今年五六月份就可以结束剧本写作，如果进展顺利，今年暑假结束就可以开始新片拍摄。”

包括《青春的三段回忆》在内，德斯普里钦的电影里时常会提及冷战，他解释，如此执着地放置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其成长经历有着紧密联系，“正如我父亲罗伯特亲身经历了北非解放战争，我出生在欧洲一分为二的年代里（注，他生于1960年），我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所以我电影里的冷战，并不是要去关注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是想要表达一个想法，欧洲在我出身时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又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既幸福又复杂的过程，所以我想通过我的电影去记录这段历史。”

然而这位法国电影人却是一位“疑欧派”，“对欧洲身份，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德斯普里钦成长于法国北部大区鲁贝市，“我成长的城市里，有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了解阿尔及利亚，因为贝格曼，所以我也了解瑞典，我也了解美国和中国，但我似乎并不了解欧洲的奥地利。对我而言，欧洲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但它有一种危险，因为它同时非常具体，会让我们有一种欧洲式的负罪感，制造一个欧洲的概念，反而在排除欧洲，比如难民问题，我们似乎要去接受，但又在把他们拒之门外。”

他说，“我非常欣赏戈达尔、特吕弗的电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法国的，我也欣赏美国电影，我会在欣赏过程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观众，所以我没有什么欧洲身份认同。”

德斯普里钦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的电影受特吕弗和拉斯·冯·提尔的影响颇深，此次他在上海表示，他也十分欣赏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是让我最感动的。《天注定》则让我有一种要跪拜的感觉，这个电影非常暴力，但我觉得我们法国也应该有这样一部电影，美国也应该有这样一部电影，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部对于自己所处社会非常直接反思的电影。”

“violence”（暴力）是德斯普里钦在访谈中高频出现的词语，譬如他会说执导过《黑暗中的舞者》的拉斯·冯·提尔过于暴力了，贾樟柯的《天注定》也“暴力得非常直接”，“我的暴力是处理情感上，我会让我的主人公直接面对自己人性上的问题。”

德斯普里钦说，在完成成片之后，他不会再去完整地看自己的电影，“我做的每一部电影，我都认为是成功的，但每部电影上映之后，命运各有不同，不管哪种命运，我都要接受。比如《伊斯特·康》（2000年）刚出来的时候很少有人去看，现在反而成为了一个标杆电影。还比如《国王与王后》（2004年），当时票房很好，但现在许多人并没有把它列在影史很高的高度。正如特吕弗所言‘屡败屡战’，关键要继续拍下去，不要去问太多的问题，我也要像他那样去做。”

德斯普里钦认为，法国电影现在整体上质量有所下降，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他认为法国电影人如今过多地“去考虑观众的观感”，“电影学院学生更多关心自己能不能受欢迎，没有人去认真考虑电影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说自己现在做电影，“不会要求票房要有多高，而是要求自己通过每一部新的电影，让自己进步成为一个更好‘一点点’的艺术家，或者能对电影贡献‘一点点’，这两个‘一点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野心了。这个野心其实是超越了我要做比好莱坞更好电影的愿望。”

不过，他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法国观众对外国电影非常好奇，美国的、日本的、中国的，但似乎对法国本土的作者电影没有了太多的兴趣，我希望作者电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