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阮义忠：如果会让别人不高兴，我宁可不拍

“我不懂英文，我太太英文很好，她一回家我就拿着我想看的书请她帮我翻译，有时候她很累，躺在床上将睡未睡地帮我翻译，我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摄影师阮义忠谈到其作品《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创作时的情况说。

但是阮义忠录完重听的时候觉得只是把录音抄出来非常乏味，于是就写了很多自己的理解，这些“读书笔记”就是这本书的雏形。“当年我还没有戒烟，我是一边拿香烟一边拿笔，我烟瘾最大的时候一天要抽三包，这根烟还没熄掉，我就点上另一根烟，有时候忘了把拿笔的手也放到嘴里要抽。”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细节。

当问到阮义忠夫人袁瑶瑶她是否还记得经她口读出的那些文章时，她说：“那些都是我在半瞌睡状态时下意识翻译出来的，真的记不清了，摄影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的先生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主要是帮他忙。”

5月19日《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再版发布，阮义忠与摄影师刘铮在北京言几又书店展开对谈。

活动中，阮义忠为坐在台下的妻子拍照。

“摄影让我真正体味事情的意义”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中讲到擅长拍犯罪世界的维吉，讲到用很写实的手法拍出超现实风格的比尔·波兰德，讲到总是用温情的眼光看世界的安德拉，也讲到记述下来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的罗曼·瑞斯力克，一共二十位当代摄影师。阮义忠说：“我就想尽量地用这些摄影师们独特的影像语言去描述他们的风格。”

30余年前，痴迷摄影的阮义忠在台湾《幼狮文艺》撰写专栏，每期介绍一位摄影师，后来专栏结集出版，于是有了这本书《二十位人性见证者》。该书1988年在大陆出版，成为一代摄影师了解西方摄影的必读书目。

“书中的这二十位摄影师中我只认识布列松。”阮义忠说，“当年《摄影家杂志》登第一期的时候，还不晓得第二期在哪里，印刷厂装了十本，我太太拿第一期的杂志，当天坐飞机到巴黎去邀稿，通过巴黎的一个摄影师朋友，我太太到了布列松的家。”阮义忠认为书中的每一个摄影师都是他心灵的密友。

刘铮与这本书结缘始于1988年，他调侃，当时大二的他的摄影习作课上所教学的美是柳枝下的湖面，以及湖上的小船与雨伞这样的景色，他也会踩着圆明园的雪去拍日出和日落，去拍摄所有视觉上普遍认为是美的景色。而《二十位人性见证者》给他一种巨大的冲击，“我这才知道原来摄影也可以是这样。”

不同于阮义忠常用人文与温情的语言，刘铮自述，他的作品中“更多是背叛。”他至今很感念阮义忠对于他的赏识以及对他截然不同的摄影理念的包容，刘铮的《三界》第一次大规模地被人看到是在阮义忠的杂志上。他说：“1996年拍大规模的摆拍的人体，当时几乎可以被扫黄的，是非常有风险的。1996年我一个模特一天费用2000元，我一天花1万块钱，那样风险摄影的作品，阮老师是完全理解和包容的。”

阮义忠说：“摄影让我去真正地体味我所要面对的事情的意义。我用镜头对准一个人时就是对他的一种尊重，我要将平凡人的特质强调出来。”而对于刘铮来说，摄影如同一个发泄的渠道：“没有它我将无可想象自己的生活。我的孤独在社会中很难被容忍，我的摄影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我是孤独地存在着”。

“我是活在21世纪的古人”

阮义忠的摄影作品都是黑白的。

他说，写作《二十位人性见证者》时对于摄影师作品的选择，选来选去都觉得是黑白的好一些，黑白的照片能够比较快地达到象征性。

《北港的妈祖信徒》中虔诚的妇人跪地叩首，就照片来看，地面上与妇人的手心上都满是黑色的残渣，如果就照片来看，不太容易看出妇人是跪在一片鞭炮皮中。在专访时，记者提出读者可能会将满地的鞭炮渣看成淤泥，因而会对照片存其他解读时，阮义忠则坚决地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看成别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会有人把它看成别的，鞭炮的形状是可以看出来的，我的照片就是纪实的。”

阮义忠对于黑白照片有种偏执，在采访中可以觉察。早期的拍摄中，选择黑白照片是因为当时胶片与冲印技术的限制，至于是否会以照片中的内容为表象，传达出自己的思考，他回答：“我很小心地处理照片，我就是记录。我也没有传达太多我的想法，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已。”

关于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影像语言的不同，阮义忠说：“彩色更难拍，黑白比较好解决。”从技术操作上看，他认为彩色要克服很多色彩之间不协调的因素，当因素太多，对一个艺术作品的表现内容构成威胁时，就算失败了。

他认为，如果所有的艺术表现只是写实，就好像文章只是交代一件事情，那文字没有人读的，也不会留下特别的印象。不管什么语言，包括讲话，或者是摄影，或者是绘画，都是文学，首先要生动，然后要深刻。少了这两点大家就没有兴趣，也不会关心。

阮义忠说：“从按快门的一刻到一张照片的产生完全靠自己完成，带给我的不只是手工艺的满足，是每次洗照片时都可以回到按快门当下的那种感动，仿佛我又活过一辈子。现在我隔那么多时间看照片，都感到与当年拍照的陌生对象又重逢了，我希望我的摄影还是停留在自己重新放大的黑白。”

“我也会带数码相机记录一下，发发微博，除了这个我还用传统胶片，我是活在21世纪的古人。”阮义忠说。

“我该怎么端起我的相机？”

现场一个女孩在提问时几度哽咽：“我们拍他们，将他们生活的困难当成取材去展览，但是无法帮助他们。摄影师和被摄者关系究竟怎么定位？”

阮义忠认为：“要有同理心不要用自己的喜好来拍照。”他将自己的诸多作品定位为“一种礼赞”，他说：“我从来不会去拍那些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对我来说，摄影是一种肯定，不是一种批判，如果会让别人不高兴，那我宁可不拍。”

他从1974年开始喜欢上摄影，到现在已经有40来年了，“除了我自己的创作之外，我跟完全陌生的乡下平凡的人物，两个陌生的生命撞击擦出了火花，我每张照片都是那个火花的定格，这使我的生命宽度增加了。”

他的图像中，有很多很鲜活可爱的人。有举着大鱼遮住脸的渔民，阮义忠回忆：：“渔民怕自己不上镜，就举起鱼遮挡了一下。”

还有一次，阮义忠看到一位老者在洗澡，觉得很适合拍一张，但是不知怎么开口，想了半天走上前搭讪，大致意思是问老者洗得还好吗，老人一听就热情地邀请他也下来洗澡，阮义忠怕辜负老人的好意和信任，只好也下去洗澡，洗完上岸，阮义忠忍不住拿起相机拍了一张，他正想着怎么跟老者解释，没想到老人却说：“多谢你。”阮义忠说，“他是我一生之师，是他教给我怎么看待摄影、看待对象。”