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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后的“新忧虑”:领导调研减少、业务部门称车补不够

查英/决策网
2016-05-23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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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在几乎看不见人的黑色轿车里,一张固定的车牌号就是身份的识别器。 东方IC 资料

年初市里开大会,黄凡开上自己新买不久的白色标致将领导送到会场。领导是副厅级正职,黄凡是领导的秘书。车改后,地市副厅级“相对固定用车”待遇被取消,黄凡的领导在市内的出行不再有公车接送。

散会后,黄凡发现,原来开大会时楼下停车场上是清一色的黑色奥迪或者帕萨特。眼下,楼下却停了五花八门的车,什么样的都有,公交站牌前也站了许多人。

昔日,在几乎看不见人的黑色轿车里,一张固定的车牌号就是身份的识别器。如今,“公车改革稀释了机关干部的优越感,官轿子文化也被打破。”

新的景象悄然发生。多年难解的公车改革,从2015年底开始,自上而下,势如破竹。

买车与学车

车改后不会开车的干部,不在少数,陈广运和林增就在此列。

林增是某省直机关副局长(副厅级),车改之前坐了十几年公车。年过50的林增不会开车,车改后的第一天,没有司机再在楼下等候,不大适应的林增蹭着夫人的车去上班了。林增告诉记者,前不久自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马上准备去学驾照,“新能源汽车环保,在市区内也足够跑啦。”

和林增一样,任职某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的陈广运,同是一位不会开车、年过50的“中老年”。车改之后,上下班及出行变得不便,陈广运想着要去学车。以前陈广运坐在有驾驶员的轿车里,看到路上复杂的车况“心里都怕怕的!”

下定决心学车的陈广运很担心自己能否顺利拿到驾照,尤其看到网上关于“学车不是学出来而是被教练骂出来”这样的讨论时,心里更没底。不久后,在交通局朋友的“关照”下,即便陈广运因为年龄大,反应比同车的年轻人要慢一点,“教练也一直很客气,对他很照顾,留给练车的时间比其他学员稍长一点。”同车的一位学员说。经过几次练车之后,陈广运感觉学车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黄凡的领导在车改后一直步行上下班。遇上天气不好刮风下雨时,黄凡会主动开车将领导先送到家。“下班后领导是否需要送也主要是自己问得多。”黄凡并没有在意绕路的耗油与多花的时间,他更愿意设身处地为领导着想,“尤其单位离家较远、天气恶劣时,出行的确不便。遇到开会较多的领导,有时候同事也会轮流送一下。”

在黄凡的观察里,公车改革是大势所趋,对于被取消固定车辆的人来说,虽然短期内有不适应,但大部分是认可的。“没有车了也不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因为大家都一样了。”

视角下移至基层,某县农委主任李青告诉《决策》:“一年四季,时间不同出行方式不同。春天骑自行车,夏天骑电瓶车,秋冬天开私家车。”据李青观察,在县城机关上班的人,有车一族已经越来越多了。“骑电瓶车上下班的也不少,电瓶车小巧轻便又环保,大街小巷都好走,速度也很快。”

在乡镇上,因为多数时候需要下乡,某乡镇纪委书记高盛告诉记者,开私家车下乡每个月会多出一两百元的油费,“对这一两百元我也无所谓,因为你下乡不开车带人,还怎么领导下面的人干事呢?”副镇长陈华也说:“在基层,乡镇干部还有个职能就是驾驶员,下乡都是开私家车带人。”

车改以来几个月时间里,身兼办公室主任的黄凡,审核通过了40多次用车申请。黄凡介绍说:“从我们单位用车来看,公车改革主要对市内出行影响多一点,公务出差用车影响不大。”

“线上+线下”的新组合

公车改革的路上,没有谁会选择逆行。多数地方都采取公务用车服务平台统一调度、管理的方式,来为公车改革提供后续保障。

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与各地公车服务中心,成为公务出行用车的“线上+线下”组合。整个用车的流程为:用车人提交用车申请——本单位审核——公务用车后台接收订单进行派车——派车信息同时发至申请人与驾驶员的手机。

在公务用车后续保障方面,各地也在摸索中形成新的规则。

朱芸是某市直公车服务中心的调度主管。去年底该市车改后的第一天,朱芸至今印象深刻。“调度中心运行的第一天,电话铃声、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大家手忙脚乱,整个中心都炸开了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领导也在现场指挥应对。此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培训、测试、模拟与规制,当第一天真正到来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整个人特别紧张。”朱芸回忆道。平台申请的第一天,用车申请人遇到各种问题的、担心车子没有预订成功的,都会再打电话来咨询与确认。这天,周芸看了下通话记录:光手机上就有50多条。

一周后,周芸和同事们渐渐把流程理顺,将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应付起来变得得心应手。朱芸笑着说:“事后才发现,熟练之后接订单、调度车辆并不是最难做的环节,更难的则是与用车申请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车辆的维修、保养与事故处理等。”

朱芸介绍,用车高峰期一天的订单有五六十个,淡季时平均每天30单左右。朱芸所在的公车服务中心目前有114辆车,45名驾驶员,车型包括轿车、商务、越野、中巴和大客,这一支公车队伍将为全市70多家单位服务。

在技术的辅助下,公车管理变得智能化。“所有的公务用车都要通过这一平台申请,每台车上都会安装车载终端记录行车轨迹。”朱芸介绍,用车申请人可以在申请中备注需要的车型,也可以自选驾驶员。

