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桑塔格：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本文写于9·11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刊发于《纽约时报》（2002年9月10日），同年被译作中文，发表于《书城》，澎湃新闻经译者黄灿然授权，将此文收录进“思想市场”为纪念9·11二十年策划的“911思想考古”专题。

苏珊·桑塔格

自去年9月11日以来，布什政府就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场战争具有特殊性质。考虑到敌人的性质，这场战争似乎看不到终结。这是哪一种战争？

是有一些先例的。人们都知道，针对癌症、贫困和毒品这类敌人而发动的战争，是没有终结的战争。永远有癌症、贫困和毒品。也永远有像发动去年（编注：2001年）那场袭击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人者——又有曾经被他们反对的人称为恐怖分子、后来被历史正名的自由战士（像法国抵抗运动和非洲国民大会）。

当一位美国总统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时，我们知道“战争”是一个隐喻。可有任何人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对恐怖主义宣布的战争——是一个隐喻？但它是隐喻，并且是一个带有强大后果的隐喻。战争是被披露出来而不是被实际宣布出来的，因为威胁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真正的战争不是隐喻。并且，真正的战争都有开始和终结。哪怕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骇人、棘手的冲突，也有终结的一天。但这场反恐战争却可以没有终结。这就是一个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授权，用来扩大使用美国的权力。

当政府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它意味着政府要求动员各种新力量来处理该问题。它还意味着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来解决它。当政府对恐怖主义——由敌人跨国的、基本上是秘密的网络构成的恐怖主义——宣战，它意味着政府允许自己做它想做的事情。当它想干预某个地方，它就会干预。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权力。

美国对外国“纠缠”的怀疑，早已有之。但是，本届政府却采取激进立场，认为所有国际条约都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因为就任何事情签约（无论是环境问题或战争行为或对待俘虏），美国都要使自己受约束，遵守一些准则，这些准则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使美国不能任意做政府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事实上，这正是条约的作用：限制签字国对条约所涉对象任意采取行动的权利。直到现在，任何受尊重的国家，都不曾这样公开把条约的限制作为回避条约的一个理由。

把美国的新外交政策描述成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就可有力地制约主流媒体就实际发生的事情展开辩论。这种不愿意提问题的态度，在去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就立即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反对美国政府使用圣战语言（善对恶、文明对野蛮）的人士遭谴责，被指容忍这次袭击，或至少是容忍袭击背后的冤屈的合法性。

在“我们站在一起”的口号下，呼吁反省就等于是持异议，持异议就等于是不爱国。这种愤慨正是那些主持布什外交政策的人士求之不得的。在袭击一周年纪念活动来临之际，两党主要人物对辩论的厌恶依然很明显——纪念活动被视为继续肯定的一部分，肯定美国团结一致对抗敌人。把2001年9月11日拿来跟1941年12月7日（编注：珍珠港事件）比较，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念头。

再次，美国是一次造成很多人死亡（这一回是平民）的致命突然袭击的对象，人数比死于偷袭珍珠港的士兵和海员更多。然而，我怀疑，在1942年12月7日，是否需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来鼓舞士气和团结全国。那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年后，那场战争基本上仍在继续着。

而目前这场战争，是一场幻影战争，因此需要举行周年纪念。这种纪念，可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一个哀悼日。它是对全国团结的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明白不过的：这不是一个全国反省日。据说，反省会损害我们的“道德明晰度”。有必要简单、清楚、一致。因此，将会借用过去时代的话语，这些话语，例如葛底斯堡演说，在当时能以滔滔雄辩来感染人。

林肯的演说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散文。它是大胆的讲话，在真实、可怕的战争时期阐明国家的新目标。第二次就职演说敢于预告继北方在内战中胜利后必定形成的全国和解。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所颂扬的自由，其关键是承诺把结束奴隶制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当林肯这些伟大的演说被习惯性地援引或被套用于纪念活动时，它们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它们现在成为高贵的姿势、伟大精神的姿势。至于它们伟大的原因，则是不相干的。

这种借用雄辩造成的时代错误，在美国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中屡见不鲜。反智主义怀疑思想，怀疑文字。宣称去年9月11日的袭击太可怖、太灭毁性、太痛苦、太悲惨，文字无法形容；宣称文字不可能表达我们的哀伤和愤慨——躲在这些骗人的话背后，我们的领导人便有了一个完美的藉口，用别人的文字来装扮自己，这些文字现已空洞无物。说点什么，可能就会惹来争议。说话实际上有可能变成某种声明，从而招来反驳。最好是什么也不说。

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没有不终结的战争；却有一个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战的国家，宣称要扩张权力。

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有限度、集中的军事行动，不应解释为国内的“战争时期”。要抑制美国的敌人，尚有更好的、较少损害宪法权利和损害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国际协议的途径，而不必继续乞灵于没有终结的战争这一危险、使人头脑迟钝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