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如何管理深藏清宫200年的古玺印（三）

编者按：2012年，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作为第一批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业研修人员，继续考察院藏清宫玺印及篆刻文物，去器物处提看商玺二枚及其他铜玉石印。院藏二玺与1998年至2010年安阳殷墟考古新出三玺在印钮、印台的细微特征上高度一致，印文的时代共性也可以进一步确定。

2012年12月7日 星期五

昨晚张永富先生留信，今天去器物处提看商玺二枚及其他铜玉石印。

传早期殷墟出土的商玺三枚，事关中国印章的起源与早期形态的认识，一直是几十年来的学术热点。三玺先后经黄濬、于省吾早期著录，来历是可信的。据张光远查考，1936年南京中央博物院购入时，仅为二枚。对于印文，温廷宽、张光远、黄盛璋、李学勤等几位先生都作出过属于商代的考证。钟雅伦先生并从同期铜镜钮式的比较中论证其为晚商之物，别有见地。1998年至2010年安阳殷墟考古传来信息，先后又从晚商时期房基、贞人墓与祭祀坑中发现三方铜玺，这不仅为殷商社会存在玺印提供了更充实的证据，也为类型比较提供了更直接的条件。2011年夏我曾在安阳验看三玺并听何毓灵研究员介绍出土地点以及断代论据。院藏二玺与新出三玺在印钮、印台的细微特征上高度一致，印文的时代共性也可以进一步确定。

相隔80年后，出于殷墟的两宗玺印在我的视野里形成连接，真是难得的机缘。如果这样的机缘来得早些，罗福颐、沙孟海两位前辈自然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中午蔡玫芬处长在“故宫晶华”二楼请我和器物处同人们一起吃面，顺便交流一些问题。彼岸的公务接待大多比较简朴，几年前周功鑫院长邀饭，亦绝不铺张而不失精致。我想这是生活走向平和的表现。至于应对其他对象如何，则非我所知也。

午后继续在器物处看玉、石印。养心殿所藏玉印，分装成《集古契赏》、《六文蕴古》、《虹文荟古》诸匣，每匣都钤出印蜕裱为册页，仍是乾隆及于敏中、董邦达、观保等人的题记。玉印有上好的白玉制作，但大多采用了杂色玉料，貌似沁色，看起来旧气；印钮也多为复斗、瓦、鼻、螭、龟等古印常见形式。这也是让乾隆及大臣们受惑的一个因素。但这些玉印钮式与印文往往“错配”，或者将印谱著录的官私铜印“嫁接”到玉印上，又如“文成君”、“安武君”、“荆王之玺”刻为朱文，这些，都反映当时作伪者对古印形制规律和时代特征的认知混沌。至于文字结体不入战国秦汉风格，在今天来看就更是一目了然了。乾隆及近臣们藉《印薮》、《印统》之类枣梨翻刻的印谱作为鉴定准绳，殊不知这些 “玉印”本身就是以此类印谱作为范本来伪造的。结果自然是本有真印者因摹刻而失形，无中生有者则一伪而再伪。

乾隆对入藏的古印，均命臣工钤印释文，又津津乐道亲加题署。同时招募能工以寿山田黄、芙蓉等美石为自己刻制大量闲章，不仅印钮雕镂冠绝前代，印文形式亦争奇斗艳，留下了一批宫廷用印的精品。这对于当民间篆刻艺术和印钮雕刻的风气，客观上也不无推动之功。

诸印深宫久藏，商玺亦渡海日久。征得主事者允准，拍摄一工作照存念。回宿舍途中，巧遇游览故宫的几位上海书法家，于是互道来由，留影分手。

2012年1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在图书馆一楼翻阅昭和五十年三月复制版《书道全集》，见辑入唐“吴州都督府印”，为他本所无，是一个意外收获。

中午，华源兄来会馆小坐，说与简英智教授议定利用周末南下一游，顺访屏东国民小学，看看该校的书法教育。

阿里山让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云海，也不是神奇的三代木，而是日本占台期间为了运走桧木而修筑的山间小铁路，还有伐去大树后建立在那里的“慰灵塔”。

夜宿台南东山区大洋村 “七咖草堂”。是一幢自己设计的木屋，宽大，布置文雅。好些台北知识界朋友“成分”都是农民，名下还有土地，我戏称是“地主文人”。三人灯下煮茶，闲谈竟夜。

2012年1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与何传馨副院长见面，谈及近年《怀素自叙帖》的讨论与院里与日本方面合作进行的新科技手段的检测，我也直言对该帖的肯定意见。

下午，与器物处何怡利小姐讨论院藏书法名迹上的收藏印记和早期所钤古印。

读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一节，述及所见名画上钤有“军侯（候）司马”、“安国亭侯”、“军司马印”等，并指出 “皆是识鉴宝玩之家印记”。这则纪录一直未引起学术的关注。比如，这些印是汉晋古印还是时人所作？有一点可以确定，它们是张氏之前的收藏者作为鉴赏标志或雅玩寄兴之举，这不仅关乎鉴定，对于印史研究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迹象。

