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周牧：困难时期如何学英语

周牧先生这样介绍自己：“江苏吴县人，1930年出生于湖北一个败落书香人家。祖父周仲岐曾参加辛亥革命，1938年前在湖北省政府担任过几任局长，曾任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父亲周希文，黄埔军校六期炮科生，喜爱读书，对子女管教很严。生逢乱世，一生坎坷，无甚作为。周牧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50年任武汉江岸铁路小学教员，后分别在汉口铁路中学、武汉铁路师范学院担任教师，1980年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直至退休。现仍在教外国人学习中文。”这段话写在《暗夜里，还亮着灯》一书的前勒口。

老先生郑重地说，写这本书其实是为了方便儿孙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自己的父亲。《暗夜里，还亮着灯》记录了民国战乱时期的亲情与友情，真挚感人，尤其难得的是，对抗战期间沦陷区平民生活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战争中的人和事。

初夏的雨天，在周牧先生位于华中科大小区的寓所里，听他娓娓讲述学习英语的故事和数十年来工作的经历，是一件愉快的事。老先生久经风霜，但丝毫没有“苦相”，相反他笑意盈盈的样子让我倍感亲切，他的谈话也让我感慨、感动和惊诧。老先生精神爽朗，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教老外学汉语，他在邮件中表示，“趁自己还健康，还有精力，多给来求教的学生一点帮助，这便是我追求的人的[生]目的了。”对周老先生的采访，从他考入武汉大学开始。

周牧先生

澎湃新闻：书里没有写您在武大的经历。那就先谈谈您在武大的学习情况吧。当初怎么考上武大的？

周牧：那时候（1948年）武汉大学学生都不安心学习了，都准备迎接解放。我考哲学系，不是因为我对哲学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哲学系相对好考一些。相对于中文系、外语系啊，哲学系报考的人要少一些。

我那年考武大，是最难考的一届。为什么难考呢？抗战八年啊，很多学生都没有机会读大学，光复了以后，大家都来考。武大录取是分不同地区的。武大哲学系在武汉地区录取名额是三个，全班也只有一二十人，那时，我排名第二。我死记硬背的功夫了得，所以政史地方面的知识背得滚瓜烂熟。

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些课我就不想上，有的老师讲得很沉闷的，我就不去上，一个人到图书馆看书。我那时候感兴趣的还是外国文学，一有机会就去图书馆借外国文学的书看。其中，我找到《水浒传》最早的一个译本，是赛珍珠翻译的，找到这个译本觉得是如获至宝，就看她是怎么翻译的，看了以后觉得赛珍珠她的中文真是很好，她翻译章回小说——回目是很不好翻译的，但她翻译得非常好。

武汉大学讲座蛮多，我们经常看到外面贴的广告。讲座最好的是外语系的主任，叫吴于廑[按：此处记忆或有误。吴于廑先生担任过武大历史系主任]。这个人真是会讲，太能吸引学生了。他每次讲课，大教室里都挤满了人，很有学者风度，旁征博引，他主要讲两方面，一个是外国历史，一个是外国文学作品。那时候觉得他是最会讲课的人。

到了第二学期，武大好像就变成解放区了，所有路口都有学生把守，不让国民党的军警进入武汉大学的校园。武汉大学的学生都坐不住了，都开始练习跳秧歌啊、打腰鼓啊，准备迎接解放了。我自己倒没有怎么参与这方面的活动，我那时候经常往（珞珈）山下跑，因为我那些高中同学都没有考上大学，都在高中复读。我想念他们，所以经常下山。虽然活动参加得很少，但解放区的歌，我们都会唱了，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学会之后，就教他们唱。

