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工厂男孩,他始终记得自己从农村来

丁燕

2016-05-12 15: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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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继《工厂女孩》之后,作家丁燕的《工厂男孩》也即将出版。书中描写的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因为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丁燕从2014年开始驻扎东莞樟木头工厂路进行田野调查,“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讲不完的大苦难、大话题、大责任,他们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父辈相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此文记录了当时的采访和写作过程。
自2014年1月,我选择东莞樟木头工厂路作为田野调查地点时,根本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如此之长,直至2015年12月。这期间的几乎所有周末和假期,我都滞留在樟木头。我反复行走于工厂路——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因工人下班时间多为晚上9点,我便不定期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我以90后男工为采访主体,但也写下了一些计划之外的采访者。我并非想写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而只想写普通个体的内心生活——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的关键变革实乃“个人之崛起”。我不想以传统说教式的框架,用国家和社会、传统和现代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叙述,而希望自己是个朴素的观察者,和被采访者间建立长期联系,和他们进行深度对话,既融入他们的生活,又保持一种研究距离,最终描摹出一个个鲜活实体。
(一)
第一次到达樟木头是2011年年初——如豁然拉开道卷轴,好喧嚣一幅市井图,我的眼神即刻被黏住。那时,我对南方一无所知,只惊诧于那黑白影像般的街道,那被混乱地用作厂房、出租屋、饭馆、便利店的小楼。没想到,并不在核心位置的樟木头,在我的人生地图上形成了分水岭。
这个小镇之于我,不仅具有空间意义,更是人和环境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奇妙同构:它成为我的安慰剂,又成为我难以捉摸的探索对象,而有时,又是充满敌意较量的对手。
樟木头的命运曾紧紧和收容所联系在一起。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它曾作为形容词频繁出现在人们口中。但我和樟木头的关系,似乎是我和整个南方的隐喻:那些最初的、最激烈锐利的时刻,我都没赶上,等我到来,一切已进入尾声。
从2011年年初至2013年年底,我蜗居樟木头。这三年是浓缩的三年,完全无法和此前我在新疆度过的时日相比。在这个坦率到无情的岭南小镇,我的个人感官获得彻底释放,思绪极度飞扬。我常骑在自行车上构思文章,握着车把的手背被南方烈日炙烤。有一天冲凉,我惊诧发现,我手背的颜色单独地变深了。一日复一日,南方以渐进方式沁入我的皮肤,缓慢而有力地改造着我的心身。从外貌看,我还是我,那个女人;然而,内在的某些结构发生异变后,我已不再是我。
我在樟木头摸索着向前:不仅要努力适应南方生活,还要在写作的苦境摸出条道路。时常,四周是一片黑沉沉荒野,我要从泥塘中趟过去——不得不趟过去——哪怕双脚在泥泞中呻吟。我一面在清晨的键盘上敲打字句,诅咒我何以陷入如此境遇;另一时刻,又吟诵自己创造的文字,感觉我的全部生命,会因这些文字而不朽。
(二)
2013年年底,我在东莞市区有了另一处居所,和樟木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每日必经它,而只是间或来访。周末,我从市区出发,经过南城、东城、松山湖、大岭山、寮步、黄江,到达樟木头。这是条从市区到镇区的路,车窗外的街景,从玻璃大厦到低矮民房、水塘、芭蕉叶、宿舍窗台、厢式货车。
当我不用深陷其中时,小镇所彰显的黯淡与颓废,似乎也淡化了许多。那些黑白版画不再像一个个剪影,而变成一片片神秘海域。这种由近及远的视角,让我得以从更开阔之处,俯瞰小镇。这是种全新的感受——我对这个地方没有理所当然的归属感,但同时,我又反复来到这里,瞩目它的每一个细小变化,像精神上的监护人。
黄江和樟木头交接的地方,叫牛屎坳。车从那里俯冲下来,便正式进入樟木头。那一刻,整个小镇骤然冒出。那是紧张的一刻:时间突然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慢下来,一切都被放大、放缓、放慢。一切都变得模糊而神秘,像张老照片,看不清逼仄的出租屋,便宜的小旅馆,一个挨一个的大排档,也闻不到混凝土、油漆、灰尘和熟食混在一起的味道,看不到廉价塑料盆、被套、拖鞋相互拥挤的场面,只有一箩筐一箩筐的桔子凸显,像座座傲然金山。