“驾驶员的年龄都在30岁至45岁之间,几乎都是车改前服务于各机关单位的驾驶员。有的单位在申请用车时,也会主动申请以前的老驾驶员。”朱芸分析,“申请老驾驶员有很多好处,比如驾驶员比较熟悉用车人的习惯,也会有针对性地做好出行准备。如林业局用车,要上山进乡,哪里能进山哪里要拐弯,老驾驶员一清二楚,而对于没有去过的驾驶员来说,可能连路都摸不清。”  

每天下午三点是朱芸接单的“忙时”,而第二天早上8点则是出车频率最高的时候。在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朱芸也经常会接到表扬电话,“有表扬驾驶员开车平稳的,有表扬驾驶员考虑细致的,也有表扬驾驶员会聊天的,各种表扬的都有。”朱芸笑着说,这也是她和同事们一天轻松开心的时刻,除了工作获得肯定,表扬信还会为驾驶员带来考核加分。

有一件事,让朱芸记忆犹新。“一次一位领导出差去合肥,一路上,这位领导与驾驶员很聊得来,于是返程时特地让办公室主任继续预订这位驾驶员。办公室主任电话里听岔了,以为是说不要这个驾驶员,就重新申请了另一位司机。后来领导收到信息一看不是原先的驾驶员,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主任又打来电话说,很抱歉听错了,还需要上次的那位驾驶员。”朱芸娓娓道来,“此后领导还特意打电话给驾驶员解释这个误会,很关心驾驶员的心情。”

包括这件事在内,朱芸也发现:“公务用车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车改之初,更能理解调度人员和驾驶员的工作,处处很客气也很尊重。”

公车调度平台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用车信息也已形成一个数据库。朱芸从中还得出一些工作技巧。有一次市委组织部组织了一项涉及十多个单位参与的活动,在用车事宜上,组织部的原则是让各单位自行解决用车问题。随后,朱芸的调度平台上接到了超过十多单出发点、出发时间及目的地相同的订单。“我猜测这有可能是一次集体出行,于是找到牵头单位打电话确认。”确定后朱芸与对方协商将十多辆轿车改为一辆大巴车,“对方很满意,说坐一辆车更好,大家相互之间还能聊聊天。”

车改后,如何做到既节约资源又提高效率、如何做好公务用车后续保障成为一项新的重要命题。对于公车服务中心将来是否走市场化道路,朱芸告诉《决策》:“还在待定中,目前我们都属于聘用制。”

“车改后”的新问题

像剥笋一样,公车改革正在一层一层完成。

据了解,安徽省内地市级车改基本完成,部分区县也正在实施。多地的公车改革被当作2016年改革的第一枪在积极推进中,县域车改动员大会则较集中地在3月份前后举行,一位车改领导小组组长曾在动员大会上表态:“公车改革,既要改成,又要改好”。

事实也显示出,车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改与变,往往是复杂与辩证的。

长丰县杜集乡纪委书记朱迎春告诉记者:“以前讲公车,就是三个三分之一,领导办公三分之一,领导家事三分之一,驾驶员三分之一。虽是调侃,但基本就是现状,公私兼顾。”

含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斌锋告诉《决策》:“车改之后,自己感觉非常轻松,没有每天安排车辆、照顾不周的压力;没有经常被要求保养、维修、加油的烦恼;也没有看着浪费心疼却碍于情面、三缄其口的无奈。”

毋庸置疑,车改遏制了公车浪费与公车私用。严管的氛围下,没有人会再去冒公车私用的风险。不过,车改后一些新的忧虑也显现出来。

“从上面下来调研的大幅度减少了。”从省到市县,调研减少的现象无一例外地相同。

林增告诉记者:“调研减少现象虽与用车不是直接关系,但用车是影响因素之一。”林增坦言,“省里改了市里也改了,你到人家那里去,人家也不方便。”

在林增的印象里,以前的调研“客观上存在多和滥,干扰基层、骚扰基层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他同时认为“很多必要的调研也是应该的。现在除了很必须很必要的下去外,更多的是通过文件资料传递信息,包括会议、开视频会,这种方法很便捷,传递意思也很明确。反过来思考,它又是与当面去布置是有差距的。文件资料看得再多,纸上得来终觉浅,跟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是有差距的。”

林增还告诉记者:“你不深入调研,人家给你写上来的东西都是官话成分多。车改之后,重点工作重心任务会选择下去调研,像这样的调研申请用车是有保障的,但保障也是有条件的,另外还需要努力争取。不像从前,想好了问题协调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除此之外,与基层对接密度大的部门干部对公车改革的担忧相对更多一点。“对于开发区和一些业务部门来说,需要经常深入企业,最远的地方有近50公里,坐公交车需要一两个小时,打的需要一百多元,每月车补是远远不够用的。”一位问卷调查对象留言说。

朱迎春透露,一碗水端平很难做到,也存在部门受车改影响工作的。“比如需要上级验收的,上级部门说‘没车,我去不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派车去接一下,因为很多事情是你去找上级部门,而不是他们来找你。”朱迎春坦言,“时间上我们拖不起,一项工作在手上耽误了,项目资金可能就拨不下来。”

车改正在向基层末梢延伸,改革前进中,欣喜与忧虑同在。对于车改中出现的新问题将来如何消解,林增说:“也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文中黄凡、林增、陈广运、李青、朱芸、高盛、陈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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