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作家力挺贾平凹：他非常担忧乡土世界的沦陷

黄土高原有句谚语：“我说的城门楼子，你说的你爷的胡子。”意指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不在一个频道。

这几天，写了黄土高原故事的贾平凹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似乎深深陷入了“楼子和胡子”不是一回事的无力感中。

事情缘起贾平凹的新小说《极花》。《极花》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胡蝶被拐卖，后经公安人员解救依旧返回买主家里生活的故事。小说发布后，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猛烈讨伐。

任何作品都会有不足，《极花》也不例外。细细读来，邻居帮助黑亮强奸“妻子”、派出所长只身带着记者解救被拐妇女之类的情节，过于离奇和缺乏常识，完全不符合时代精神。充分暴露了小说作者久居高楼脱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窘迫。生活经验和想象结果之间该有多大的区间距离，本没有固定尺寸，但诸如此类彻底脱离现实意义的想象，难免让一部分人对虚构阅读保持距离。大作家有的是想象空间，有的是营造结构的技巧，有的是信手拈来的语言功底。但生活的光辉是真实的光阴，不投入，就很难有折射。像贾平凹这样高居庙堂的名作家有这些缺憾，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得不说，《极花》的结局是中国现实社会个体命运深刻的印证。恰恰是这个小说结局，引来了非议，特别是结合新书发布会上的一些新闻采访片段，批评者认为贾平凹缺乏对被拐卖妇女的同情。

一篇题为《贾平凹：一个作家的思想堕落之路》的文章尖锐批判贾平凹是在用小说《极花》为拐卖妇女辩护：“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伟大的思想，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事实，就算再怎么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关键时候还是会漏出那条假惺惺的大尾巴来。”

还有文章认为“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

另一篇题为《贾平凹为何为拐卖妇女辩护：如果她的女儿被拐呢？》则温和了一些，作者从自身的乡村生活经验出发，分析了贾平凹根性深处对女性问题的内在纠葛，并对照自己母亲——一个乡间老太太对待拐卖妇女的情态，分析道：“农村女人的灾难，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是习以为常的，习以为常到了理所应当的地步。女人，你的职责就是围着男性转，你存在的意义就是给男性提供服务——生儿育女的服务，性的服务，照料老人子女的服务。”

围绕作品的艺术性展开讨论是文艺的范畴。但关于小说导向性的讨伐已经超越了文艺范畴，上升到了社会舆论高度，真不知道这是文艺作品的幸还是不幸？

女权主义者借助一部小说断言贾平凹是“重度晚期男权社会里的受益者”、“过错伤害论者”、“替拐卖妇女辩护”。显然有失偏颇。正如某个评论所言：“艺术作品的价值观和现实世界的伦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这部作品并不能说明贾平凹不尊重女性。”

贾平凹写《极花》，绝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他在借《极花》谈世间大道——城乡问题。

贾平凹是小说家，小说家的功夫是讲故事，而不是像法官一样了断案子。现实社会的多元和复杂、人性的乖张和多变，正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贾平凹只是讲了一个原本存在于黄土高原上的人间故事。从贾平凹最近几年的“发言”和《极花》后记以及他最近接受媒体的谈话可以看出，他非常担忧乡土世界的沦陷。这应该是一个关心国家未来前途，担当道义的小说家。很多人出了名是不愿意回到农村、不愿意沾染农民的。贾平凹在持续真心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农民群体。作为一个已经红得发紫的作家，他已经难能可贵。

《极花》责任编辑、《当代》杂志社社长孔令燕认为：虽然小说是从拐卖事件、贫困山村的婚姻问题入手，但是，作家的真实目的，还是在写日渐凋敝的乡村。在贾平凹所有的作品中，几乎都能看出他对乡村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纪念，早期的作品是田园牧歌式的清新描画，随着岁月见长，随着整个国家飞速发展，作品内涵增加了现实主义的硬度，而作为主体背景的乡村，却日益衰落、千疮百孔。

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城乡差别问题是最考验人类道德的问题。对这个宏观问题视而不见，揪住乡村世界男女性别之间的社会偏差，放大为对立的性别战争，这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作法谓之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声音，着实敬业得惊人。

女权主义者只看到了胡蝶个体的苦难命运，没有看到事关整个国家前途未来的大象。而是陷入了鲁迅所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按照女权主义者的逻辑，穷人打光棍活该，乡村消亡也是活该。她们眼里的农村迂腐陈旧，她们眼里的农民愚昧没落。她们轻佻的话语体系里，摆明了对乡土叙事的嘲讽，暗藏着农民活该死光光的伏笔。

与女权主义观点类似，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主义的高论：“那些贫困落后不得不靠拐卖强奸来苟延残喘的村落自然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已经摧毁了文学叙事中乡土世界的‘合法性’”、 “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这类数典忘祖的话语，霸道之极。中国农村消亡，中国农民消失，世界就太平了？

