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大教授谈国内科普现状：最严重的问题是科学家的缺席

澎湃新闻：上个月，科技部、中宣部发布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基准》，引起了不少争议。按照一般的理解，《基准》颁布后将主要用于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那么此前我国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又是如何进行的？哪些国家和地区会进行公民科学素养的测量？

李大光：首先，认为《基准》用于“公民科学素质”测量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个错误认识不是知识问题导致的，而是由于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广泛流行造成的。每两年，中国科协都会发布“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这样一来，《基准》颁布后也就被大多数人误以为是用于科学素养的测量的，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中国是世界上进行科学素养调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引进了国际上长时间谈论后逐步共同认定的科学素养的基本概念、定义、维度和指标。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也并不多。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也译作科学素质）的概念最早进入中国就是来自美国的调查问卷。那时，为了拿到课题经费，国内学术界饥不择食地将调查问卷拿来翻译后进行调查。后来，美国学者乔恩·D·米勒写了“美国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调查报告”，是西方较早的国家范围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译本使得中国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其概念、定义以及形成测试指标的基础。

追溯历史，中国的调查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基本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调查，除了1996年到2000年由于没有经费而停止外，一直没有间断过。

现在参与数据和调查结果分析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和马来西亚。调查数据的分析还包括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对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等。

尽管涉及到的国家地区数量上已经达到40多个，但其中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定期进行调查，而是一般间隔5-6年进行一次，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唯一坚持连续调查的国家。调查数据多数会提供给美国《科学与工程学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

澎湃新闻：科学素养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提出后带来了哪些现实影响？

李大光：现代对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引发讨论的主要事件是当时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对于科学技术教育危机、科学技术落后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程度的担忧。与此同时，日本等国家战后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美国人由此认为美国的工业地位和经济大国地位正受到威胁。

美国当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科学和工程学研究基础开始出现薄弱化趋势。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成立的“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 发布了《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重要报告。这份被认为在美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认为：“我们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曾经在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已经被世界上我们的竞争对手超越。”这样的危机意识催生了对于科学素养的大讨论。

对科学素养概念与内涵的讨论在20世纪70－80年代到达了“概念漏斗”（conceptual funnel）的中部，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其他国家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和研究从80年代初开始从未中断。在过去的40年时间内，讨论科学素养问题的论文和文章数量呈现上升趋势。1974年到1990年期间，与科学素养有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项目计划文章、项目报告和期刊社论等各种文献就多达300多篇。

1983年，乔恩·米勒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出版的特刊《代达罗斯》（“Daedalus”）发表的“科学素养：概念及实证回顾”一文影响很大，他认为概念的形成应该符合“当代形势”，而当代的美国社会是“科学技术社会”。按照这个社会形态的需要，他提出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这篇文章不仅兼顾到了有关科学素养的各种观点，并对其进行融会贯通，同时提出了科学素养的多维性。米勒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科学素养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他后来对三个维度做了一些修改，并通过开放和定性研究确定了测度方法和题目。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得到普遍肯定。目前共有40个国家在本国的调查中采用他提出的维度、指标和测试题目。

198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提出“2061计划”（Project 2061, 2061年为哈雷彗星下一次飞临地球的时间）。这一计划是美国科学家和教育家对科学正规教育提出的改革建议被政府采纳后形成的。其主要报告《为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由詹姆士·卢瑟福（James Rutherford）和安德鲁·阿尔格伦（Andrew Ahlgren）起草，计划于1985年到2061年之间的77年，用整个一代人的时间，将美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提高到世界最高水平。

这份报告再次强调：“除非公众对科学、数学和技术具有基本理解，掌握了科学思维习惯，否则公众终生提高科学技术潜力是不可能的。没有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更为美好的未来是没有指望的。” 并建议使未来的公民通过学校教育对“科学、数学和技术的事业”获得广泛而完全的了解。

相应的课程改革将科学课程设计为12门：1、科学的本质；2、数学的本质；3、技术的本质；4、自然环境；5、生存环境；6、人类机体；7、人类社会；8、被改造的世界；9、数学世界；10、历史视角；11、通用概念；12、思维习惯。

为了有效地实现美国科学技术教育改革方案，美国科促会还组织科学家和教育家共同制定了《科学素养基准》，以帮助教育家和科学教师们设计K-12（从幼儿园学前教育到12年级）的科学教育课程。这份《基准》清晰地阐述了科学重要观点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在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的完成目标，以促进全体公民的科学素养。

澎湃新闻：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素养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主要的理论支持？各国采用的标准是否有所不同？

李大光：在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其角度的不同，概念和内容差异在最初时很大。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解释，还有一些人则是根据对具有科学素养的人的特征进行解释。

拜拉（Pella）在1996年根据15年来关于科学素养的定义进行了归纳，总结出7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理解科学的本质；2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能够精确地将适当的科学概念、原则用于解决问题，能够将原理和理论应用到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3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能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并不断加深对自然的理解；4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能够运用科学价值观看待自己遇到的问题；5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科学技术事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6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通过科学教育获得对自然更丰富的、更心满意足的、更激动人心的认识，并将此教育持续不断地贯穿一生；7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具备科学技术的多种应用能力。