道路从这里分成两条,一条依旧是莞樟路;另一条,是先威大道。我的居所,就在先威大道旁。而我要去镇中心,须先穿过整条先威大道,在铁路桥(横跨莞深动车铁路线)处拐弯,才能进入。整个小镇的道路像条大章鱼,不断分岔、勾连、组合,最终粘连成网。
绝不能从建筑学的角度考量这个小镇,也不能从社会学,而只能从心理学进入。每一次,从市区驶向小镇,我都会有种莫名兴奋。我知道我即将从有序进入无序,从整洁变为混杂。那些场景,本来我恨得要死,但因长时间浸淫,又让我对它们产生出一份依恋之情(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但某种无理性的惊喜,总会在越过牛屎坳时油然而生,好像此前脑袋里装的都是糨糊,之后,变成了玻璃,一切都清爽起来。我无法解释这种生理现象,就像我无法解释经期来临前女性会格外暴躁一样。当我的目光扫视那些杂乱建筑时,阳光如魔术棒,倏地一下,点燃了奇迹世界,让我浑身滚过暖流。
在东莞,你随时可以找到干净和精致。尤其,环绕着玉兰大剧院周围,无论是市政大厦、图书馆或展览馆,建筑物都宽大牢固,坚挺笃定,有着金属的闪光,瓷器般高雅。几乎每个镇的中心地带,都是玉兰大剧院的微缩版——相对整洁,相对干净。从牛屎坳进入樟木头,像将优雅品味冻结,闯入另一个场域。这里既喧嚣又寂寞,其独特风格,无从模仿。正午时分,路面被行人、厢式货车、各类垃圾和噪声裹挟;到了傍晚,一场微雨落下,街道如倦怠母蛇从酣睡中醒来,浑身闪着磷光,呈现出某种特殊的冷静和内敛。
当我以小镇“假想游子”的身份再次返回时,慢慢领悟,在小镇的定居生活,已让我发生彻底改变——我终于告别了青春。原来青春期的结束,并不是在某个固定的时间点上。
(三)
从2014年1月起,我开始准备新的创作选题时,条件反射般,将田野调查的地方放在了樟木头。一方面,三年定居经验,让我对这个小镇已有了全方位的感性认识;其次,我在小镇的小屋依旧保留,它可作为中转站,让我免去后顾之忧。
如果工厂路是一条纬线上的点,那时间便是一条经线。
两年中,工厂路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改变,是我的眼神。最初所见的那些小摊点、厂房和宿舍,都变得不那么粗陋,现在,它们深具蕴意。是时间帮助了我,让我对工厂路,对樟木头镇,乃至东莞、广东及南部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时间锻造了我的耐心,让我对各类细节不断打量,不断提问。当我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工厂路不仅仅存在于地图上,更存在于我瞳孔的显微镜下。它不再是简单的点,而变得更丰富,更具有诗意。
工厂路成为我理解当下中国的一把音叉。我慢慢领悟到,在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区,最容易也最会被忽视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尽管有那么多描述工厂和工人的书籍,但是,当我全身心沉浸工厂路时却发觉,此前的阅读并不能对我有所帮助,我只能跌跌撞撞摸索,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鼻子。
观察是第一步。假如没有日积月累的观察,就提不出问题。而通常,答案就包含在问题里——因为提出问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经历庞大时间流的淘洗后,我发现不是我在凝视事件,而是事件以千手千眼不同面貌凝视着我。一切都可以勘测,哪怕是深埋人心的秘密——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看看那些招工启示便知,生活在乡村的人是被呼唤到城市的。他们走出田埂,洗了把脸,拎起包,跳上车,就来到工厂路,开始了打工生涯。他们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吗?当农村日益凋敝,他们怎能在一片空荡荡的风景中继续住下去?乡村边缘而原始,虽然有着原始的生命力,但却无法满足村民对幸福的向往;而城市有城市的法则与契约,并非遍地黄金。在我看来,新旧碰撞时的那个刹那——那个非常新鲜、非常锐利、非常刺目的刹那瞬间,无异于一块大陆碰撞到另一块,生发出的震颤是辉煌的,是值得书写的。此前的书写误区,是先验地预设进城的乡村人都淳朴善良,强调其弱势地位,强调导致其堕落或失败的悲惨命运皆因都市凶险,城里人冷漠,这样一来,乡村人和城里人都被扁平化。事实一定比这种描述更丰富,更具有弹性,更微妙,更不那么一刀两断。
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大多初中毕业。当他们离开老家来工厂打工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差距。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讲不完的大苦难、大话题、大责任,他们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父辈相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的他们无需为拿不到工资而担忧,无需赡养父母,无需结婚后非要返回老家。然而,女孩、网吧、械斗、升职、转厂、饮料——这些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构成吗?其实,他们敏感、好学、自尊、反思,愿意融入城市,并期望成为合格市民。然而,必须有一种非常强的力量支撑着,他们才不会被城市的漩涡所迷失(尽管很多人最后都被淹没了)。如何处理好这个关口,不仅是90后男工的问题,更是转型期中国的问题。
