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温德先生在六十年代

1968年春季的一个下午，宣传队负责专案工作的陈师傅通知我到民主楼办公室去待命。我有几个月没有进民主楼的门了，走进办公室时，看见陈师傅坐在办公桌前，对面坐着一位高大的外国人。一看背影就知道他是久在西语系工作的美籍教师罗伯特·温德先生。他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过家，后来被怀疑是“特嫌”而遭监禁。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五十年代我在西语系读书时，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没有外国专家任教，也没有英美客人来访。温德先生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仅有的讲英语的人。他知识渊博，且为人和善，深受学生喜爱和敬重。

1922年，他由闻一多先生介绍来中国工作，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培养了不少中国学生，可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我当学生时，最喜欢听他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他亲口对我说过他离开美国来中国教书的理由。来华前，他原来在一所美国大学当教授，学校里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现象，校长要求教师给白人学生一律打高分，可能有些白人学生是低能儿。校长还要求教师给黑人学生或亚裔学生打低分，尽管他们不少人十分用功，具有很高的智商。温德先生对此看不惯，一气之下，辞去美国教授的头衔来中国教书，一待就是一辈子。我敬佩他的正义感和敬业精神。每年暑假，我几乎天天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一游就是一个下午。他也常常去那里游泳。他可以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地漂浮，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吸烟斗，有时看报纸，十分惬意。我专门向他请教如何漂浮。他耐心地教我，告诉我其中的窍门。我很快学会了躺在水面上漂浮，仰面朝天，不用费力，很是得意。有时，我们到他家中做客，听他谈天说地，大长见识。“文革”以来，我有两三年没有见到他了。

陈师傅不懂英语，与他面面相觑，无法交谈。陈师傅见我进来，就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信任你，决定让你做一次口译。你要如实地翻译，不能走样。这是领导对你的考验。你让温德老老实实地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加多年没有说英语，正在思索如何翻译。没等我说话，温德先生对我示意，表明已听懂陈师傅的意图。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十来年，是个“中国通”，完全听得懂中国话。

他开始叙述起来：“1966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中午，钱砚开（化名）一个人到我家来。平时他常同另外一个老师来找我调查，叫我写材料。每次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这次，他在吃午饭时间一个人来，叫我第二天准备五百元现金，用信封装好，放在茶几上摆的一摞书报下面。他在中午十二点来取钱。星期天上午，我按照钱砚开的要求，凑齐了五百元人民币，装在一个信封里，压在茶几上的一摞书报下面。中午十二点，他只身一人准时来到我家。进门后一句话也不说，从信封里取出现金，点清数目，见正确无误，放在衣袋里，转身就走。走出门又折返回来，淡淡地回头说：记住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边翻译，边感到震惊。钱砚开是军代表最信任的大红人，被委派为专案组长。没想到他平日道貌岸然，表现异常积极，暗地里却干着这种敲诈勒索外国人的卑鄙勾当。显然，宣传队对温德先生的话语持怀疑态度，唯恐这个“特嫌”在陷害他们最信赖的革命好干部。我了解温德先生为人耿直，他在此逆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检举揭发一个军代表最信任的人，必有充分证据。

陈师傅对我说：“你告诉他要对他说的话负责任。你问一问他敢不敢就这件事签字画押。” 我刚要开口，温德先生说不用翻译了，起身就离开办公室。十分钟以后，他返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刚用英文打字机打好的一段声明。上面有他的签名，还盖着他的图章，印有中文“温德”二字。我接过声明来边读英文，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陈师傅听。然后，我将汉语译文写在一张信纸上，念给温德先生听。他说译文正确，随即在我的译文上也签了名，表示译文与原文具有同等效力。看来，温德先生是准备拿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自己的权益。陈师傅让温德先生回家，等候进一步的调查。陈师傅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此事注意保密，决不可外传。我当时不敢对任何人提及此事。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先在党内传播开，后来又传到党外群众中。军宣队和工宣队经过反复周密调查，认为温德先生的揭发完全属实。钱砚开确实利用职权之便，敲诈勒索了温德先生。在“文革”初期，五百元钱算得上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巨款。

