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领导逐渐年轻化，发展不再局限于“站好最后一班岗”

5月5日上午，宁波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唐一军为宁波市副市长，并代理市长职务，填补了原市长卢子跃被查处之后宁波政府负责人近两个月的空缺。作为又一个由政协领导转任政府领导的案例，这次人事变动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在公众的意识中，政协领导过去多安排离开党政领导班子、由年纪相对较大的资深领导担任。然而，近几年，随着政协领导成员逐渐年轻化，其发展也不再局限于“站好最后一班岗”。本刊特梳理近年来从政协转到政府机构任职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情况，供读者参考。

省级政协主席：改任政府要职不再鲜见

近几年来，省级政协主席改任政府要职的案例逐渐增多，已经屡见不鲜。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不少省级政协主席后来又担任过地方党政机关要职，如先后任湖北省政协主席的回良玉（回族，1944年10月生，曾任湖北省政协主席，1994年11月后调任安徽省代省长、省长，后又任过安徽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运录（1944年10月生，曾任湖北省政协主席，1998年12月后调任贵州省代省长、省长，后又任贵州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改革开放以来，政协主席改任本省政府领导最早案例出现在辽宁。2004年2月，时任辽宁省政协主席张文岳（1944年10月生，此前曾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被任命为辽宁省代省长，旋即当选省长，此后还任过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然，当年张文岳由政协转任政府要职还是有一定的突发性，源头是时任商务部部长的吕福源病重无法履职，随即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赴京接替其工作造成的省长职位临时空缺。在这一时期，也有省级政协主席调往中央机关任“一把手”的案例，如吴爱英（女，汉族，1951年12月生，曾任山东省政协主席，2003年11月任司法部正部级的副部长，2005年7月后任司法部部长至今）和骆琳（1955年9月生，曾任辽宁省政协主席，2008年12月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现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等。这些政协领导的特点是担任政协主席时都相对年轻，吴爱英任山东省政协主席时仅51岁，骆琳任辽宁省政协主席时也仅52岁，此外，担任政协主席期间，他们都没有卸任省委副书记职务。

2010年以来，又有数位年轻的省级政协主席陆续上任，如吉林省政协主席巴音朝鲁生于1955年，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安顺生于1957年，时年都在55周岁以下，后来，他们都在2013年年初转到本地政府出任“一把手”。巴音朝鲁是蒙古族干部，1955年11月生，早期一直在内蒙古基层工作，30岁时就出任了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旗长，后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书记，1993年5月当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后又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成为第一位少数民族青联主席。2001年后，离开团中央的巴音朝鲁并没有像先前数位团中央少数民族书记处书记那样回到西部民族地区工作，而是来到浙江省先后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10年后，他又赴吉林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直到2012年12月转任代省长、省长，现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57年12月出生的王安顺同样有中央和地方丰富的经验，地质工作出身的他曾任国土资源部人事教育司司长。1999年7月后先后任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教育工委书记等职务。2011年1月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2012年7月任代市长，2013年1月当选市长。如果说此前张文岳的任职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王安顺和巴音朝鲁从政协主席到政府首长的转任，则更多被认为是正常的班子调整。

2015年5月，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任命原任湖南省政协主席的陈求发（苗族）为辽宁省代省长，这是省级政协主席出任政府“一把手”的又一个案例。1954年12月出生的陈求发是湖南城步人，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航天领域工作了20年，1998年后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人事教育司司长、委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8年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兼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首任局长，还曾兼任过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直到2013年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湖南任省政协主席，晋升正省部级。

省级政协副主席：改任政府职务党外干部居多

放眼全国，近几年从省级政协副主席转任政府机构要职的也有一些，其中，非中共干部占有相当的比重。仅在2013年省级地方换届中，就有曹小红（女，回族，1961年5月生，致公党，曾任天津科技大学校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任天津市副市长）、孙东生（1964年6月生，民建，曾任哈尔滨商业大学校长助理，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王路（1963年2月生，农工党，曾任海口市副市长，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2013年1月任海南省副省长）等党外干部从政协副主席转任副省（市）长，并任职至今。当然，更早时候有类似转岗经历的党外干部还有一些，如郭生练（1957年7月生，民盟，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2005年7月任湖北省副省长），贺旻（女，1957年10月生，民进，曾任大连市副市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1月任辽宁省副省长），曹卫星（1958年8月生，民盟，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09年1月任江苏省副省长）。这其中，曹卫星在2016年3月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引起了较多关注。最新的一个案例是2016年1月，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1965年12月生，致公党）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作为一名“65后”年轻党外干部，他同样是做教育出身，任过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不过，从政协副主席改任政府要职的并非都是党外干部，党内干部转任政府工作的也有不少，如2003年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吴嘉甫（布依族，1948年2月生）转任贵州省副省长（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又复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7月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段轮一（1951年11月生）转任湖北省副省长（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任湖北省政府资政）。2012年2月，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胡幼桃（1955年4月生，曾任过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转任江西省副省长（2015年7月再度当选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黄旭明（1955年11月生，曾任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转任浙江省副省长（2016年1月再度当选省政协副主席）；2015年1月，时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南平（1961年4月生，曾任过南京工业大学副校、江苏省科技厅厅长等职务）转任江苏省副省长（2015年5月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张秀隆（1958年5月生，担任过广西南宁地区行署专员、崇左市市长、桂林市市长、来宾市委书记等职务）转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除了在同级政府转任外，2013年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案例引发过较多关注，就是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张鸿铭（1955年11月生，曾任过台州市委书记、市长，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出任杭州市代市长、市长至今。

副省级市政协主席：转岗案例多样

唐一军并不是近年来由市政协主席转任政府领导的第一人，2015年年初，大连市政协主席肖盛峰就曾转任政府领导并任市长至今。当然，他们也都是长期在本市工作的资深干部，1962年3月出生的唐一军在出任宁波市政协主席之前曾任过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宁波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务。1959年7月出生的肖盛峰出任大连市政协主席之前有10多年的市委常委任职经历，兼任过市总工会主席、市委常秘书长、常务副市长等职务。

由副省级市政协主席改任省级政府副省长的案例本世纪以来也有两个，都是非省会城市：2001年2月，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的李容根（1950年7月生，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出任广东省副省长，2011年1月后改任省政府党组成员、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2015年3月，时任青岛市政协主席的王书坚（1962年5月生，曾任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市长等职务）。此外，2010年时任成都市政协主席的刘佩智（1953年10月生）调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后又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当然，作为国家工商局下派干部，刘佩智回到北京工作也是情理之中。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