年轻人很悍——非常、非常悍。在我和他们的交往中,我时常能感觉到一种张力。有时,他们会异常悲观和烦躁;有时,又能自己走出一片天。只能靠他们自己。而我的选择是后退,再后退,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如果乡村是母亲,那城市便弥补了父亲的功能——是城市教会了这些乡村男孩文明的规则,爱的隐忍,生存与进阶之道。这个对本能的压抑过程同时也是成长的过程。在城市,他们学会了自我限制,但成长绝非等同于此,还包括对限制的抗争,对自我的发现。
这些90后男孩,无论穿着多么时髦,发型多么夸张,言语多么潮流,身上总有个不可磨灭的印记——乡村印记。他始终记得自己从那里来。于是他变得愤愤不平——何以人生而不平等?!为什么我不可选择地成为农村户籍的人?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国家,是时代。但我的焦点并非通过人物去批判社会结构,我只是希望通过描述这些人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的生命历程得以真实呈现。人最有能量的时候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当男孩们身处困境,是如何发挥潜能度过难关的?他们那么笨拙——那么笨拙地试图适应成人世界和工厂生活(让我每每心痛)。
从乡野草莽到工业钢铁,这个大时代里有太多的传奇,而我所选定的这些采访对象,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滴。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似乎难以和精英人物匹敌,但精英人物的特殊性似乎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反倒是这些升斗小民,因其普通,更具标本性。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也许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本质和变迁真相的,往往不是大事件大人物,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小人物的观念、日常生活和行为选择的细节变化。
在我和工厂路的彼此适应中,我渐渐明白,时空在这里总处于不断穿梭中,因为这是个尚未定型的区域,故而,它还没有形成某种僵化;在这里,传统的悲悯和同情皆派不上用场,我每每感受到的,是强烈的震撼与颠覆。我试图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个人微观史来窥视当下中国。我无法用别的方式开拓写作,我只能用属于我一个人的、独有的方式,来描述我所看到的生活现场。我在樟木头的写作,无法不和工厂路息息相关。
我像动物学家般,敏感地意识到这里——这条工厂路——是独属于我的天然标本。
(四)
从2014年1月开始采访起,我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日渐淡化:周五傍晚我坐车去樟木头,利用周六周日采访,而将家务琐事丢给丈夫;而儿子亦默默忍受我的强迫症(我的写作从凌晨三点开始,而儿子六点半起床后需自己解决早餐)。某个周日午后,我在折叠衣服时,突然惊叹: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干家务了。整整两年,我像被一股强力所吸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那个火山口,而对身旁的一切皆处目盲状。
1971年,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一个工人家庭,被养父母领养后,上的是农民户口,直至考入大学才转成城市户口。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没有服从分配,反而去了乌鲁木齐的媒体打工。此后,我从未有过一份正式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和游离状态。也许,这就是我滞留樟木头工厂路的另一个原因: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验让我了解中国农民;青年时代的颠簸动荡让我理解迁徙的艰难。我终于明白自己何以对都市、对白领、对官场等其他题材并不敏感,反而愿意沉溺工厂路。在这里,我嗅到了一种自己熟悉的气味;在这里,我看到的任何一个他者,其实都是我自己。我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和周围的别人共同组成了“我”。书写他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认识自己。
作家丁燕
百科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关于农民工的心理及生活状态等等,问我吧!
山里娃 2016-01-29 172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工厂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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