过了一些日子，宣传队陈师傅又叫我担任口译。这一次是让温德先生去参加国家机关某单位关于抓“五一六分子”情况的汇报会，要我为他翻译。温德先生对陈师傅说：他完全听得懂，不需要翻译。他私下对我说：“不必浪费你的时间。” 第二天，陈师傅请温德先生谈一下感想。温德先生回答说：“只有一句话，我觉得钱砚开比‘五一六’还‘五一六’。”

“文革”初期，因为反帝反修、红卫兵造反、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我国与西方世界的往来几乎断绝。中国仅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几个朋友加兄弟。六十年代后期，逐渐解冻。最先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左派和极左派的政党组织，如各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马列主义派，以及若干亲华友好人士开始访华。

1969年5月的一天上午，陈师傅又叫我到民主楼的办公室。我走进房间后，他严肃地对我说：“今天再给你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现在有两名英中了解协会的会员，正在温德家访问。你速去温德家听他们说些什么，回来详细汇报。” 我最讨厌监听别人讲话。但现在是奉命前往，不得违抗，只得硬着头皮照办。我赶到温德家时，两位英国客人已与温德先生谈话多时。陪同的接待人员悄悄对我说：“刚才他们给温德转交了一包东西，还有一封信。那包东西和信是大使馆给温德的，还涉及克什米尔问题。我要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这件事。你继续监听他们说话，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疑之处。”显然，他是怀疑温德先生同两个来访的外国客人交换情报。

温德先生曾是“特嫌”，此时仍然是外松内紧的控制对象。我心中暗生疑团：什么大使馆？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哪里来的大使馆？与英国仅有半外交关系，设立代办处，也无大使馆可言。我刚才听见主宾谈话时，不断提到 Empson这个名字。我隐约记得周培源校长和我系赵诏熊、李赋宁、齐声乔等老教师曾对我提过这个人名。他是位英国人，中文名字叫燕卜荪，曾于三十年代后期到北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去内地继续教书。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此外，我读文学史知道他是位现代派诗人，还记得赵诏熊先生在课堂上说他写过很有名的关于论述歧义的专著，名叫《七种类型的歧义》。

那位英语水平不高的陪同人员会不会把Empson（燕卜荪）, 听成为Embassy（大使馆）。这两个词发音不同，意思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从常识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大使馆愚蠢到这种地步，竟然用这种公开方式传递情报。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我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克什米尔是Cashmere的音译。Cashmere以出产良种羊而著称。这种羊毛纺成的毛线或这种毛线织成的毛衣，也叫做Cashmere，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开司米毛线”或“开司米毛衣”。“克什米尔”会不会是毛线或毛衣之误？燕卜荪和温德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同在北平的大学里工作过，这两个外国人说不定有一番交情。总之，我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送走两位英国客人以后，我赶回民主楼办公室向陈师傅汇报此事，讲述了我的看法。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陈师傅拿起话筒，说了一会儿。挂上电话后，对我说：“刚才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来通知说：下午三点有两位同志要来北大听取汇报。你再去调查一下，要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既要有充分证据，不冤枉一个好人；也要保持警惕，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赶到饭厅，匆忙吃了午饭。先去拜访周培源校长。他听了我的分析，说：“你是对的，他们肯定是搞错了。哪里来的大使馆？那是燕卜荪教授，他跟温德先生是好朋友。老北大的人和老清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当然，你们年轻一辈没经历过。燕卜荪是个文人，不搞政治，送什么情报？真是荒唐！”

我告辞周校长，又去拜访齐声乔先生。他是西语系副主任，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组织。他曾在四十年代与燕卜荪教授在北京大学共事过。五十年代以来，又与温德先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同事，交往密切。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酷爱养花。我在半路上巧遇齐声乔先生。刚要对他讲这件事，他先对我开口：“我刚从温德先生家回来。他派人叫我去看他。上午有两个英中了解协会的会员来看他，捎来燕卜荪教授的一封信。他让我看了，内容很简单，几句问候的话。还给温德先生带来一件开司米毛衣，是燕卜荪太太亲手织的。他穿着让我看了一下，看样子他很高兴。燕卜荪教授知道温德先生爱养花，特意送他一包花籽。温德先生知道我也爱养花，就分了一半花籽给我。” 听完齐声乔先生的话，我心中更加明亮，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下午三点钟，公安局外事科的两个同志再三询问此事。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讲述了周培源和齐声乔两位权威人士的话语。这样，温德先生向大使馆传递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情报的疑案完全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