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结局过时了吗？

前一阵子，一篇题为《我又不是女，相煎何太急》的日志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关注。文章作者是一位父亲，本来是为了逗乐，发了一条朋友圈“自吹自擂”，内容如下：“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当个爸爸。比如这段时间干了件大事，堪称我个人文学成就的高峰，改编了几部世界名著。主要体现在给女儿讲童话时把所有的跟王子幸福生活下去的结尾都省了。”

令作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段子引发了大量争议，很多女性朋友对他的做法大加挞伐，发表了一系列诸如“别误导你家小美女了，你毕竟不是女人”的评论，令作为一名男性的作者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罹患直男癌”的女性的压迫，坚定了他宣扬女权的立场。

作者在文章结尾表示：“我隐去童话的结婚结局不是为了蹭女权热度，只是因为我有个女儿。”这令我联想到了作家马伯庸的《只有你知道的童话》。这组童话是写给作者的外甥女的，其中有一篇《差点睡着的美人》。在奉行性别平等的当代，如何处理童话故事中公主的命运？如何改写童话故事的结局？马伯庸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

这篇童话以极大的脑洞拼贴了《睡美人》和《哪吒闹海》：王后怀胎三年生下一个肉球，里面蹦出了小公主，国王设宴邀请十二位巫婆施加祝福，却漏请了法力最强的那一位。前六位巫婆分别赐予小公主聪明、美丽、善良、巧手、健康、歌喉，此时坏巫婆出现，施加了那个著名的诅咒：公主十六岁那年将被纺锤刺中，与整个城堡一起陷入沉睡，只有白马王子能用吻唤醒她。

故事似乎又要陷入俗套之际，真正的神转折出现了：在聪明的士兵的提示下，剩下六位巫婆赐予了小公主乾坤圈、风火轮、混天绫、火尖枪、打仙金砖、九龙神火罩。小公主在士兵和巫婆的教导下，武艺高强，聪明漂亮，十六岁那年自己去干掉了坏巫婆。“而那个传说中的白马王子，据说要等上一百多年才能来到这个国家呢。”

马伯庸对《睡美人》的改编颠覆了王子拯救公主的陈腐套路，女性可以变成美丽而强大的主体，能够从被拯救者成为拯救者。在传统的《睡美人》故事中，公主是柔弱、天真的，她的美丽是空洞的，由血统、地位和传言构建起来，而在《差点睡着的美人》里，公主是强大、成熟的，她的美丽来自于付诸行动的力量。

马伯庸这篇童话于2013年3月发表在微博上，而同年11月，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上映，收获好评无数。很多人看到大银幕上出现了觉醒的公主：强大，追求自我的确认和独立的人生。今年3月，亚马逊的公主神奇女侠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中惊艳亮相，进一步展示了女性作为英雄的魅力。当王子和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固定结局被性别平等观念撼动，公主化身成为女英雄似乎才更适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差点睡着的美人》的另一层爽点在于，东方的哪吒与西方的睡美人混搭，东方的法宝解决了西方的巫婆。如果用老套的文化研究三字经来分析，“公主”这个概念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关系：在国族问题上，童话中的公主是典型的西欧形象；在阶级问题上，她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在性别问题上，这是一位女性。在当代中国讲述童话的语境里，公主的阶级属性被隐去了，公主的国族属性被默认了，公主的性别属性被凸显了。隐去阶级属性很大程度上与现实原因有关，而隐去国族属性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西欧往往被默认是先进、文明、现代化的，这种潜在的审美倾向集中体现在并不现代化的“公主”身上，遮蔽了公主的异族属性。

历史与现实构筑了复杂的迷宫，谈论阶级与国族问题如同泥潭行路，性别问题此时成为一个看上去阻碍更少的突破口。我无意贬低马伯庸的这篇童话，但可以大胆假设：一个白人公主变成女英雄打败巫婆拯救王国的故事，比一个黄种人女仆变成女英雄更容易写，更容易让人看得爽。一个有趣的对比是，2015年的电影《灰姑娘》遭遇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惨白。底层人民的水晶鞋毕竟不敌神赐的力量和魔法。不过，依靠公主来拯救世界，和依靠王子来拯救世界，对于灰姑娘和穷小子来说，究竟又有什么差别呢？

当国族、阶级问题早已陷入泥潭，我们总需要一些东西来展示进步，于是公主们带来了福音。随着这两年穆斯林问题的加剧，西方新左派的“政治正确”概念备受质疑，尤其是在种族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很多人都抨击“政治正确”遮蔽了真正的现实问题，包括特定族群的特殊待遇与贫困循环，包括对中东难民的接收政策。而在种种纷乱的争端中，女权受到的质疑似乎是最少的，毕竟极端穆斯林虐待女性的恶名在外，“文明世界”立着女权的旗帜会显得自己显得更文明更有底气一些。

让我们再回去看看开头那位父亲的遭遇。他在结尾说：“关于童话修改我亦毫无僭越的能力，您书架上和脑子里的童话还是那个结局，我是改不了的也无意修改。故事里该谁救谁还是得救，只是我给女儿讲的时候没了一起幸福的生活这种以身相许的话。”

这位父亲只能做到告诉女儿，公主被王子拯救之后不一定会幸福，这是一种无奈的修改。马伯庸则可以让公主成为一个拥有力量的女英雄，自己拯救自己。但在接近一百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的论述依旧振聋发聩，依旧让人感到我们行走在泥潭中：

“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

在《差点睡着的美人》最后，马伯庸这样写道：“幸福可以等待，但最好自己去主动争取。” 童话结尾的片汤话之所以还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在童话刻意遮蔽了现实之后，仍然可以凸显出某种普适的意义。这句话还可以换另一种表述，可以唱出来。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福音公主们引领女权运动披荆斩棘之时，它对于这种单薄的抵抗仍具有某种包容性的指引意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