这类言论基本都漠视了一个致命的逻辑——即便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率无非只有70%左右。世界范围内没有谁敢妄言人类全部城市化。更何况，不见得城市化就能消解诸如贫穷、阶级分化等人类诸问题。只要中国还剩一个农民，就有一种乡土叙事的“合法性”。敢问这些人，你有什么权力推翻文学叙事中乡土世界的“合法性”？

如果因为农村有个别拐卖妇女的行为而导致了他们对农民的厌恶，进而产生了销毁农村、以绝后患的冲动。那么，他们善良、伟大，富有同情心，拥抱文明的愿景里似乎夹杂了邪恶的暴力。因为，农村还有很多夫妻恩爱、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家庭存在。

贾平凹对农村的关注，意在呼吁大家重视农村。对于类似的思考，女权主义者批判：“乡下出来的男性文学家总喜欢热炒乡土情缘，为消失没落的乡村作痛心疾首状，有些人还想着恢复乡绅社会。”

中国人上溯三代都是农民，真不知道这些农民的后代对乡村社会缘何有了如此深刻的鄙夷。

女权主义者到底要什么？

这世界除了男人还有女人，除了女人还有男人。如果是只要男女平等，女权主义者的要求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她们要什么往往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比如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高涨，当街焚烧胸罩抗议，服装设计师作出回应，设计“刚过膝盖”的长裙，以示解放压迫、男女平等。但女权主义者并不满意：他们打着写满“大腿，大腿”的标语上街，以求露出大腿。大腿到底露多少，女人内部也是意见不统一。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就不乏此类人。似乎是有多少个女权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女权主张。

有的女权主义者瞄准的只是噱头，她们关心的不是妇权，而是为了彰显特立独行。如果真心关心妇女的命运，应该到最需要关怀的妇女那里去做些实务，而不是坐在洋楼里喝着咖啡捯饬几句义愤填膺的酸话。

贾平凹写的是发生在十年前的事情，现如今是否还有拐卖妇女的现象，没有调查我们不得而知。但农村高价彩礼、买卖婚姻的问题愈演愈烈，已造成了大量因婚返贫的事实。买卖婚姻的背后，是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城市吸走农村一切资源的问题。买卖婚姻很难与幸福画上等号。

现阶段的男女平等问题确实依旧不容乐观，男女不平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男人压迫女人、男权控制女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男人不是女人的敌人，女人的敌人是男权社会，男权社会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的共同敌人是私有制。

围绕私有制的确立，母系社会消亡，男权社会兴立。围绕私有财产的继承，一夫一妻制建立。人类逐步走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富者妻妾成群、穷者娶不到媳妇的所谓“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国从周到秦，逐步严格了一夫一妻制。

对于中国妇女受压迫，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是封建思想在作祟，是“孔老二”在发力。但西方社会没有“孔老二”，可压迫妇女的口气毫不亚于“缠足、三从四德”等混帐要求——“妇女如果你打算做个好妻子，过舒适的生活，请记住这点：我的先生是比我出众、比我优秀的人；他有统治我的权威；大自然业已赋予他此等权威……上帝业已赋予他此等权威。”

就这样的世界，就这样的历史进程。除了同性恋和不婚者之外，男人和女人很难划清界限。只要选择婚姻，女人必须和男人合作，男人必须和女人合作。

女人生孩子本是创造生命的伟大进程，男性追求婚姻和生命的延续，是正当的进化需求，但借着批判个别非法行径的机会，女权主义者把光棍娶妻生子骂成了男权社会视妇女为生育机器。完全忽略了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忽略了男性和女性的合作意义。

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说：“男人比女人更暴力，女人比男人对婴儿和孩子更有耐心和爱心。虽然这早已是陈词滥调，但事实总是如此。”如果男人和女人在心理状态上有差异，那么我们假装他们不存在难道就是所谓的公平吗？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冒牌女权主义者：要求权利时以女权主义者出现，谈到责任、义务时，又重回小鸟依人传统女性扮相。

马特·里德利在《性别的历史》一书中认为：“承认性别平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信奉男女完全相同就变成了奇怪的事情，而且与女权主义观点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今天的“文明”地段，还有太多的倾轧和混乱。但今天的“文明”是遭遇了种种蒙昧、混荒、野蛮才好不容易到达的高度。女权主义者不要忘了来时的路，更不要满腔愤怒于当下。该做的是积极去改变。

贾平凹5月10日回应称：“在作品中我并没有说过‘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这种话，是他们断章取义了。《极花》写的就是被拐卖妇女的苦难。这完全是对作品的误解。”

之前的批评文章称，贾平凹在一次采访中说了“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话。

贾平凹声言自己的教训是“在以后被采访时要看看稿子，以免被断章取义、被片面理解。”并希望关于《极花》的讨论回到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