罕里克森（Henriksen）和福罗依兰（Froyland）认为各国社会语境的不同造成对于科学素养的理解存在差异，将各国的主要看法归纳为四个方面的观点：1、实用的观点：人们需要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适应在科学技术起重要作用的社会中的日常生活；2、民主的观点：这个观点同时也指公众的权利和义务。在民主社会中，公众有权利参加公共政策和科学技术决策过程，因此公众需要对科学技术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并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以便能够了解各种科学技术议题，并能够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3、文化的观点：科学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并对我们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只有对科学技术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才能对文化有所了解。除此而外，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客观事物和自然现象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愉悦和好奇心的满足。4、经济的观点：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具备科学素养的劳动力对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上文提到的米勒教授认为，科学素养是多维的概念。界定科学素养的概念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评价。科学素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公民和消费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是指公众对科学已经达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种基本程度。他认为，科学素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理解对现实的设计进行科学检验的过程和方法以及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欧盟（早期称为“欧共体”）国家科学素养调查的领导人杜兰特（John Durant）认为对科学的理解是“两维结构”（two-dimensional structure），但是事实上他在调查中采用的测试题与米勒的题目几乎是一样的。杜兰特认为科学素养的具备与否并不在于科学知识的多寡，而在于对科学的运作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理解。受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科学社会学的影响，他把科学家与科学机构的职能看作公众应该理解的重要方面。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在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直发展很快。印度政府和学术界对科学素养的看法与美国和欧洲的看法都不相同。印度政府国家科学技术传播委员会支持的基层志愿科普组织“Vikas Bharati”由学者和科普积极分子组成，这个组织撰写了一份关于提高印度公众科学素养的报告：《全民基础科学》。这份报告没有使用“科学素养”一词。印度学者认为，科学素养是对科学家或学者提出的要求，而对普通公众的要求必须与科学家和学者区分开：一个普通公民了解一种自然现象时，他只需要知道对他有用的部分，而不是像学者一样用科学的原理进行解释。不过在 2000年，英国学者马丁.鲍威尔（Martin Bauer）在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调查”时与印度合作，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指标与调查问题，从此，印度的数据也进入国际比较研究。

澎湃新闻：关于公民科学素养历来有哪些争议？

李大光：米勒关于公众科学素养的三维模式提出后很快引起争议。其中，争议比较小的是第一维科学知识（由科学术语和科学基本观点构成）。这也是目前国际比较仅有这个领域的数据的主要原因。

第二维是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参与讨论的各国学者认为，科学方法受到各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的影响，对于科学探究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并不能仅仅用西方主流观点替代世界各种文化中可能有价值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最有争议的是第三维，即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认识的误区。且不说这个维度的设计角度所代表的意义，国内对米勒提出的“科学与社会的影响”的理解本身就存在错误。这个错误的认识与中西方文化和语言有关，其原文为“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Impact”在中文中只能翻译为“影响”，因此这个维度一般会被理解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正面或负面作用，但在设计者的原意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真伪信息的识别能力也是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过，很多国家学者认为这种识别能力与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没有必然联系，尤其是在基督教文化国家。也有人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的学者，尤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幻故事中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明天也许就会成为事实，而且是科学技术研究得出的事实。

由于以上这些争议，目前依科学素养的三维指标设计的调查数据进行综合计算，最后获得总体数据只有美国和中国。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怎样才能科学地测量公民科学素养？

李大光：一个国家要想制定一个适合自己国家的促进科学素养的标准和测度方法，至少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1、长时间的学术界的讨论，形成学术共识；2、在共识的基础上设计理论；3、在理论的基础上设计《基准》；4、为完成《基准》而设计长期和短期的执行计划。

设计科学素养调查维度和指标时，必须考虑国情。这一点十分重要。米勒在设计自己的维度和指标时，认为美国是“以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采用的是2061计划中科学技术教育改革后的重要知识概念，然后用社会学使用的“项目反应理论”设计出适合西方国家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问卷。我国走的路子是先测试，但“拿来主义”造成了研究基础和理论的缺失。这也是我们目前将理论研究与测试混为一谈的原因。

澎湃新闻：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一个怎样的水平？有哪些特点和不足？

李大光：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调查由于经费和经验受到限制，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值得质疑。尽管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一直在1-3%徘徊，但并不一定是准确的数据。社会学调查，尤其是国家范围的大型调查，没有充足的经费，没有全面而真实的人口统计数据做抽样依据，不是由独立调查机构进行调查以达到最小的系统误差，要得到可信数据是很困难的。

澎湃新闻：如果说公民科学素养的测量是为科学普及服务的，那么我国现在的科学普及状况如何？除了义务教育以外，还有哪些科普方式？

李大光：首先，“公民科学素养的测量是为科学普及服务的”这个观点不一定对，这是中国式的认识。从100多年前，当时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将科学技术的概念全面完整地引进中国后，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普及”的概念。 “普及科学”的说法最早是蔡元培在1928年《大学公报》的“发刊词”上提出的：“一曰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

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公民教育程度很低，根本就谈不上科学素养。现在，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仅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大国。科学技术事件层出不穷，但其理解程度受到政策、媒体传播意识和理念以及文化差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理想，反而不利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如果我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自上而下灌输的“普及”层面，恐怕难以适应今天的社会发展趋势。

现在正处于每年一度的“科技活动周”，全国上下一片热烈的“普及”浪潮，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科学普及方面，中国目前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科学家的缺席。

由于现行的科学家成就评估体系中没有科普成就这个部分，科学家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这样就形成了“科学家的科学”与“公众的科学”之间的鸿沟，导致前者的科学研究结果和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科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没有进入“公众的科学”中。这样一来，变成了做科普的人做自己的“科学普及”，而真正做科学的人的科学并没有进入“普及”。中国现在号称有几十万科普人员，但大多数是行政干部，多数身兼多职，科学家极少。

其次，媒体与科学家分离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仅有的愿意做科普的科学家们与媒体之间没有职能和意愿上的联系，使得作为社会专职传播机构的媒体无法将最新的科学知识“普及”给公众。另外，志愿者和NGO组织的缺失导致科学技术传播的渗透化、长期化、可接触化的机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