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小三线变迁史

1964年开始，重庆嘉陵机器厂陆续派出很多职工前往全国各地支援三线建设。外公于1966年被作为业务骨干，派往山东沂蒙山区的小三线企业——山东民丰机械厂，外婆以及全家随后陆续前往。直至1983年，全家返回重庆。三线建设，于国，是宏大的战略规划；于家，是琐细的柴米油盐。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宛若汪洋中的一艘小船，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冷暖人生，甘苦自知。

外公的调令来了

外公夏云辉出生于1913年，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人。外婆杨明华，出生于1920年，比外公小7岁。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四川乡间强行征兵，（重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四川的一部分，在外公外婆一代人看来，我们就是四川人。基于家庭的传统，本文对四川和重庆不刻意加以区别。）三丁抽二，二丁抽一，无一家可以幸免。唯一例外的是，如果家中有人在兵工厂上班的工人，则可全家免去抽丁。

年轻的外公在土主镇老家担任保长，眼看同乡亲朋被拉丁带走，妻离子散，于心不忍。加之家中兄弟众多，免不了要被抽丁当兵。为保全家里众兄弟，更为了不做拉丁的“造孽活路”，1938年，25岁的外公想方设法进入重庆嘉陵兵工厂（现在的中国嘉陵集团前身），成为一名冲压工。彼时，嘉陵兵工厂是国民政府在内地最重要的兵工厂之一，工厂里的工人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相当稳定。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在嘉陵兵工厂站稳脚跟后，外婆进城，在沙坪坝的重庆纺织二厂工作。进城后的外婆，有感于自己一生不认字的痛苦，最看重的就是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自此也成为整个家族始终如一的头等大事。

外公是个勤快人，聪明能干，乐于助人。嘉陵厂的很多老职工提起外公，都夸他是一个好人，“夏师傅一辈子待人诚恳，不害人，更不欺负人，总是替别人着想。”外公的徒弟这样评价他，“师父工作踏实、肯动脑筋，经常搞一些土洋结合的小改小革。在厂子里，一直是业务骨干。”

1966年，外公从重庆调动到山东时，工资标准是二级工，每月81元。在1975年退休前，外公先后有过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但都被他让给了同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包围，北面和西面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64年，毛主席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指示和部署。自1964年开始，嘉陵厂陆续派出很多干部和工人，前往支援湖南、陕西、安徽、山西等地的三线建设。

外公这一辈子，生活上听外婆的话，工作上听党的话。1966年，53岁的外公接到支援山东民丰机械厂的调令。民丰机械厂位于山东省临沂地区蒙阴县沂蒙山脚下，是重庆嘉陵机器厂重点援建的三线工厂。从嘉陵厂派往民丰厂担任厂长的山东人毕厂长以及其他几名从嘉陵厂调过去的车间主任们，向嘉陵厂提出调动外公前往支援民丰厂的要求，理由是新厂组建，为了尽快开工生产，急需生产骨干。

很多年以后，时任嘉陵厂人事科科长的陆兆林曾告诉舅舅，起初嘉陵厂方面并不支持民丰厂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外公马上快到退休年龄（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去了山东，也工作不了几年。可是在民丰厂的多次要求下，嘉陵厂方面也不便再坚持，再坚持下去就是反对三线建设了，这个帽子谁也不敢戴在自己头上。

外公外婆一生，养育长大的子女共有四人：大女儿永芬、二女儿永芳（我的妈妈）、儿子永福、小女儿永明。

1966年前后，外公家里共有十口人，住在两间不大的屋子里。当时工厂推行七进七出新制度，即早晨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外婆放弃工作，回到家里。上世纪60年代，外婆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踮着小脚，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嘉陵厂附近的双碑买菜，然后赶回家中，为全家老小做好早饭。

外公从山东带回来的猪肉和花生

外公在山东的日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6年-1971年，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度过了5年时光。第二个阶段：1971年-1983年，外婆去山东，外公外婆在山东共同生活了12年。

舅舅依稀记得，嘉陵厂和民丰厂都曾向外公做过承诺，先去民丰厂工作几年，等民丰厂工作进入正轨后，就把外公调回重庆。嘉陵厂方面也曾向外公承诺，就算没有办法调回来，也可以在退休后把户口迁回重庆。因为永芬姨妈和姨父已经在嘉陵厂工作，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在念书，考虑到当时三线厂的教育条件和就业条件，外公决定一个人先去。这一去，外公一个人在山东待了整整5年。