到了1949年，在武大读书不到一年，武汉就解放了——武汉是5月16日解放的。暑假以后，我就申请转到外语系。那时候转系非常容易，只要写个申请，交给外语系就可以了——只要外语系愿意接收就行。外语系的人多得不得了。——有一位老师，我不知道她是哪个系的，对我们影响很大，她叫袁昌英，我也听过她的课。到了外语系，我就感觉自己的水平跟其他同学差一大截，听课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反应比我好得多，老师问问题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回答了，这时候我感觉到跟他们的差距好大。外语系老师讲课都是用英语讲的。转到外语系以后，我才意识到转过来，也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好学习的。

1950年，转到外语系一个月两个月不到，家里就出事了——这样我就离开武大了，说走就走，连休学手续也没办，我想自己是再也没有机会进武大了。家里需要我出来找工作，虽然舍不得，但我还是离开了。我感觉这是人生很难得的一次机会，走的时候就没有办任何手续。但武大很好，没有把我除名。后来因为工作要填表，我才知道，我的学籍还在武大。

堆放在沙发上的英语工具书

澎湃新闻：确实是非常可惜。我们回到英语学习这个主题吧。您最初是怎么学习英语的？

周牧：我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于我这个长子的教育尤其重视。那个年代，有能力雇得起外教的家长很少。父亲在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坚持找外教。

父亲在我十一二岁之际就想方设法地托人寻找外教，经人推荐了一位爱尔兰人。这位爱尔兰人是位修道士，不会中文，就由他来教我英语的入门知识。他教了我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第二位外教是一位美国神父。神父的教育方法和爱尔兰修道士不一样。他刚开始教我时，特别重视我的朗读。他选一篇文章，先让我准备一下，然后再朗读给他听。那时，我以为朗读语速快就代表英语水平高。但是，他纠正了我，说朗读应该是慢慢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准读音，不能有半点含糊。他的这种教学方法为我后来教外国朋友（汉语）提供了不少借鉴。外国朋友也希望一开始就能达到语速很快、说得流利。我说，首先发音要标准，那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我补充说这种心得是一位美国神父告诉我的。

我后来为什么对英语越来越感兴趣了呢？虽然我父亲不懂英语，但是，他喜欢买书。有一回，他就购买了大量的英语书。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的外籍神职人员都需要回国。我家附近有一处教会，牧师临走时，就出售书本、家具。我父亲抓住了这一契机，买下了大量的英文书，几乎把教会所有的英语藏书都买下来了，将近一万多本。那时，我父亲的想法是离职，转行做生意，他认为这些书肯定会有人买的。他把大量书籍堆放在一家旧书店出售。我父亲身边有位英文水平很高的秘书，这位秘书好像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极其擅长外语。我父亲就请他整理书目，并让他挑出一些合适的书给我看。因此，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名著，其中最宝贵的就是那套哈佛经典（五十卷本）的丛书。这些书都堆放在我的房间里。我很感兴趣，但是，翻阅时发现有些地方看不懂。我就想慢慢地啃吧。

起初，我阅读《格列佛游记》，被书中的插画所吸引。无形之中，我被这些书所包围，就会被这种书香所感染，就总渴望读书。我自十三岁时养成了阅读习惯，那时读《一千零一夜》还不太懂。后来，我又读《天方夜谭》，它就是从《一千零一夜》中挑选一些故事，但是它改写成简易版本，就比较容易读懂了。接着，我读《格林童话》、《鲁滨孙漂流记》。从此，读书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些英文书中，我居然找到了一本《聊斋志异》的英译本，简直如获至宝。我读罢序言部分，发现这是某位爷爷为他的孙子翻译的。这位爷爷声称自己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他觉得聊斋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所以要把它译成英文。我读了之后，发现这位爷爷特别擅长英文，从译文就足见其功底。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聊斋志异》）

译文其实是很能反映一位译者的英语功力的，比如很多译者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读之索然无味。相反，有些译本却令我叹服，比如康斯坦斯（英国译者，康斯坦斯·克莱拉·加内特）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系列。

