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买中国书：“古典研究会”如何打造影印古籍的金字招牌

初来日本的两个月里，除了学日语外，几乎每周末，我都会从横滨坐电车去一次东京，流连在神保町、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这三大旧书店聚集地。既为自己，也为在北京的师友购买各种中国史研究著作，尤其是明清史方面的资料。日本的古书店现在很多都有网站，但图书登记并不完全，亲自来店里，常常能有意外斩获，其中就有台湾或大陆出版社出版，后来流散到日本的图书。

为什么大老远跑日本来买中国书，再辗转寄回去呢？因为像《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那样的书，虽然是大陆出版，但在国内书市已经难见，在孔夫子网的价格甚至是被炒上了天，反而是在东京相对容易买到。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近年呈退化之势，和二十世纪的高峰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藏书亦流向古书市场。再加上赴日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渐多，套用1929年陈寅恪先生的诗，现在的情况真可以说是“群驱东邻购国史”了。

但要论装帧最为精美，版本最为考究，最有“书”之美感的中文书籍，仍非日本“古典研究会丛书”莫属。我最近淘到其中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福惠全书》、《名公书判清明集》等烧付本，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但除了函套受损以外，书本身保存完好，影印清晰，纸张坚韧，翻页时振振有声。这样高质量的书籍，与国内一些影印书籍比起来，可谓高下立判。那么，为什么当年的古典研究会影印古籍能维持如此高的水准呢？

古典研究会的起家：专门售卖中国书

古典研究会的成立，原本是书店“大安株式会社”遇到运营危机后的无奈之举。

1953年开业的大安社，创始人为小林实弥。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流行，脑筋活络的小林进口各类中国大陆杂志、图书贩售，用三轮车载着在东京各高校、研究所巡回销售，渐渐赢得口碑，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但1960年前后，中苏矛盾激化，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严格管制图书出口的政策，日本进口的大陆书刊忽然锐减，以薄利多销立社的大安业绩严重下滑。

为了应对这种无书可卖的窘境，大安领导层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影印日本现有的中国图书出售。最早印的是《新青年》、《向导》等民国旧杂志，没想到反响非常好。感觉此路可通的大安社，遂决定扩大影印书籍的范围，除了近代史书籍外，也影印日本国内收藏的汉籍与和刻本等。为此，小林特意委托公司职员坂本健彦找到著名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商谈，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在大安社下成立新的机构“古典研究会”专门负责此事。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科中国文学专业，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书志学专家之一。他参与了“静嘉堂文库”的建立，与宇野哲人合编过《新撰汉和辞典》，并系统调查了成箦堂、观澜阁、东北大学狩野文库、内阁文库、大东急纪念文库等日本重要图书馆的藏书情况，编写了详细目录，并著有《图解和汉印刷史》等，对日本境内的珍贵汉籍了如指掌，可以说是“古典研究会”前期的灵魂人物。

1963年，“古典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长泽任会长，除他以外的十名会员中，既有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榎一雄（内亚史）、中嶋敏（目录学）这样的顶尖东洋史学家，也有伊地知铁男（宫内厅书陵部）、岩井大慧（东洋文库）、米山寅太郎（静嘉堂文库）这样的文库长，皆为一时之选。会员里年龄最小的，是42岁的山根幸夫（1921-2005），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明清史、中日关系史学者，不但为丛书撰写了大量“解题”，三十多年后还编写《古典研究会小史》，对研究会史做了一手记录。

3月15日，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大安社三楼的会议室召开，此后每个月开一次例会，就选题、版本、印刷方法等展开讨论。在前两次会议上确定下来要刊印的书，包括日光轮王寺藏明万历刻本《金瓶梅》、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东大图书馆藏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和抄本《皇明条法事类纂》、德山毛利家藏《新编事文类要劄青钱》等，基本都是中国国内稀见的典籍。由于这批书印数普遍只有几百册，现在已经非常难见。

1963-1969年大安社时期古典研究会出版的精品中国古籍，除了上述几种以外，还有静嘉堂文库藏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和东洋文库藏本《皇明制书》（大陆现有杨一凡主编的排印本），后者由山根幸夫校勘，以内阁文库本为底本，参照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等多个版本。古典研究会丛书选择版本之慎、工作之细，大抵类此。

研究会的分裂：“文革”来了，大安社倒了

大安社原本是在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公司，左派色彩浓厚，甚至一半的员工就是日共党员，故其售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背后也有宣传马列主义的考虑。1966年3月，日共访问北京时，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问题与中方产生严重分歧。“文革”爆发后，日共更在其机关刊物《赤旗》上不断刊载文章，明确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日本国内所有党员的支持。