那5年里，每年春节，外公都会从山东回重庆探亲。那是一家人最欢乐的时候，而且外公总能带回大量当时在重庆很难买到的好东西。

第一样是猪油。外公会把加热冷却了的猪油倒进猪尿包中，每个猪尿包能装3-6斤猪油。每年春节，外公能背回十来个猪尿包。当年重庆，每人每月定量供应2-3两菜油。这些猪油，比一家十口人一年的供应量还多呀！

第二样是花生米。这是山东的特产。我小时候，外公每顿饭都会喝上一小杯白酒，配上几颗油酥花生，数十年未变。直到人生最后十年，因为前列腺炎，外公遵医嘱放弃喝酒。外公最爱喝泸州老窖。直到今天，我的家中依然常年备着泸州老窖，用来招待挚友亲朋。

第三样是冰糖。大坨大坨的冰糖，够一家人整整吃一年。

从山东沂蒙山深处的民丰厂到重庆歌乐山下的嘉陵厂，年近六十的外公，靠着两只手和一双肩膀，手提肩扛，硬是把一两百斤的紧缺物资带回了家。出发时，外公得先坐近十个小时的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一整天的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颠簸个几天几夜，方能到达重庆。到重庆后，从菜园坝火车站到嘉陵厂，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2013年夏天，我曾回到民丰厂旧址，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天。和老乡们聊天，聊到民丰建厂初期的情况。老乡们告诉我，民丰建厂之初，工人们没地方住。开始，工人们借宿在农民家中。人越来越多，农民家住不下了，后来的人就只能住在农家的猪窝了。再后来，厂里盖了瓦房，还因地制宜地盖了石头房子，工人们总算有了住的地方。老乡们说，工厂初建那些年，创业的工人们生活非常艰苦，只有粮食没有菜，即使是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有些工人家里孩子多，一家人吃不饱，还发生过非常惨痛的悲剧。

外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他当年是怎么弄到那么多的猪油、花生和冰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大山沟里，为了弄到这些猪油、花生和冰糖，外公到底吃了多少苦？这一切永远成了谜。

1968年，永芬姨妈的第三个孩子——继伟表哥出生。继伟表哥一出生，就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地哭了整整两天。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哪个小娃娃生下来不哭呢？可是继伟表哥不间断地哭了两天后，外婆感觉不妙，抱起继伟表哥就奔去嘉陵厂医院。

医生发现，继伟表哥的一只胳膊在接生时被生生折断，已经部分坏死，颜色都绿了。嘉陵厂医院医生给的方案是立即截肢。外婆没同意，抱着继伟表哥回了家。永芬姨妈的一个同事懂些按摩接骨之术，自告奋勇要来试试手艺。看过继伟表哥后，姨妈的同事打了退堂鼓，但他说，没准他师父能行。按摩师父的家在距离嘉陵厂20公里之外的大坪。外婆急忙跑到大坪，把按摩师父请到家里来。师父确实是能人，第一次用药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好转。当时交通不方便，师父和外婆约好，前三天，他每天来一次，上药、换药、按摩。慢慢地，情况比较稳定了，师父就每个星期来一次。师父不来的日子，就由徒弟每天来一次。

师傅每次来，外婆都好菜好饭地招待。外公从山东带回的香肠、腊肉、花生，都用来招待师父。外婆说，继伟表哥的那只胳膊，是外公从山东背回重庆的猪肉和花生换回来的。

继伟表哥的胳膊接合得很好，没留下任何后遗症。1971年，外婆离开重庆去山东前，带着继伟表哥，特意去了大坪，向师父辞行，送了当时很贵的咔叽布、花生米做礼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好心的师父现在还在世吗？

外婆和妈妈去山东

我的妈妈是重庆八中（重庆著名的重点中学）高67级学生，舅舅是江溪中学初67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学闹革命。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初开始，嘉陵厂、居委会、街道办就不断派人来外婆家做工作，动员妈妈和舅舅下乡。

妈妈不愿下乡，她的理由是外公已经支援三线，调到山东去了，家里人早晚都要跟着去山东。刚开始的时候，街道办和厂里来做工作的人，态度还比较和蔼，后来日趋强硬，坚持说去山东之前还是要下乡的，不能以去山东为借口。

妈妈不下乡，在重庆也没有办法就业，家里天天有人登门做工作，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远在山东的外公向民丰厂提出申请，希望解决妈妈的就业问题。厂里回复说必须全家一起来，才可以解决。