再反观这位爷爷翻译的《聊斋志异》，我发觉翻译得真好，百读不厌。我坚持读了下去，一直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相当于高中水准），还是半懂不懂的。那时，我的英语语法不是很好。课堂上，老师讲解语法也不是很透彻。所以，我搞不懂英语中的长句子及附加成分，就囫囵吞枣地读了下去。

直到后来，我自己教英语的时候，才渐渐掌握语法，渐渐掌握句子结构。等我再来读狄更斯的作品时，就感觉到了语言之美。我能够读懂狄更斯的小说了，英语水平也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那时，我产生了想法，就是配合我所敬佩的翻译家翻译一两本小说就行了。我怀揣这种想法，一时就不愿意放弃阅读英文作品。

解放后，我觉得中国对于前苏联的作品非常热情，很多作品都有英文译本，且售价便宜。那时，我到专门出售英文书的新华书店去购买。汉口仅交通路一家。交通路过去是一条文化街，很多书店都聚集在那。另有一些出售金石篆刻的艺术书店也开设在那，三联书店也在那里。现在商业化了，整条文化街也仅剩几家书店了。

武昌亦有横街头，那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喜欢去的地方。与汉口交通路不同的是，那儿专卖旧书。那里有很多好的旧书，一放学，我们就到那里去寻书。

总之，解放之后，我读的最多的还是前苏联的英译本。

周牧先生的部分英文藏书

澎湃新闻：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学习英语是不太鼓励和支持的。我记得有一段时期是不学英文，而要学俄文的。

周牧：这话说得一点不假。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还不知道英语被取消了。后来，我到铁中去，那里有一位白俄老师，教学生俄语。我就问校长，为何不教英语？校长回答，明年起，学校就正式取消英语教学了。我问，为什么？校长说，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字，当然不应该学。所以，1950起就不教英语了，学英语的人也不敢说自己英语水平高，也不敢当着大家的面阅读英文书籍。我这个人外表看似胆小、谨慎，其实蛮胆大的。我没有避讳大家，而是当着大家的面去阅读英语书籍。记得那时，我就带着一本袖珍词典，但凡有空就读，比如开会之前，甚至游行的时候。有些领导非常通情达理，他们见到了也不会指责我。因为英语这玩意其实是工具，对于了解敌方状况也是有帮助的。看领导是这样开明的态度，我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我的学生回忆我时，会说，周老师走在路上都在背单词。这说明学生们也没觉得我这样做不妥。基于这些学习上的努力，我的词汇量就比一般人大一些，英文的阅读能力也比一般人强一些，我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57年。这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恢复英语教学了，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读英文书籍了。

“文革”初期，出现了很多分支派系，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哪个派系都不敢收留。所以，我们成了逍遥派。现在回想，倒是因此享福不少。无论哪个派系开会，我们都无需参加。有段时间我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了。我忆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他说，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一本高水平的汉英词典。当时我们可以买到的汉英小词典，内容太简单了。我就想，我是否可以完成这件事呢？我选择了《毛选》、《北京周报》、《中国文学》这三份书籍的英译版。之所以选择这三份材料，是由于我觉得上面的句子应该具备很强的思想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这工作了，越整理越觉得自不量力。比如解释一个英文单词，我很难解释得好，因为它有好几层意思。碰到这种英文单词，我就无法解释了。为了做这件事，我整理了十年的刊物。在这十年中，我订阅了每期的《北京周报》和《中国文学》，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我编写词典时就从里面寻找对应的句子，虽然我最终未能成功汇编出词典，但是，这种尝试为我的英语阅读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同外国朋友交往时，外国朋友常常会让我英英释义。记得有一次，外国朋友让我用另外一个单词解释当前的单词。我先说出一个，再说出另外一个，第二个单词连这位外国朋友自己都没学过。外国朋友起初不信，就翻字典，还真查到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生僻的单词，所以他也不晓得。为此，我很有成就感。

（《暗夜里，还亮着灯》，周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