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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华的昆曲生涯:人生各个拐角,每每都能走得安然

钮晓晴
2016-04-24 13:2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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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沈世华是昆曲界的传奇: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昆曲演员,曾亲历《十五贯》进京,见证昆曲由衰转兴的全程;不到二十岁就已是浙昆当家花旦;“文革”后中年复出,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昆曲女教授,经她指点的梨园人有三十余位获得了梅花奖。

今年6月,沈世华口述作品《昆坛求艺六十年——沈世华昆剧生涯》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此文为沈世华之女钮晓晴之作,是为该书之跋,原题为《我的母亲沈世华》。澎湃新闻获出版社授权发表。

《昆坛求艺六十年》

在我整个孩提时代,母亲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爱、最离不开的人。因为从我出生直至1982年随着她的工作调动来到北京与父亲团聚,这十一年的光阴里,似乎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

1986年8月,沈世华母女于杭州合影。

1971年6月26日,母亲在她下放的杭州重型机械厂生下了我。因为是早产,住在慈溪乡下的外公、外婆还没来得及赶到杭州,而我的父亲那时正在天津警备区“五七”农场下放劳动,根本没有请假探亲的可能。就这样,刚下班回家便出现临产征兆的母亲,独自乘坐末班公交车去了医院。没有人来送饭陪护,产房的助产士看她饿得实在挨不过,才好心替她去食堂买回来几只生煎包。

长大后的我时常拿这件事情与她打趣:

“别人生孩子都是疼得乱叫,您却一边生孩子一边吃生煎包,吃着吃着竟然还能睡着了,您真是天底下最淡定的产妇!”

母亲的回答常常能出乎意料:“哦,工厂累了一天,我实在是没力气了,幸亏有那几只生煎包,那可是我这辈子吃过的,碱放得最多的包子!”

那时候的母亲在重机厂做描图工兼任财务,每天穿着肥大的工作服,脚肿得穿不上鞋,套着借来的男式雨靴,一个人挺着有孕的身子上班、下班,去食堂吃四分钱一份的青菜清汤面,一毛钱十斤的红萝卜权作水果……

真的很想知道,夜阑人静时,奔波劳碌了一天的母亲是否还会想起曾经的铅华?想起“天淡云闲”,想起“梅树边”?

那个在红氍毹上轻歌曼舞的小女子似乎再也回不来了,余下的岁月想必只会在这弥漫着机油味的车间里蹉跎了!

早产的我出生时体重只有四斤半,体质差,三天两头地生病。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至今都能记得半夜里,她独自背着我步行去医院的情景——瘦小的母亲背着同样瘦小的我,幽暗的路灯下,叠在一起的两个人影被拉得长长的。

有一年,我和寄养在我家的小表姐双双出麻疹,高烧多日不退,母亲想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可这也就意味着她必须要向工厂请事假。厂里规定,病假不扣工资,事假一天要扣2元5角。母亲每个月60多元的工资,既要负担我们三人的日常费用,还要拿出一半寄给她身在慈溪的父母以及正在“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弟弟,这一周所扣的工资于她而言无异于一笔巨款。第二天,母亲决定去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她认为这个小手术可以让她名正言顺地请病假。而当时的医院早已没有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医生们都被驱赶到了“牛棚”“靠边站”,留在科室里的都是一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实习大夫。偶然也是必然,母亲术后喉部大出血……

2013年10月重返杭州重型机械厂,在当年的宿舍门口合影。左起:沈世华、钮晓晴、邢邑青

自此,她的嗓音再也不能恢复到当年的状态。

我问母亲:“您难道从来没有顾虑过手术可能造成的伤害吗?毕竟您曾是浙江昆剧团的台柱子,曾是浙江省最顶尖的青年演员!”

母亲说:“我以为……我永远也回不到舞台上了!”

1976年,“文革”结束。

1977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要带我去探望一位老爷爷。她叮嘱我,老爷爷正在病中,让我一定要乖,不要吵。

门是敞着的,一块洗得泛白的素色棉布潦草地挂在门框上。因为是一楼,窗外的树木将日光遮挡了大半,四边的白墙早已被岁月与烟火熏燎成苍黄。角落里,孤零零地躺着一位老人,他睁开眼,定定地看着我们。

母亲在床边的小竹椅上坐了下来,她眼睛雾蒙蒙的,对老人说:

“王伯伯,我就要回团里了。”

老人望着母亲,从棉被里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握了握她。半晌,吐出一个字:

“好!”

