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大楼”的口述历史，一份城市历史的集体记忆

2016年5月18日上午，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口述历史项目武康大楼案例发布会在大隐书局召开（编按：武康大楼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842-1858号，始建于1924年，由旅居上海的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当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是武康大楼附楼一楼的最深处，相当于我们所有人现在是钻到了武康大楼的肚皮里。而我们当初想采集的，今天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来听听历经了近百年时光的武康大楼藏在深处的那些故事。

“这只是一个试样，给媒体尝鲜的。”我忍不住给到发布会现场的每一位相熟的武康大楼居民都打了一剂“预防针”。因为我看到了本来就很“克勒”的周炳揆先生一身正式的西装；讲话慢条斯理的童荣生医生坐下来，就一直在抚平她的一头银色短发；非常健谈的画家秦忠明老师全程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就像他接受我们访问时的状态……

2015年6月12日下午，我们和武康大楼的居民代表们第一次正式坐了下来。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我们的采访对象。但当时大家只是围着居委会的一张大桌子，七嘴八舌地讲述着自己知道的武康大楼历史，举荐着自己认为的最能讲清楚武康大楼事情的人。

口述历史项目专家组的牵头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驻会委员、原文新报业集团社长陈保平先生不仅自己记着笔记，还一再关照我，要录音，要好好整理大家的发言。可整理完那天座谈会的纪要，我立刻就“懵”了。居民们讲到的武康大楼历史点滴，与公开的文献材料，或南辕北辙，或缺乏佐证。大家推荐的人选，或早已搬离武康大楼不知所踪，需要派出所出面“查户口”；或算算年纪够享受“敬老卡”最高的那两档。居委会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和我说，岁月不饶人啊，你们动作要快。

我有幸被上海文化圈的两位“陈老师”——陈保平先生和作家陈丹燕女士邀请加入他们的团队，一半原因是因为我曾在陈保平先生执掌的报社当过几年记者。我们当时颇为自豪的一个版面叫“城市地理”，和同事完成了好几个关于“上海西区”（解放前的法租界）城市历史有关的选题，武康大楼都是必须去打卡的地标。另一半原因，我现在还是一本青年文学杂志负责非虚构类创作的编辑。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个花时间，挨家挨户和武康大楼居民聊天的事情。现在，千头万绪，不知如何下手。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口述历史”的难度。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立（人选）标准。前线遇到的难题很快被传到后方。这也是我们这个口述历史项目团队的特色，陈保平先生利用他的人脉为项目配置了一个高规格的智囊团。专家和我们一起研究了采访思路。最后，我们从139户现居武康大楼的居民和大楼日常管理者中，落实了十二位采访对象。

陈保平先生和其他专家认为，武康大楼历史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组成的，我们既要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亲历者，也要兼顾不同身份，有些采访对象是享受了政府福利分配，有些采访对象是特殊历史时期换房子换进来的，还有人是以纯市场化的方式租住到武康大楼。陈丹燕也一再提醒大家，我们要采访居民和建筑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跟建筑的变化和居民个人生活的变化有关联的。

在案例发布会上，陈保平先生说：“走进他们家中，我们听到的可能是温暖的回忆，也可能是一块被揭开的伤疤。”2015年6月16日，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师、画家秦忠明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入户采访对象。秦忠明入住武康大楼是在“文革”年代。起因非常“荒唐”，造反派们为了“镇压”他，让他住到了需要付“贵租金”的武康大楼里。面对公寓套间里的一间偏房。秦老师说，“我只能让女儿睡在衣橱顶上，为她做一个栏杆。太太为了让我白天有地方画画，还要把棕绑床推出去。”

而在我的几次独立采访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和住在“汽车间”唐桂林的对话。“汽车间”是配给大楼住户的三层立体车库，一楼、二楼停车，三楼类似员工宿舍。武康大楼一侧还保留着当年的坡道。解放后，“汽车间”里的汽车没有了，入住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单位的库房。有居民告诉我们，这里存过上海博物馆的“僵尸”（标本）和清朝大炮，开办过托儿所。

现在“汽车间”就是武康大楼的“第三世界”，是居委会管理中颇需要用心的一块，但这恰恰也是武康大楼历史的一部分。唐桂林家三代人，最多有五口人住在19.7平方米的空间里。我们在武康大楼的入户采访一般都配置了两个固定拍摄机位和一个游走拍摄机位，但在唐桂林家，我只能布置一个固定机位。开始采访了，大家都不能走动，不然就穿帮了。

1970年代末，唐桂林哥哥结婚，那时候很多人“婚宴”是在家办的，他们在自己的房间摆了一桌，借邻居家再摆一桌。等到唐桂林自己结婚时，家里也有条件了，可以去襄阳公园对面的天津狗不理包子店摆上十几桌。唐桂林说，“我自己对小时候那段记忆还是非常清晰的，也不会忘记这段记忆，因为儿时的记忆留藏在心底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他的记忆包括“汽车间”里闷热的夏天，过年时邻居家的“热氽鱼”，煤球炉上炒出来的长生果。

武康大楼曾是上海文艺界名士的聚集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武康大楼，住过的房间或转手卖出或留给子女。我们采访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教授，他是著名演员王人美的养孙，从小生长在武康大楼的他与著名艺术家孙道临、王文娟有很长时间的相伴。王勇非常认真地与我们分享了对武康大楼的记忆和见解。

陈保平先生在采访提纲里也设定了一道“必问题”，请采访对象讲讲自己与大楼里文化名人有没有交往，会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有的采访对象与文化名人做了隔壁邻居，彼此照应已是日常，也不乏互为师友的。即使在“文革”年代，大家也会彼此打个招呼。在武康大楼度过童年的林江鸿，回忆了他与孙道临的“交集”。当年，红卫兵常去孙道临家里“溜达”。作为楼里的孩子，他也有了凑热闹的机会。孙道临那时蓄着胡子，推一个破自行车进进出出。电影《南征北战》公映后，楼里的小孩们流行的与孙道临打招呼的方式就是用电影《南征北战》台词，打趣地问一句：“上级的意图是？”

武康大楼居民的口述历史采集持续了一整个夏天。其间，湖南街道还以招投标的方式，找了专业广告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公司老总陆增岩日常工作、生活都在湖南社区，对武康大楼很有感情。武康大楼居委会的柏祖芳书记、湖南街道宣传科的陈枚静，还有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一直相伴我们周围的社区工作人员也经历了忙碌的一个夏天。

没有湖南街道和武康大楼居委会的“外交工作”，我们的采集可能只能去走“熟人路线”。武康大楼的公寓属性注定生活其中的独立性和私密性，这一点在今天时代氛围下格外强烈，很多人并不欢迎“外来”的窥探。直到今天，是否应该开放武康大楼这样的城市历史地标给公众参观，大家意见非常不统一。而在口述历史采集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居民代表们对于保护武康大楼的各种思路，有时候他们会选择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武康大楼的珍惜，比如附楼一楼刚刚生成的“大隐书局”，比如世博会期间对大楼外立面的统一修缮，居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

武康大楼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标志性的变化。我想，我们企图采集的武康大楼的历史不仅要有过去时光的风花雪月，那是大家想象得到的，也必须要有时代变迁留下的斑驳，那是大家想象不到的。

（作者系《萌芽》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