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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为什么我们都错了?

Edoardo Campanella
2016-05-16 17: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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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全球股市暴跌。最初,人们担心中国制造业萎缩将加剧全球经济不景气。但这种担心很快被证明是多余的。中国政府方面正全力推动由制造业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2013年起,服务业不但在增速上而且在规模上都超过了制造业,目前服务业占中国GDP的近一半。遗憾的是,我们用以观测中国经济的分析工具却没跟上中国转型的脚步,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的。

目前,市场用以评估中国经济的还是那几个指数。这些指数专注于旧经济,基本忽略了服务业日益壮大这一事实。分析人士逐月跟踪有关中国出口、原材料消费、以及工业产出的数据,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比如是否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判断有关方面对困境中的制造业的态度。比如1月初,根据制造业令人沮丧的数据,加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分析人士纷纷预测: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事实并非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中国官方的GDP数据缺乏透明度,外界更多地使用 “李克强指数”( Li keqiang index,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推。因综合了李克强总理任职辽宁时用以追踪辽宁经济动态的三个指标而得名——译者注)对中国经济进行评估。“李克强指数”综合了信贷增长、能源消费、货运体量等方面的数据——这就决定了它对工商活动的波动更为敏感,而对总量经济的变化感知不足。从这一指数的构成,我们不难想见旧经济的“流水”:首先,工厂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低息贷款,在消耗大量电能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然后,产品用火车运往最近的港口,销往海外。如果以类似的方法计算,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在2.9%-5%之间,远远低于官方统计的6.9%。

尽管粗糙,“李克强指数”放在十年前还是靠谱的,当时,工业占中国经济(以GAV“总附加值”计算)的六成以上。而如今,情况已全然不同,继续用GAV来评估中国经济不啻于盲人摸象。

举个例子。观察铁路运输有两个指数:货运指数和客运指数。前者是工业化经济的寒暑表,为“李克强指数”所采用;后者作为旅游业的风向标,则不在考虑之列。而事实是,随着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货运则连续几个季度收缩,一年下来锐减15个百分点。

这表示工业增速已经放缓,中国的官方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工业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5%降至目前的6.1%。而与此同时,铁路客运量不断增加,2012年起,每年增速在10%左右。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通勤以及从农村到城里打工人流的增加,但基本与旅游业的发展相一致——旅游业的年均增速也在10%左右,目前占中国GDP的4%。

就这样,关于中国经济运行,铁路运输的两个指数发出了截然相反的信号——如果只看货运指数,你很容易得出中国衰退的判断;而只看客运指数的话,则欣欣向荣。不同的经济指数所投射的经济图景,差别是有那么大,怎么使用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察者的结论。

“脱钩”经济

在服务业,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宽心的一面。去年1-11月,中国新注册公司390万家,大部分从事旅游、保健、体育和教育行业。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家庭购买力前所未有的提升,人均工资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中国光是电影的票房收入就高达40多亿美元,是全球影业的第二大市场。此外,中国的数字经济也不断提速——网上银行、移动端旅游预订、网上支付等,均报两位数的增长。

当然,个人消费在中国GDP中的占比仍然不高,仅为34%。不过,可自由支配开支的增速喜人,个人的文化娱乐消费每年以超过7%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对基本商品(如食物)的消费。就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份报告里说的,“关于消费增长,没有比中国更好的故事了。”

在纳入服务行业的相关数据后,我们再通过修订版的“李克强指数”去计算,得出的数字就和中国官方的GDP数字基本一致了。不久前,加拿大研究机构“会议局”( The Conference Board)就这么做了。他们综合了包括电力、客运、工业制造、消费品零售等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并考虑到制造业就业的情况,估算出中国2016年的增速在6%-6.5%之间,与中国官方预计的增速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务院也于去年11月推出了新版的“李克强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变量:就业、居民收入,和环境改善,试图引起人们对中国新经济的注意。

中国制造业的硬着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机械出口商而言,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伴随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一个富足中产阶层的出现,这种负面的溢出效应将大为缓解。就算制造业的增速跌到3.5%(构成 “硬着陆”),只要服务业能保持8.8%的增长(与长期趋势相符),中国经济仍旧能够保持6%左右的整体增速——跟前30年比固然是黯淡了,但肯定谈不上“硬着陆”。

我们的学术惰性

中国经济唱两出:一出旧,一出新。市场和分析人士(如Fathom Consulting的Danny Gabay和AJ Bell的Russ Mould),往往只关注旧经济。什么原因?行为经济学把这归因于人类的惰性——我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世界是一成不变的;即便我们承认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也不会马上去升级分析工具箱以便更好地把握新现实。这是个危险的习惯,不断将我们引向判断上的系统性错误,甚至灾难性的举措(比如恐慌性抛售)。

此外,数据上的缺陷,也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误判。有关中国服务业的数据大多严重滞后,比如线上服务的相关数据迟滞半年后才发布, 投资者根本无从研判商业周期的拐点在哪里。 而相对及时的数据又往往不全面,比如零售方面的数据干脆把网络销售这一块给剔除了。这样一来,经济学家手里就只剩下关于中国消费者的残片,而基金经理们则不得不依靠旧有的高频指数来做投资决策,误判的风险可想而知。今年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发布后,惨淡的数据很快被读解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征兆,冲击波传遍全球金融系统。

质言之,要把握中国经济的脉象,分析人士就必须跳出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尝试一些不那么“正规”的指数——比如说票房收入,又或者,4G移动用户的增加——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模型,把看似不相干的各个领域的情况整合起来。唯其如此,观察者们才有可能找到变化的根源,也才有可能预见到未来动荡的成因。

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的合作,建立更透明、更全面的统计数据体系,以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乱象。这既是对投资者负责,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1月的金融风暴告诉我们,是时候克服惰性,展开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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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Misreading China's Economy:Why the Old Measures of Growth Don't Work”,刊发于美国《外交》杂志网站。作者Edoardo Campanella系“联合信贷”(UniCredit)的经济学家。许子善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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