这位老人就是引领母亲入行、技艺独步剧坛的昆曲丑角艺术大师——王传淞先生。他主演的昆剧《十五贯》,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他饰演的娄阿鼠曾是如此栩栩如生、神采飞扬!

我很难将眼前这位恹恹老人与母亲口中常提起的“往台上一站,举手投足就能把在场所有人逗得乐不可支”的“王爷爷”相提并论。因为他的那双眼睛,黯淡得像云霾遮蔽的山,像暮气桎梏的城。以至多年之后,当我读到英国诗人兰德的《生与死》,脑海中倏然便闪过了三十多年前初见的这一幕——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1985年10月演出《琴挑》后全家合影。

回到昆剧团的母亲忙碌而快活,白天她要去团里排戏,晚上常常会有演出。那时,由她主演的昆剧《西园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场场爆满,就连上海越剧名伶徐玉兰、王文娟老师也曾多次前来观摩并最终将其移植成越剧。

因为戏票抢手,重机厂的一些老同事经常会大老远从艮山门外的厂区骑车赶到南山路——我们的家里来要票。母亲总会预先给他们留票,有时甚至自己掏腰包。她不止一次对我说:

“‘文革’那些年,多亏有这些工人师傅关照,他们从不会因为我们成分不好而轻视我们。这些骑着车来要票的叔叔、阿姨,当年也是这样骑着车、赶着二十多公里的路来给咱们家送肉、送米的,就连你的第一块尿布、第一件小衣服都是他们给的,我们要一辈子记得他们的好!”

2013年10月,全家重返杭州重型机械厂宿舍,与当年的工人同事合影。

母亲的事业开始再度繁花似锦,然而对于我来说,生活却变得喜忧参半了。喜的是每次演出结束,母亲总能给我带回来一小包点心,那是剧团发的夜宵。那个神奇的油纸包里也许是一个面包,也许是几块小蛋糕,运气好的话还能有我最爱吃的香蕉饼,这些可都是当时再也舍不得买来吃的珍肴。而令我烦心的是,只要她演出,我就会被反锁在家里,那种黑暗里蒙上被子、竖起耳朵等母亲回来的感觉,任哪个孩子都会抗拒。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还经常要随剧团去地县、部队慰问,去外省市巡回演出,这一走至少半个多月。逢着这种时候,母亲便会将年近七十的外婆从慈溪接过来照顾我。

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汇聚了浙江昆剧团“传”“世”“盛”“秀”四代演员的《西园记》投拍成戏曲故事片,拍摄地定在广州。作为女主角的母亲一走便要大半年,这个消息对于尚不满八周岁的我来说,不啻是个大“灾难”。启程前半个多月,我就开始天天跟在母亲身后哼哼唧唧地哭,她走到哪儿,我就跟着哭到哪儿。她前脚上火车,后脚来杭州照顾我的外婆就摔了一个大跟头,脸上、腿上到处是血,把我吓坏了,一老一小就在宿舍大院当着围观众人的面抱头痛哭,那副“惨相”,配上《二泉映月》,简直就是一部年度苦情大戏。

就这样,母亲在拍完了《西园记》后,决定淡出舞台,转做生活相对安定的教学工作。

1982年,一纸调令,她正式调往北京,结束了与父亲多年的两地生活。

1986年,她由北方昆曲剧院调入中国戏曲学院,彻底告别了倾注她半生挚爱与汗水的昆曲舞台。

长大以后,回望来时的种种,我总会忍不住为母亲舞台生命的戛然而止负疚。然而母亲在她人生各个拐角,每每都能走得安然,即便有无可奈何,即便是身不由己。她像是一位行旅者,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无论面对什么,她总是兴致勃勃,一路向前。当有一天,我也为人妻、为人母,我愈加理解了母亲。人生本就是各种遇见,如意的,不如意的;人生更是各种接受与赠予,接受是福,赠予亦是福。

碾玉悬丝挂碧空,

宫商角羽任西东。

依稀似曲才堪听,

又被风吹别调中。

人生的宫商,因缘造化,无论最终曲成何调,都是世间最美的华章!

2015年6月26日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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