张氏所举“安国亭侯”尚存于世，见《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1376号。李隆基《鹡鸰颂》作者画押处钤有“别部司马”，在侯小姐处观测高清图像，褐色近红的印迹被墨书所掩，表明钤印在先。以上印文均为汉魏时代，透露的消息是：至少在唐代，出土的汉晋官印已成为士人的收藏之物；在书画上钤用古印，也表明了时人的欣赏心理。这一现象与其后的金石学家将古玺印纳入收藏研究的范围，出现以印章为主题的印谱，存在着逐渐育成的关系。

书画上的一些早期印迹往往失考印主。依据文字风格可以作出相对年代的判断，如《出师颂》上的“历代所宝”、《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上的“弘文之印”等等。这对于鉴定名迹真伪和了解递传状况是有意义的。印主可考者当然更多。如台北故宫所藏的《黄州寒食帖》，骑缝处钤有“埋轮之后”朱文印，苏轼有诗喻友人张天觉云“埋轮家世本留候”，又于《谢王泽州家长松兼简张天觉二首》中赋句“凭君说与埋轮史，速寄长松作解嘲”。张氏亦善书，有《女夫贴》传世。故此“埋轮之后”印主为张天觉可定。

院藏《刘中使帖》上另有一半印，色黯淡，可释出尙 “殿图书”三字。我向侯小姐表示，印文风格不能早于南宋。

器物处承担着筹划展览、器物研究及为院刊撰稿等工作，聘有若干具有专业基础的助理协同工作。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给我留下的是勤勉敬业的印象。

闭馆前在展门口遇见摄影部的林宏荧先生，向他请教院里文物摄影情况，林先生热情地邀我去摄影室看看改进和自制的书画摄影装置和操作流程。遵照规矩，脱鞋进入，免拍照。我提出拍张场景可以吗？答曰“由他来拍”。

2012年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去阅览室，《埋麝发香》一册已送到。

此谱前有杨守敬小像及印记，应是经过重装。辑者穗井忠友在《序例》中记天保11年前摹自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等所藏古文书，计存日本省、部、国、郡官印及法隆寺等寺院用印70件。

隋唐印制及其形态引入日本社会的具体路径与表现，我认为不是一个孤立的印史问题，而是隋唐制度与文明东传的组成部分。中原印章制度形成甚早，但直至公元六七世纪才对周边民族社会产生制度性质的影响。这就带来一个认识中国印章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在国家生活中移植这一制度需要何种条件？

有一个现象比较有趣。日本奈良时代的官印实物遗存甚少而保存于文书的印迹较为系统，中国隋唐时代的遗存情况则反之。因此，这两部分资料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解读出的信息不止于各自本身的信息。

《埋麝发香》所收与《玺史》部分重合。读得两谱是此行很意外的收获。杨守敬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事件。他携去不少中国碑帖、印谱，同时也在日本搜求许多有价值的图籍带回中国。在书法方面，他对日本现代书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两部日本印谱列入他的收集范围，也可见杨氏宽博的学术视野。

图书文献处提供复印的服务，每页收费新台币3元，可算是十分低廉，让我解决了日后使用资料的问题。

午后走进正馆，《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仍在展出。旅行团多被安排在正馆观览，游人密密匝匝。院里的青年志愿者身着红衣，手里那“请轻声细语”的圆形字牌总和我熟悉的话音如影相随，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这些年台北故宫推出多次特展都邀来大陆考古文物单位的藏品，扩展了选题空间，也提升了对公众的吸引力。记得三年前我来院演讲，正值两岸故宫协同举办雍正文物展，“为君难”的展题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意蕴丰富，也符合特定人物的历史定位，可见策展者对于展题的构思是颇为用心的。

2012年12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回家。晨起清理房间。

几天下来，发现后山宿舍周围除了树叶没有一点弃物，我房间里的赘物只好先“藏拙”。我知道台北多年前已实行垃圾分类定时收集，十几天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如何分类我却拿捏不准。林宏熒兄接我电话立即赶来，评价是“大致合格，略有未当，我带去解决就是”，说完挟起纸箱，走了。尴尬是摆脱了，内中不无惭愧。想起刚到宿舍那天晚上，因为电脑插头对不上号，友人闻讯开车载着我满街寻找。客居异乡，一点小事可以让人手足无措。此时有人伸出手来就特别地珍贵，也难忘。

去器物处，与同人辞行。又去图书文献处付费，取回委托复印的资料，也给吕女士送上一袋小核桃，谢谢他好几天的帮助。

坐上车，回望一眼小路尽头的“会馆”，算是告别。听说台湾正在筹划“大故宫计划”，也许那老旧的宿舍将不复存在。时间会冲淡许多历史细节。一次偶然分手，清宫故物从此在水一方，隔绝几十年，现在终于开启了交往之门。路既然已走出，只会越走越宽。

(台北故宫藏印图片分别采自《印象深刻——院藏玺印展》、《故宫铜印特展》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