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女权主义者》作者：女权主义正在落后于时代

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是当代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她是女权主义流行文化杂志《碧池:对流行文化的女权主义回应》（Bitch: Feminist Response to Pop Culture）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非营利女权主义媒体机构“Bitch”的创意总监。在过去几年，她一直认为传媒和流行文化领域是女权主义真正改变人心的地方。

今年5月安迪出版了新作《我们曾是女权主义者》（We Were Feminists Once）。从这本书中，这位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对近些年的女权运动有了很多反思甚至批判。她发现，近年来 “女权主义”这个术语虽然经历了“被敬而远之”到“备受欢迎”的转折，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开始偏离：它从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变成了让很多女性用以评判名流、消费各种流行文化的由头。

因为新书《我们曾是女权主义者》的出版，英国《卫报》刊载了撰稿人梅根（Megan Carpentier）与安迪有关女权主义的对谈，在这个对谈中，安迪对女权主义运动有许多批判，指出了很多当代女权运动出现的问题，比如“女权”标签的滥用，个人行为政治化，拒斥男性参与女权运动，回避真正的女权问题而在女权主义的概念里兜圈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关痛痒的口水里，甚至是女权运动内部相互倾轧。正如《我们曾是女权主义者》这本书名所寓意的，女权主义病了，正在落后于时代。

被贴“女权”标签，未必和女权主义有关

梅根：在新书中，你对“当下女权主义运动更多是一种身份标签而非平权运动”有很多阐述。那么诸如“女权主义者必须把自己所有行为都贴上‘女权’标签”这样的观点，源于何处？

安迪：追其根源，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这部分人的不安全感——政治立场被评判、被放在正义天秤上指指点点，并且总身处不合评判标准的危机当中。女权主义运动似乎已经被各种社会运动所裹挟。人们对它希望越多，潜在的失望也就越大。

现在有一个在文化层面非常流行的观点，即人们给“女权主义”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哪怕这个事其实和女权主义没啥明显关系。人们只是希望从女权主义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变得既符合自己内心判断，又符合更广阔的外部正义。

梅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早期战斗口号之一是“个人的即政治的”。然而今天我们从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看，“政治意义上的个人”从私处脱毛到化妆水平无所不包：一切都被解构为政治行为，而不是被视作一种个人行为。

安迪：我想我们对“个人的即政治的”这种观点重视过度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及其引起的觉醒中确实有很多“个人和政治”的成分。现在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你和一群女人在一起时，你会意识到，你分享的那些经历，无论是你道听途说来的还是自己心里确信的，都只是你个人的诉求而已，别人并不真的在意。

但我们都认识到一点：即使是个别人的观点也是具政治性的——这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扭曲。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一切都是政治的，但在这里我们却把诸如私密处脱毛这样的个人行为视为一种政治声明。

女权主义者的觉醒程度有层次之分。但人们现在往往先接触到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做的每件事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迎合你的个人政治立场，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在本质上根本无关政治。

梅根：即使很多女权主义者把“消费有害”这样的观点归咎于性别不平等，我们却没有看到男性以同样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安迪：近来确实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男人在劳动市场未必占有优势。但当男人在某些方面受到类似女人所受的审视时：比如美体、脱毛、性感这些，男人不必把他们的个人、身体或性选择看成富有政治意味的选择。

这是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你会经常听说“男人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之类的表述。是的，男人也要面对这些问题，但他们是以一种非常不同于女人的方式——他们通常不表现出政治立场，或像一个政客一般表达他们对正义的观点。

最需要女权的人不会在意谁代表最纯粹的女权主义立场

梅根：显然，女性之间互相评判并认为对方略逊一筹这种事有着漫长而传奇的历史，且已超越女权运动的范畴。现在女权运动内部是否还有一种意识，即我们仍时常将女人与其他女人相对立，而不是与男人相抗衡？

安迪：情况经常是这样——女人间彼此挑剔，对对方的女权主义立场不满，这总比回答“为什么我们仍要勉力说服世界女权运动存在的正当性”这样尖锐得多的问题要容易。

女权主义不得不用长得可笑的时间来证明它存在的理由——有那么多关于女权的讨论还停留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权主义”，有上百万人抗拒着说“不，我们不需要女权主义”。到头来我们开始自我辩护，因为许多人对于“女权主义必须存在”这一观念仍抱有敌意。

梅根：而且看起来，我们（女人）是在与其他女人为生存空间和机会而竞争，而不是与男人竞争。

安迪：这完全是因为现在仍有人抱有“男人不必也不应被指望参与女权活动”这种非常奇怪的想法。身为女人，我们还处在这样一种境地——我们不想和他们一起承担，因为我们会这样想：“噢，看看我们所有的是那么少，如果连这一丁点也失去是有多危险，我们最好不要惹恼任何人，不要打破现状。”

相较而言，几个女权主义者之间彼此争论就容易得多，因为反正是围绕真正的（女权）问题打擦边球。这糟糕透了。

2015年“时尚奥斯卡”MetBall红毯秀上的碧昂斯。视觉中国 资料

梅根：如果要举出被某些女权团体拒斥的范例，我们不如谈谈碧昂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女权主义会不断地把想要加入她们的积极分子拒之门外。

安迪：那是我想在书里探讨的一个主题，但我也十分清楚人们会从很多方面将我的分析解释为臆断。美国波特兰的地方小报上曾有一篇报道，这位作者基本颠倒性地编造了一篇对我的书的评论，让人听上去以为我在批评碧昂斯专辑《Lemonade》，但实际上我没有。她以这种令人烦恼的方式，把这些言论强加在我的头上。当然，那篇报道博出位和在社交媒体上扩散，也采用了标题党的方式，比如：“波特兰作家不认为碧昂斯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完全能预料到这种事的发生，因为这是最容易的结果。

而且，女权主义者之间相互攻击比说这样的话要容易得多：“看，我们都在这个体制里失败了，因为我们被迫去顾虑（女人）必须为正当性与资源竞争，被迫要有成为最好、最纯粹的女性主义者的意识。”

可最终，这（相互攻击）消耗了我们对体制真正变革的激情，女权主义的立场也有了很多分化。

梅根：有说法称女权主义立场就像“挑战者”（Highlander）——“只有一个能活下来”，这是我多年来嗤之以鼻的想法。比方说，如果我们（女权主义者们）“东奔西跑，用剑砍下对方的脑袋”，我们中有一员成为最完美、最聪慧、最纯粹、最强大的女权主义者，这个她就能改变世界吗？

安迪：回到“只要我们能够让女权主义取悦外部世界，那么我们就真的会有所成就”这个观点。如果那样，所有的精力就会放在美化女权主义上，试图剔除那些不那么纯粹的女权主义表述，并且为女权主义的意义争论不休，因为这意义是那么的主观。

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女权主义这样一个领域中，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事业。那些最需要女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在意谁代表最纯粹的女权主义者立场。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从很多方面看，我承认有大量的草根运动和其他活动对女权主义的定位与发展有大量细致的分析，但它们都被这样的问题彻底淹没了：“碧昂斯在90%的时间里都没穿裤子，她是女权主义者吗？”

这种问题无益于女权主义的宏图大业，却将要掌握最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