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徽州改名黄山并非完全没道理，符合当年实际需要

1979年夏，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后提出：可以建立黄山特区。他的讲话后来被归纳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后来，国务院下达文件，设立省辖黄山市（黄山特区），接着又撤销徽州地区建制。历史上府一级的“徽州”及相当于府一级的“徽州地区”消失，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徽州区”。

近年来，重建徽州市、重树徽州牌的呼吁此起彼伏，最近，关于黄山是否应复名为徽州的问题又引起关注和热议，本报为此采访了多年来一直研究徽州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请他谈谈对该地名争论的看法。

文汇报：《人民日报》李辉先生最近多次呼吁恢复“徽州”这个地名，这也引起各方对于是否要重新将黄山改名为徽州的又一波热烈讨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振忠：这个问题多年前我关注过，也写过相关文章谈到黄山和徽州之争，收在《千山夕阳》这本书里。首先要说的是，现在很多人追溯当年徽州改黄山的那次改名，认为当初改错了，这点我是不赞同的。徽州改黄山和邓小平有很大关系。当年邓小平上黄山，发现这里的游客很少，这么好的地方，却没什么人来访，整个皖南的经济也很落后，于是提出来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当时主要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改名，的确也符合当年的实际需要。

再看当地的实际情况，说实话，上世纪70年代末，徽州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大概只有老一辈人说起文房四宝里的徽墨、歙砚，才会想到皖南有个徽州。当时邓小平的相关讲话被归纳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打“黄山牌”也确实比较成功，最近几十年黄山市的发展与这次讲话之后的相关行政区划调整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能抹杀这一点。后来由于对徽州的研究逐渐升温，徽州因此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有了新的口号“打黄山牌，做徽文章”。再往后到现在，最新的口号是“梦幻黄山，礼仪徽州”。我们从这几个口号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地从强调经济发展，到逐渐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发展，这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和实际需要，过去徽州改黄山，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觉得徽州历史上很辉煌，这当然也是对的。实际上这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如果在现在将徽州改成黄山，那肯定是不妥当的——徽州名气也有，历史文化内涵也有，放弃这样的地名当然相当可惜。但回到当年，在早期百废待举的形势下，徽州改黄山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过头来说过去改黄山改错了，这样讲似乎有点讲过头了。当然，现在改回去有改回去的道理，但也不是非改回去不可。而且，当初徽州改黄山，与现在有些地方出于急功近利的心态乱改地名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如果说现在有什么需要反思的，我以为那就是——今后的任何改名皆须慎重。

我知道李辉先生一直很关注地名的问题。1994年我在《读书》发表一篇《斜阳残照徽州梦》的文章，李辉在此前后也专门跑到婺源去看，也写了文章谈到徽州的文化遗存问题，他的确一直很关注徽州。其实，很早以前皖南当地就有关于地名的激烈争论，但很多是从地方利益角度出发，有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行政改革方面讨论的范围了。

文汇报：过去徽州无人问津，现在却受到如此重视，这种变化是哪些因素促成的？

王振忠：现在徽州之所以受到空前关注，与几个方面都很有关系。最早是摄影、建筑等领域的人不断关注、宣传，吸引了知识界不少人的眼光。其次是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日渐扩大的影响。当时，“徽学”以其丰富的内涵，迅速在中国史研究中异军突起，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徽学研究领域，曾有将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列而为中国“三大地方学”的提法，最早将此形诸文字的大概是我在1996年出版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一书。不过，后来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徽学不是“地方学”，它的研究对象不仅局限于徽州的一府六县，人们透过徽州研究，是为了认识整个中国（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以2014年我在前书的修订版中，便删去了这样的提法。应当说，从学界来看，“三大地方学”已不再有人再提，但专业之外的人谈到徽学，仍然经常会沿袭旧说。包括此次“黄山”与“徽州”之争，也常见有此类的提法。虽然“三大地方学”的提法不太妥当，但徽州保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地表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古村落的类型多样且质量上乘，这些，都为徽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徽学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对徽州的扬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有对皖南古村落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标志性的事件是本世纪初黟县的西递、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皖南旅游事业亦因此而蓬勃开展，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徽州的影响力，所以相对于过去，徽州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文汇报：“徽州”二字具体对应的是哪片区域？　它大致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沿革？

王振忠：就独立设置的统县政区而言，与“徽州”对应的区域先后设有新都郡、新安郡，隋唐时期则有歙州的建制。到了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置徽州。从唐宋以来一直到清末，维持着一州六县或一府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绩溪、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

解放以后，建立过徽州地区、徽州专区，还一度并入芜湖专区。徽州专区（徽州地区）的地理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徽州府原来六县中的五县（除划归江西省的婺源县），还一度包括了历史上不属于徽州的一些地方，如太平、石埭、旌德等也被划了进来。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县，它就位于黄山北大门，这为后来县级黄山市的设立，埋下了伏笔。

文汇报：现在人们在讨论要不要把黄山改回徽州时，也谈到乡愁的寄托，其对应的是否就是一府六县的那个徽州？

王振忠：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想要恢复的徽州地区，就是原来的一府六县加上黄山。现在若把黄山割出去，当然是不愿意的了。