外婆来自农村，深知农村苦，农村的女人更苦，她也不愿意妈妈下乡。1971年，经过慎重考虑，外婆决定带上妈妈，前往山东，与外公汇合。妈妈的姐姐永芬姨妈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生病，到了1971年，病情严重，没有精力照顾三个小孩。去山东时，外婆带上了永芬姨妈最小的孩子继伟表哥。

舅舅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下乡去了四川达县的大巴山区。后来，舅舅通过招工进了重庆远郊的一个三线兵工厂。上世纪90年代末期，舅舅所在的工厂转制搬迁，全厂搬到成都，跟舅舅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再度踏上搬迁之路。这也是外公外婆2010年去世时，安葬在成都的主要原因。

永芬姨妈的去世

外婆去山东后，永芬姨妈心情越发不好，病情日益加剧，于当年10月去世。刚满20岁的舅舅在大巴山深处得知噩耗时，姨妈已经去世一个多月。姨父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舅舅赶不回来，所以也就没有给舅舅发电报。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舅舅的语气很平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远离城市、温饱难继的生活中苦熬时，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其悲其苦，谁人能查？

永芬姨妈是特别孝顺的人，对外公外婆好，对兄弟姊妹也特别爱护。外公外婆原本打算退休后，回到嘉陵厂，跟着永芬姨妈安度晚年。没想到，白发人反送黑发人。永芬姨妈的去世，留下三个小儿女。那年，刘蓉表姐8岁，晓莉表姐6岁，继伟表哥3岁。当时，姨父正处在提干的关键时期，整天忙得要命，根本照顾不上孩子们。1972年春节，姨父将刘蓉表姐和晓莉表姐一起送到山东外公外婆家。

回忆起这段岁月，刘蓉表姐说：“不堪回首的童年印记，在心灵深处烙下永久伤痕。好在有外公外婆的照料，有舅舅和姨妈们的关爱，让我们三姐弟在最无助、最伤心的那个年代走过来。”

妈妈到山东后，认识了在民丰厂工作的爸爸。爸爸一家也是从嘉陵厂去民丰厂支持三线建设。当时，从嘉陵厂调去民丰厂的家庭，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有的选择了四川人之间通婚，有的选择了和山东人结婚。很多年以后，四川人家庭大多回到重庆，而和山东人结婚的四川人都留在了山东。

我出生于1974年，由外公外婆带大。在家里，我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讲四川话。一出家门，就自动无缝切换成山东话。1976年，妹妹出生。

全家回重庆

爸爸妈妈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都是在重庆嘉陵厂度过。歌乐山，嘉陵江，是爸爸妈妈永远的眷恋。1983年，爸爸妈妈通过对调，回到距离重庆市区50公里的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建设期间成长起来的大型国企）。那一年，外公70岁，退休8年，来山东已经17年。三个子女中，小姨妈在远离民丰厂百公里之外的红旗厂工作，嫁给了济南人张叔叔。当我爸爸妈妈可以重返重庆的时候，全家决定，外公外婆必须一起走。

回到重庆后，爸爸妈妈在西南铝加工厂风平浪静地工作到退休。今天，爸爸妈妈住在重庆市区，日常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妹妹带小孩。我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副教授，妹妹则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副教授。

永芬姨妈一家的三个孩子都生活在重庆。刘蓉姐姐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她的先生是西南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儿子去年去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晓莉表姐和她的先生在嘉陵厂工作，现在已经办理退休。继伟表哥中学毕业后从军，然后回到嘉陵厂，做过全国销售，之后离职，和太太一起，经营自己的商业。

舅舅一家所在的兵工厂后来整体搬迁到成都，外公外婆跟着舅舅一起去了成都。舅舅、舅妈已退休，舅舅的儿子在一家通信企业担任高管。

小姨一家留在山东。随着工厂搬迁，小姨一家去了潍坊。小姨一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从事石油相关领域的工作，老二是闺女，从事导游工作。

2010年春节，我们全家一起给外婆庆祝90岁寿诞。没想到也就在那一年，外公外婆相继离开了我们。

2013年，在离开民丰厂30年后，我回到民丰厂，当年的工厂已成废墟。站在外公外婆家的院子里，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戴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工作服的外公在鸡圈边的空地上，手执剪刀，弯腰拾掇西红柿架子，屋里的外婆端着冒着热气的馒头和小米粥走出来，唤我们吃饭，屋里的小矮桌上，摆着一瓶外公爱喝的白酒，旁边还摆着一碟外公每顿都吃的炒花生米。

[此文原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