1968年，“文革”所提倡的“造反有理”开始影响日本的大学。11月22日，东京大学学生为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占领本乡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安田讲堂。其它各地学校纷纷效仿，巅峰时期有300多所大学卷入纷争，140多所学校遭到学生封锁。次年1月18日，警视厅派出机动队强攻安田讲堂，“全共斗”学生则使用硫酸、燃烧瓶、砖块等武器激烈还击，次日，讲堂“沦陷”，200多人受伤，近400人被捕。

受安田讲堂事件的影响，大安内部的日共党员，也分裂为支持“文革”的“亲中国派”与“反对”文革的“代代木派”，两派爆发了激烈的路线斗争。代代木派后来发起“中国书不卖运动”，拒绝售卖中国大陆图书，会社内部的运营因而受到影响。1968年，小林社长为控制局势，解雇了两名“代代木派”的积极分子，然而这一举措却导致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感觉大安社不能长久的坂本俊彦，与另外两位社员嵯峨弘、大胡健一申请退社，并得到小林的同意。1969年5月15日，古典研究会正式脱离大安社，独立运作，长泽规矩也继续担任会长。同时，古典研究会又成立了新的下属出版社“汲古书院”，取明代毛晋“汲古阁”之义。新社的第一任社长，正是带头逃离大安社的坂本。半年后，因内耗而元气大损的大安社正式宣告破产，库存的古典研究会第一批影印书籍也被拿来偿债，流入古书市场，此后再没有重印过。

另起炉灶的汲古书院

1970年，日本古书市场二十四史稀缺，另起炉灶的古典研究会为了打开市场局面，长泽规矩也决定影印自己收藏的和刻本二十四史。在这个问题上，汲古书院的社长坂本颇有些不同意见，他主张拿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排印本缩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长泽赢了。早在大安时期，还是普通社员的坂本曾在给长泽寄书时，因为包装草率导致书略有损伤。结果几天后，长泽亲自到店里，气势汹汹地将其当面责骂一番。虽然坂本后来回忆道，“作为爱书之人，这种行为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两人地位之高下，由此可见一斑。

影印和刻本二十四史上市后，好评如潮，一时出现治中国哲学、历史学，以及日本史、美术史的学者争相购买的盛况。同年《静盦汉籍解题长编》、《唐话辞书类集》、《汉魏六朝韵谱》、《元一统志》等先后出版。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度过了困难时期的汲古书院迁址到千代田区饭田桥的新楼。中断了大半年的古典研究会例会，也在11月底重新召开。初期的汲古书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出了不少实用的和刻本丛书，包括《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诸子大成》、《和刻本汉诗集成》、《和刻本类书集成》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长泽的私藏。

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批和刻本书籍，其实并没有大安社时期的日本藏中国书籍影印本那么珍贵。因为和刻本汉籍的标注体例，适应的还是平安时代日本学者的“训读法”。即在汉字旁边标注大量送假名，并且在谓语、宾语的左下角分别标注“二”、“一”以指代阅读先后顺序。因此，读和刻本的日本人，不需要了解其原发音就能够理解其意思，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符号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看上去还杂乱无章，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其实京都大学学派的中国史学者，早就已经抛弃了这种读法。192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率先提倡“直读法”，否定传统的日式“训读法”，主张先学中文发音，再读中国书。同时期的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归国后，在京都大学带学生用中文发音精读中国典籍，其中吉川还自定三条严苛规则：“一、不着洋服着中国服；二、做中国研究时不用日文而用中文写作；三、读书时不用训读法用直读法。”但当时，关西的这种学风，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刮到关东来。

1980年底，共主持出版了500多种古籍的长泽规矩也逝世，其最得力助手、庆应大学名誉教授阿部隆一，亦在1982年因癌症而去世。随着两位最重要的书志学家离世，汲古书院的出版方向也在慢慢发生改变，由原本影印研究资料为主，渐渐转向学术专著出版。1982年《汲古》杂志的创刊，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信号，榎一雄在创刊号卷首发表文章《德富苏峰氏的藏书》，随后几年，他成了古典研究会的顶梁柱。

很快到了1989年，榎一雄和岩仓规夫也驾鹤西去，于是山根幸夫成为“古典研究会”第一批会员的殿军。我最近与山根结缘，先是在五十岚书店买到汲古书院1985版、有“山根幸夫藏书”章的船越泰次《宋白续通典辑本》；后来又淘到2004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为中国研究而生第三》签赠本，里面的一篇悼文《栗林宣夫追思》这样写道：

“志江夫人曾对我说过，栗林氏三四年前得了重病后，以此为契机对藏书进行了整理。他说藏书最好不要死藏，不然会沦为无用之物，如果能流回古书市场，让广大研究者们重新所用，对于学术研究不是最有益的吗？对于栗林教授的这番话，我深为认同。”山根幸夫去世后任由藏书四散，而没有捐给某个图书馆设立“山根文库”，大概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而且这也是四十多年前“古典研究会”成立时的真正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