现在的黄山市是三区四县，即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三个区，及休宁县、祁门县、黟县、歙县四个县，原来六县中的婺源县被划到了江西省，绩溪县划到了安徽的宣城市。在我看来，“徽州”较之“黄山”，当然更能展示皖南这一域热土的文化特色。倘若要改回徽州，要回到原来所谓的徽州一府六县，这个恐怕不太现实，动静也实在太大。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如果真的要改，那么徽州区（原来歙县的西乡）或可撤消，绩溪最好能划回来，这样就是五个县，再加上黄山区、屯溪区，改动仅限于安徽省内，应当比较妥当。如果非得把婺源划回来，那么改动太大了，显然不太乐观。试想，“最美乡村”的提法就是从婺源县开始的，江西省怎么可能同意放弃婺源这么重要的旅游资源？当然，如果将来有一天水到渠成，大家都觉得婺源划到徽州更好，那是另当别论，我当然也乐观其成，但在当下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从历史发展看，虽然在唐代，婺源地域开发的原动力来自休宁，它与歙州（即后来的徽州）有着天然的联系，朝廷将婺源归歙州统辖不无道理。但从地理上看，婺源始终是嵌入今江西省东北角的一个县份，而且，与徽州其他五县河流多属于新安江水系不同，婺源境内的主要河流系属饶河水系，最终是流入江西鄱阳湖的，因此，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婺源两度被划到江西，亦有其“山川形便”上的内在逻辑。尽管文化上的说法很多，但地理上的交错实在复杂，也是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如果考虑到文化上的差异，历史上的徽州，与宣州（属安徽）和饶州（属江西）的确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婺源归属历史上的饶州，想要回归困难不小。相对而言，将绩溪从宣城划回来，可能更为现实。绩溪是旧徽州一府六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之际出生于该县的汪华，被徽州人尊奉为汪王、汪公大帝，对于统合一府六县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绩溪素称“徽厨之乡”，是著名的徽菜故乡，当地的风俗也与徽州其他几个县更为接近，将绩溪放回到徽州里面还是比较合适的。

更改地名以及相关的行政区，涉及的问题很多。现在有人认为，领导说了不算，专家说了不算，老百姓说了算，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最代表老百姓意见呢？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而且从本质上说，从古到今行政区划都是国家权力的空间配置过程。时至今日，行政区划改革当然要接受专家建议，回应民意诉求，但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是在政府相关部门，仍取决于行政上的统筹兼顾。现在强调乡愁、意欲凸显文化的价值，这都没有问题，但地名变化往往有个过程，改地名不能忽略复杂的历史和地理因素。

文汇报：历史上“黄山”和“徽州”又有怎样的关系？

王振忠：谈到黄山和徽州的关系，简单说来，明代以前黄山只是普通的一处山川，并没有多大名气。黄山一跃而成天下名山，与明代徽商的崛起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晚明时期出生于歙县西乡（即今黄山市徽州区）的汪道昆和潘之恒，先后都以“黄山主人”自居。他们都出身于富商之家，不遗余力地招揽天下文人学士前来徽州，前往黄山探险、旅行。于是，当时士大夫中一度出现了“黄山游”的热潮。“黄山游”也称“黄白游”，是指各地的文人学士纷纷前往徽州的黄山和齐云山（白岳）旅行。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有“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句，描摹的就是晚明“黄白游”的现象。此一热潮，极大地提升了“徽之黄山”的名气，使黄山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一下子成了首屈一指的天下名山。所以现在徽州人讲恢复一府六县，又不想把太平割出去，认为黄山是徽州的，也是有道理的。这里面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从现实角度，各方面又都有各方面的考虑，所以改地名并不单纯就只是改个名称那么简单的事情。

文汇报：我国有些地方地名管理比较混乱，据您所知，徽州地区有没有地名改动不恰当的例子？

王振忠：现在的情况还比较好，最麻烦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地名的改动，政治色彩太重，改得相当随意。此外的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地名的改动并不成功。如徽州率口在历史上相当有名，后改为屯光公社、屯光乡，继而又与篁墩乡合并，设置屯光镇。在徽州历史上，篁墩一地相当重要，它是移民进出皖南的交通要冲，许多族谱中都会提到这一地名，在徽州人的“寻根絮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对于士大夫而言，此处还是“程朱阙里”之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的祖籍地就都追溯至此。将篁墩乡并入新置的屯光镇（屯光大概是取“屯溪之光”的意思），厚重的历史积淀无疑被冲刷殆尽。事实上，篁墩原名黄墩，这一地名本身就是一个雅化地名。通过此一地名，我们可以追溯徽州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我以前曾专文研究过包括“篁墩”在内的有关雅化的地名问题，发现许多地名实际上提供了了解早期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例如，不少地名的雅化，与村落发展中族姓的纷争密切相关。一个家族进入一个新地方，当它实力足够强大时，往往不愿意沿袭前一个家族留下的地名，一定会想方设法加以改变。这种改名往往相当巧妙，也有很多改法，如通过笔画增减、同音假借等，甚至对某个字加以局部修改。比如“颖川”这一地名，表明这里的原住民是姓汪的家族（因汪氏的中古郡望为颖川郡），其后，别姓迁居且实力逐渐喧宾夺主，他们虽然没有将“颖川”一名完全改换，但却通过将“颖”字左下角的“禾”改成“水”字，以新名“颍川”来昭示村落族姓的变换。徽州人“贾而好儒”，特别擅长玩弄这种巧妙的文字游戏，因此，在传统徽州，地名的改变，哪怕是局部微小的变动，都有深意存焉。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徽州地名的发育状态已相当成熟，任何的改动都不应人为割断其内在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